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刑警的人看小偷，眼光是最准不过的。比如在商店，小偷的眼神和正经买东西的人就不一样，不看商品专看人，并且无缘无故地在别人身边乱贴乱挤。他现在看到的这个人，有二十多岁年纪，生得膀大腰圆，不算太灵巧地在一个老头儿身后蹭来蹭去，一看就知道是个没经验的“嫩毛儿”。老头儿呢，一来是上了年纪，感觉不太灵敏，二来全神贯注在诗文上，对身后的把戏一点儿没有察觉。周志明眼睛热辣辣的，一腔子无名火直往心头拱，因为他觉得在这样神圣的场合和气氛中偷东西，就像在纯洁的荷花上拉上一泡屎，把满广场那么多真诚的人心都给玷污了，所以就显得尤其可恶，让人特别的恨。他耐着心等了一会儿，眼看着小偷得了手，挤出人群要溜，便一步上去拦住了他。
“钱包交出来！”他的声音很低、很重，像把全身的力气都压在了唇上。
“什么？”扒手上下打量了一下他，大概是估计着动起武来不是自己的对手，便也压低了嗓门吐出三个字：“找抽哪！”
“我是公安局的，交出来吧。”
他的话还没说完，对方已经一拳打过来，他急忙一蹲从拳下钻过去，那扒手的身体前倾，几乎和他站成齐肩一条线，对付这种小偷流氓，和在仙童山的阵势不一样，他一点儿不发慌，看准是个“后掏裆”的机会，他左脚飞快地跨上一步，一手抓住对方的后脖领，一手抄到他的裆下，一抓一提，把这个比他壮实得多的扒手生生地摔在地上。
他们这一打，把许多人的注意力引过来，几秒钟的工夫就围成了一个人圈儿，那个壮小子从地上爬起来，嘴上蹭了一层灰，周志明叉着手等着他反扑，没料到那家伙却大喊大叫起来：
“公安局抓人啦！”
人们不知就里，全愣在那儿没动，这时候，一个大个子挤进人圈，猛地抓住那扒手的肩膀，粗声喝道：“喊什么！”
周志明心里一喜，大声说了一句：“马三耀，看着他。”自己抽出身去寻那个老头儿，老头儿正好也挤在人群中看热闹呢。
“您的钱包呢，看还在不在？”
老头儿看了他一眼，顿时明白了味儿，手脚慌张地在身上翻找起来，“哎，钱包呢？哎呀，丢了，同志。”
马三耀提着扒手的肩膀，“拿出来！”
钱包还给了老头儿，人们这才散去。他们把小偷送到了广场治安派出所。
“今天这是第二个了，”马三耀往派出所办公室里一坐，吐了口唾沫，说，“头一个是九点钟碰上的，妈的，那小子耍流氓。”
周志明在门外的水管子那儿洗着手，隔着敞开的门，笑着问：“你没抓着个反革命？”
“反革命？反革命该由你们五处抓，咱们刑警队是专跟小偷流氓过不去的。”见周志明洗完手要走，忙又说：“那么积极干什么，坐下歇会儿。”
周志明拧动着表的弦头，“快十二点了，我得回观礼台后院吃午饭去，你们队里食堂不送饭？”
“不送，自己在外面吃，吃完了报误餐呗。”
“我们送，我得走啦。”
他离开派出所，往观礼台后院走来。
陆振羽没有回观礼台后院吃午饭。就在周志明和马三耀押着小偷走进派出所那会儿，他匆匆忙忙离开十一广场，回到处里来了。一进办公室的门，就径直地向屋角那架绿铁皮保险柜奔去。
打开柜门，他从底层的抽屉里取出一只比拳头还小一点儿的密拍照相机，又取出一件深灰的卡布军便服。照相机是固定在一条皮带上的。他脱掉自己的外衣，用皮带把照相机系在肚子上，外面再套上那件灰的卡。披挂完毕，他急急地锁上办公室的门，又奔广场来了。
在组里，大陈的密拍技术是在外线队打的底子，自然十分过硬。周志明参加过局里办的外线技术训练班，密拍的技术也能拿得起来。他现在穿着的这件伪装服就是当初周志明参加训练班那会儿做的，现在穿在他身上，显得有点瘦长。搞密拍，他并不是出自正宗的科班，而是前不久才开始跟大陈和周志明学着搞的，但由于对此道的兴趣很浓，所以虽然只学了几个月，那一套技巧大体上也掌握得差不离了。对于自己的这点儿小聪明，他一向很自矜。没兴趣的事不敢说，但凡是有兴趣的，大概总不至于比一般人入门慢。在他的五个兄弟姐妹中，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出息。在他之前，陆家门里还从来没出过一个大学生。父亲虽然已是副军级，可一个工农干部，就那么个水平，这几年又越发显得老朽昏聩；母亲是家庭妇女，更其没有文化。他心里明白，父亲和母亲之所以在孩子中格外另眼看他，无非是陆家的历史上，只有他这么一个“读书人”，无论跟谁提起来，都是个光彩罢了。
他是个“读书人”，其实一身上下没有一点儿“书卷气”，陆家的习惯，跟书没缘。在上中学的时候，他曾经弄到几本福尔摩斯探案集看过。可以说，福尔摩斯的形象对于他的刺激和引诱，很使他神魂颠倒了一阵。不过福尔摩斯那种神秘而又饶有兴味的故事只能在夜里头，给他增加一些荒诞的梦，他自己就是那些梦的主人公，一个机智的、勇敢的、出神入化的、硬汉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混合体。可是醒来，他还是他，一个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是的小屁孩子。他当然想不到几年以后会被推荐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分配到公安机关，既不是个户籍警察，也不是个交通大岗，好像一切都是天缘凑巧、命中注定，他当上了一名反间谍人员。命运的安排居然没有辜负少年时代的辛苦幻想，他现在应该说是如愿以偿了。是的，他不怎么爱看书，不关心别的问题。比如像十一广场上的事，他就不那么清楚，也没兴趣去搞清楚。可是他爱自己的工作，他一心希望在事业上有点儿成就，也许到四十岁吧，或者不到那么老，就能成为一个全能的、经验丰富的、独当一面的、受人信任和尊重的骨干侦查员，别的事他一概不关心，无论是“三项指示为纲”还是“阶级斗争为纲”他都不关心，处里科里组里摊派的一应杂事，也是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可是一有案子，他就非抢到手不可。上次仙童山的一仗没捞上前敌临阵，后来越想越觉得是个终生的遗憾。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对徐邦呈的逃脱毫无责任干系而产生一点儿庆幸，而是到现在还在心里抱怨没得上这个机会，这种传奇的经历也许一辈子不会再有了。他甚至想，如果当初那个机会落在他的头上，他一定不会辱没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