“那是田保善叫整的，况且这也是规矩呀，新犯人一来，就得给他叠被子，打脸水、挤牙膏、洗衣服，连他妈挠痒痒都得伺候着，这些规矩他倒没敢跟你身上用，他其实也怵你，不然也不会这么凶整。像我，刚来那阵儿这些下贱活儿都干过，我说我服你们还不成吗。我他妈这辈子就没碰上什么好人，我们原来那帮哥们儿也不灵，有钱聚在一块儿，没钱，一哄而散，什么哥们义气呀，连我都是光喊不信，我在那里头就算是老实的了，你在十一广场抓住我那次，才是我第二回偷东西，不像他们，坏都坏出花儿来了。”
“我抓了你，你还恨我吗？”
“原来有点儿，现在不恨了。说实在的，我原来根本就没打算改，砖厂那地方不像机修厂，你想改也没法改。我本来想这辈子还不就这样，等出去了，见着我们那帮哥们儿，好歹也游过自新河了，这资格在他们中间白震，他们顶大也就见识过分局的拘留所。后来你来了，我整你是整你，可心里是佩服你，我以前还从来没有真心佩服过别人，我心里头很想也能做你这么样一个人，犯人是犯人，犯人中也有大丈夫，也有臭大粪，我就是臭大粪，我这还是头一次看不起自己，真是的，活了二十多年了，偷东西、瞎混，欺软怕硬，什么也不会，真活着没劲，还不如死了呢！”
他在杜卫东这番发自肺腑的倾吐面前沉默了，他开始明白周围的这些犯人是不应简单地一律冷眼相对的。他们许多人是可以重新塑造的，杜卫东不是已经感觉到自己过去生活的无味，在开始追求新的人生了吗？他不应该厌恶他、疏远他，这一刻他突然感到自己被赋予了一种责任，那就是要在这些犯人当中起一点儿作用，帮助他们，影响他们，让他们变好！
从那天以后，他们就亲近起来了。他愿意倾听杜卫东的衷曲，也向他敞开自己的心扉。他不由又想起那个仪态威严的老局长和他谈到的改造罪犯的途径问题，他当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那么冒冒失失地反驳了这位公安工作的专家，也许会给这老头儿留下一个没理乱搅的坏印象。那些天他翻来覆去地想了多遍，马局长的道理是对的，强迫劳动的确是促使罪犯转变的第一关，但他还想，除了这一关还需要什么呢？他在公安局七八年，还从来没有学习过一点儿劳改学，他无法从理论上说出改造犯人除了劳动和上政治思想课之外还需要什么，但是这段囚犯生活的切身体会却使他从自己感触最深的那个角度上抽出一个道理来，那就是环境，他觉得把一个罪犯变过来，环境是最重要的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杜卫东难道天生是犯罪的坯子吗？不，是他周围的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的，那帮包围在他身边的“哥们儿”把他熏坏了，使他养成了恶习。而要去掉这身恶习，就不是一言一语、一朝一夕的过程，还得靠环境，靠一个正气旺盛的长期环境。在一个好的集体中生活几年，才会在耳濡目染的演化下成为一个好人。他觉得一个劳改单位改造工作的成效，就看管教人员能否在犯人中建立这样一个环境了。在砖厂，就是再劳动，各种政治教育课上得再多，也不能把人变恶为善。
在和杜卫东的一次次闲谈中，他又发现，没有文化也是造成青年人野性和蒙昧的一条重要原因，杂草只有在荒芜的土地上才能泛滥成势，像杜卫东这些人，脑子里太空了。想到这点，周志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知识领域也是那么窄狭、空泛、肤浅和零碎，由于在监狱这两年没有读过什么书，思维仿佛都已经开始衰退了似的。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坐在杜卫东身边，突然异想天开地对他说：“咱们以后没事的时候，学学文化怎么样？”
“学文化？”仿佛文化这两个字眼很生分似的，杜卫东茫然不解地反问了一句，“学什么？”
“学什么都成啊，语文、历史、数学，脑子里多装点儿东西没坏处。”
“咳，”杜卫东的反应是冷淡的，“咱们这么大个子了，还跟小学生似的，学哪门子语文、算术哇！”
“你那么大个子，你都懂了吗？我考考你怎么样？”
“考什么？你不能太难了。”
“不难，我出一般的题，常识性的，怎么样？”
“常识？行。”
他想了一下，问，“咱们中国最高的山峰叫什么，这是地理常识。”他特别又补白了这么一句。
杜卫东干眨了两下眼睛，半天才犹犹豫豫地答道：“……孙中山。”
“噗！”他差点儿没把饭都喷出来，“孙中山是山哪？不懂别瞎说呀，最高山峰是珠穆朗玛峰嘛。”
“地理咱以前又没学过，”杜卫东分辩着，“你考别的。”
“好，再考你一个历史常识，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都是谁？不过这个太简单了。”
“嘁！”杜卫东一脸不屑，“这我还不知道？”
“是谁？你说呀。”
“蒋，蒋介石呗，对不对？”
“说对一个，宋哪？”
“宋，宋江呗！”
他忍住笑，没打断他。
“孔，孔老二。”杜卫东见他未置然否，便用眼睛探询着他的反应，不放心地问：“对不对？”
“你往下说吧。”
“陈……陈他妈是谁呀？”杜卫东用筷子敲着脑袋，“噢！想起来了，陈伯达！嘿嘿，就是他。蒋宋孔陈嘛。哎，怎么没有林秃子呀？”他真是一点儿也笑不出来了，甚至还想哭，他望着一脸沾沾自喜的杜卫东，觉得很可怜，连他自己，还有许多许多他们的同辈人都非常的可怜。本来，学文化的话他只是随便说说的，没想到这一来他倒真的下了决心。第二天正赶上星期四，也就是犯人的星期天。他跑到供应站去买书，看遍了整个货架子，只有一本《伟大的祖国万紫千红》的小薄本是介绍地理知识的。便买下来。想了半天，又跑去找到比较熟的丁队长，把三张两元面值的钞票交给他，求他在外面书店里给买几本文化书籍，丁队长接过钱，笑着说：“你每月就二十五大毛的零花，买那么多书干吗？”
“没事看看呗，”停了一下他又说：“将来总得出去啊，什么都不会，不是废了自己吗？”
丁队长直点头，“对对，政府倒是也考虑组织你们学学文化，可现在一没教材，二没师资，再加上犯人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差别太大，所以得慢慢来，你要急的话，我就先给你出去买买看。”
书买来了。书在他和杜卫东之间增加了许多共同语言。在杜卫东玩命地往他的小车里装土的那会儿，他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现在竟成了朋友和“同学”。
但是他们之间也吵架，有一次几乎要闹翻了。
事情起因在年初从四车间调来的一个惯窃犯身上。这人偷东西六亲不认在全厂是出了名的，为此已经调换了好几个车间，还加过刑。他一来，同屋的犯人没有不防备他的。不料在元旦第二天，他倒先嚷嚷起来了。
“妈的，谁偷我东西了？手那么不干净！”
大家都觉得新鲜，七嘴八舌地起哄。
“你还丢东西？丢什么了？”
“魂丢了吧？”
“糖！过年发的糖，刚吃几块全没了，妈的，真不是东西，我缝在衣服兜里了还偷！”
一直不吭声的杜卫东站起来，剥开一块糖，大模大样丢进嘴里，又阴阳怪气地从那气咻咻的惯窃犯身边走出门去，嘴里念念有词地哼着“趁他醉得不省人事，我就一不作，二不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