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读书能够使尼古拉离开周围环境。他喜欢阅读描写英雄和为人类幸福而斗争的书。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艾捷尔·伏尼契的长篇小说《牛虻》。这本书描绘了为自由而斗争的意大利伟大的战士加里波的的故事。
“除了书外，我什么都不喜欢。”后来，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为了读到书，我准备作出一切牺牲。在厨房当‘小帮厨’时，为了让小报童给我搞到杂志和报纸读（利用夜间短暂的休息时间），我宁可把自己的午饭让给他们吃。”
尼古拉的哥哥季米特里·阿列克赛耶夫回忆这段生活的情况时说：
“尼古拉始终怀着强烈的求知欲……但是，上哪儿去弄书呢？尼古拉却找到了书源。每天有十次列车经过舍彼托夫卡车站，其中大部分是军用列车。当士兵们下车后，一旦整队开赴前线，在这些战士中间可以经常看到尼古拉。书引起了他的兴趣——‘有谁会给他呢？’有时有人给他书，有人给了他杂志。就这样，他为自己的‘图书室’搜集了近两百种各种书籍杂志。他把这些书收藏在家里的小阁楼上。他做了几个小书架，把自己这些珍贵的书摆放在书架上，他从军需仓库弄到了一些泡泡纱做了几个书帘，把这些书遮住……他在那里和书度过了不少夜晚……妈妈也被书吸引住了，他常把这些书读给妈妈听……”
从尼古拉的故事中拉娅知道，他所读过的书中的主人公并非经常能吸引他，他常以童贞的想像给作者“纠正”，以主持公道。
若干年之后，1935年10月22日，为祝贺奥斯特洛夫斯基荣获列宁勋章，在索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他回顾过去的经历说：
“有人经常问我是怎样成为作家的。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是怎样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
“……我想向你们谈谈遥远的童年时代。记得那时我正好12岁，我在车站食堂的厨房里当‘小帮厨’，我几乎还是个孩子，我意识到，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沉重劳动压在自己的背上。我费很大的劲才搞到一本书——是法国一个资产阶级作家的小说。在这本书中，我清楚地了解到傲慢任性、胡作非为的伯爵，由于穷极无聊，便想方设法侮辱自己的仆人——出其不意地拧他的鼻子或大声叱骂他，仆人吓得屈膝而跪。我经常把书中的这些情节读给年迈的母亲听。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当伯爵这样凶狠地打自己的仆人的鼻子时，仆人手里的托盘都震掉在地板上，仆人只得屈辱地装出一副笑脸退下去。作者是这样写的，把我气得简直要发疯了，要是我，就得把这家伙痛打一顿。
“真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兰西那种文雅的风度已抛到九霄云外！小说用工人的语言写道：‘当时仆人转身回到自己的伯爵跟前，照伯爵的脸使劲地打，还不是一巴掌，而是两巴掌。因而，把伯爵打得眼睛冒火星……’‘停一下，停一下，’妈妈喊起来，‘什么，打了伯爵的嘴巴，哪有这种事？’热血涌到我的脸上，我说：‘应该这样对付他，该死的下流东西！不准他下次再动手打佣人！’——‘哪里会有这种事情？我就不相信，你把书给我拿来！’妈妈说。‘书上不会有这些的！’我气冲冲地把书扔在地板上，叫道：‘如果书上没有这些话，这本书就算白写了！我要是仆人的话，我就要砸断他的全部肋骨……’
“同志们，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读到这一类故事时，我幻想着有这样一个仆人，他能还伯爵一拳。”
当话题转到尼古拉小时候淘气的一些情况时，奥列加·奥西波芙娜讲得更是别开生面，她的语辞里出现了独特的乌克兰式的幽默。
“你听着，我再给你们讲一出科里亚的拿手好戏吧。他在车站厨房里干活时还露过漂亮的一手。一天晚上下班后，他走进房间，大声地，几乎是在喊叫，给我讲起食堂里发生的一件事。我连忙打断他，要他小声点讲。而他好像故意为难，嗓门愈来愈高，几乎要大叫起来。然后一下跑到入口的门旁，使劲推了一下门，门敞开了。就在这一瞬间，发出了极为凄惨的叫声：‘啊，你这个爱讲故事的家伙，你发疯了！该活活烧死你，该死的东西！’我跑到门口，看到这样一副情景：女邻居站在那里不停地骂着科里亚，她额头上肿起一个大疱。科里亚忙赔不是，咕哝说：‘我真不知道你会站在这里……’
“女邻居只好离去。我指责科里亚，但他对我说：‘没有什么关系，妈妈，我早就发现她在偷听，并透过门缝偷看——她对我们的生活很感兴趣。我就是想教训她一下。’
“第二天早晨，我听到敲门声，我连忙开了门。正是昨天的那个女邻居：‘你家的科里卡在哪里？我要狠狠揍他一顿。’我回答她说，不知道。我说：‘如果您找到他，您就打吧！’而我内心却十分痛苦：要找到他可怎么办呢？他还会闯什么祸呀？我走到院子里，只见那里聚集了一大堆人，他们仰着头在看什么，而且还笑起来。我连忙问道：‘出什么事了？’‘没有什么，你自己看吧！’有人给我指着树上说。树枝上悬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好饶舌的娘儿们，今天等不到新闻。因为那个长舌妇被撞坏了。’——‘这是谁写的？’——‘还有谁？还不是您的科里卡！’——我真有点哭笑不得……
“另外一次，发生了这么回事：有一次科里亚对我说：‘妈妈，我们商量一件事：我第二天该做什么，你头一天晚上就给我交待清楚。我一早就把它做好，以便能够挤出一些空闲时间。’
“我真的这样做了。一大早他就干起活来。当他把活干完后，便高高地爬到树上看书。在那里看书的确谁也不会妨碍他。有一次，我叫他去小铺里买鲱鱼。尼古拉买鱼回来后，我看到他一手抓着鱼尾巴，另一只手十分珍惜地拿着那张包鱼的纸，这张包鱼纸是从一本杂志上撕下来的。他把这张纸补充了他的‘小图书馆’了！”
拉娅从奥列加·奥西波芙娜那里知道了科里亚童年生活的许多故事，了解到他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
“科里亚非常关心和同情别人。”妈妈回忆说，“他总是希望帮助我做些事情。米佳有时也帮助，但是他大部分时间忙于工作。当时我们住在舍彼托夫卡……我们自己有一幢不大的房子，我亲手把房子粉刷一新。刚刚粉刷完还没来得及洗地板，我就病倒了。科里亚下班后就洗起地板来。科里亚还没擦完，米佳也回来了。米佳没有脱鞋子就要进屋，科里亚挡在门口说：‘别进来，等我擦完地板你再进来。’米佳充耳不闻，非要进屋不可。科里亚又重复说：‘别进来，’但米佳置若罔闻，硬走进屋来。科里亚抓起湿淋淋的脏抹布，朝米佳打去。抹布飞起，污水点子溅在四壁上，把我刚刚刷白的墙壁弄脏了。我用被子蒙上头，差点哭起来……科里亚着慌了，向我跑来，吻着我，安慰说：‘好妈妈，亲爱的妈妈，别哭，明天我再刷一遍。’这时，米佳也来安慰我。我可怎么办呢？我得到了安慰。第二天，他们终于履行了自己的诺言：重新粉刷墙壁。‘妈妈，墙壁又刷干净了，而米佳我也给教训了……’”
拉娅还记得奥列加·奥西波芙娜讲的另一个故事，就是记不清是在1926年秋天听到的，还是更晚些。当时，奥列加·奥西波芙娜和他们同住在莫斯科和索契。下面是她讲的故事：
“有一次，我叫科里亚去铁路机车库给米佳送早饭。我嘱咐他哪儿也不要停留。时间过得很快，却不见科里亚的人影。我几次跑到篱栅门外去张望，看他回来没有。我开始心慌意乱起来，因为我知道他是没有时间去绕过整个列车，而是从车厢底下爬过去。这儿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故：列车开动了，而人被压在车轮下。我打算亲自到米佳那里去一趟。刚走上公路，我就看见科里亚走过来了。‘我真要揍他一顿！’我心里想着。他朝我慢慢走了过来，我走过去开始责备他。他劝阻我说：‘好妈妈，不要责难我吧，我不能很快回来，是因为我在回家的路上碰上一个妇女，背着很沉重的东西。她的一个肩上驮着两个装得满满的口袋，一只手还提着篮子，篮子里放着一只母鸡和许多小鸡崽，而另一只手还领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孩子在闹脾气，执拗着不肯走。这位妇女由于筋疲力尽，行走十分困难。他们是急着去赶火车的。正在这时候，好像和她故意为难似的，母鸡挣脱篮子跑了出来，小鸡崽也跟着飞出来，向四处飞跑。难道不应该帮她一下吗？我把小鸡和母鸡一只只抓住放在篮子里，把篮子牢牢捆好。帮她提着两个口袋，一直把她送到车站。’亲吻代替了打骂，我抱住自己的孩子连吻了几次。我是何等高兴啊！他是一个多么善良和同情他人的孩子啊！”
奥列加·奥西波芙娜性情温存，慈祥和蔼，态度严肃认真，不能不令人爱戴。拉娅对她依依不舍。当拉娅离开自己的亲人后，奥列加·奥西波芙娜就和他们住在一起了，她成了拉娅的第二个母亲。
她为自己的小儿子经受了很多苦难。直到她临终前，拉娅一直和她保持着书信往来。她的信使拉娅感到温暖亲切。拉娅收藏了奥列加·奥西波芙娜160封书信。尼古拉去世后，她在给拉娅的第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1937年1月8日。亲爱的拉娅：我没有一点力气对你描绘我的孤寂。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安静的、能够聚精会神地思考一些事情的地方。房子也是空荡荡的……”
就在同年的12月，即奥斯特洛夫斯基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她给拉娅寄来了一首诗《回忆科里亚》。这个文化不高的妇女写诗是为了诉说自己心中隐藏的苦衷。
在严峻的战争年代——1943年，拉娅收到她寄来的一张合影，照片上有奥列加·奥西波芙娜、季米特里·阿列克赛耶维奇、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赛耶夫娜和她的孩子们。奥列加·奥西波芙娜还把拉娅和科里亚的照片贴在这张大照片的左上角。在相片的背面写道：“亲爱的拉尤莎，为博物馆寄上我们的全家合影，我希望在照片上有你和科里亚，如果你认为贴上不太好的话，你可以揭下来。但是，我希望我们都能出现在照片上，同时要写清楚，以便让参观者明白相片里的人都是谁。”
奥斯特洛夫斯基有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世上最可爱的人就是母亲——她的恩情我们永远报答不尽！”
1947年，奥列加·奥西波芙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在索契逝世，终年7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