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次平生印象最深的失眠。1981年，一个与我初次相见的人，言谈中讲到攀枝花。他说那地方十几年前还很荒凉，后来，就像50年代的苏联电影中在荒滩上建设共青城那样，建设起一个钢铁公司。他还讲到其他一些地方。不知为什么，所有的“其他我都没听进去。只有那一句话：在荒滩上建设共青城，把我吸引住了。这是我对攀枝花的全部了解。说走就走，几天后到了攀钢，一问，才知道这个钢铁公司下面有三十二个厂矿，共有四万人！我采访什么？采访谁？我一个厂一个厂去看，轧钢厂、焦化厂……越看越觉得钢铁之庞大和自己之渺小，直至感到自己事实上钢铁化了似的。”
在这个似乎除了山就是矿、除了铁就是钢的地方，人们怎么生活？怎么吃，怎么住，怎么读书，怎么工作，怎么娱乐，怎么求知，怎么牛存，怎么发展？一个最具体、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使人愿意留在攀枝花？那时在攀钢的人，我觉得有两种。一种，是有一一点精神的。这个“一点”，其实很大。大到自己燃烧自己去温暖别人。
另一种，是自己没有办法跳槽的。或许，大多数的攀钢人身上，是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的？然而如何让他们获得人所应有的一切、发挥各自的潜能呢？
尤其是那些炼钢工人，要在二百多度的钢锭模盘上砌砖。挨着自己身上的被模盘烤得发烫的帆布裤，就像被电烙铁烙了一下似的。干完活，帆布裤上就有一层厚厚的汗碱。脱下帆布裤往地上一戳，裤子硬邦邦地就自个儿“站”在地上了！
炼钢工人中，有一个叫杨永政的，砌了一万零四百多盘砖，没有漏过一次钢水。漏掉的，是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二十七岁的人，看上去像三十多岁，而且有关节炎等病。他的二十出头的妻子，天天要翻过一个山头去上班。摸黑翻山不安全，杨永政默默地护送自己的妻子。所以说“默默”，是因为他说什么也不肯向组织上提出自己的困难。如果把他的妻子调到一个离家近的食堂工作，妻子就可以有点时间照顾杨永政的饮食起居。杨永政就不用在上班之前或下班之后翻山越岭地护送妻子。布娃娃似的妻子，流着晶莹的眼泪。可是杨永政说，我工作了十年都没向领导提过要求，你才工作了多少时间就要给领导出难题？
不，我想，为什么先进工作者都得超负荷又超负荷地工作？为什么非得每天百分之一百几十地用去自己的精力然后到家只能蒙头人睡？为什么他们就得累病？为什么他们就得无休止地拖累家人？譬如杨永政，这个十年坚持在炼钢炉旁的先进工作者，正因为他是先进，难道他不更应该得到公司的关照吗？当然，公司不可能熟知四万职工每个人的具体状况。那么，我写信。我向公司反映情况。
“布娃娃”调到了家门口的食堂工作。
四万人的攀钢，一个人一本账，一个家庭一台戏，压在当时的副经理赵忠玉的身上。赵忠玉分管票子、房子、儿子等等。或者说，分管人。人的欲望曾经被塞进一只瓶子似地密封了起来。到80年代初，瓶口开始启封，积压多年的欲望冲天而起，蘑菇云似的扩散开来，浸进了赵忠玉的家里。赵忠玉一进家门，来人和电话就开始“狂轰滥炸”。他儿子正在看电视《加里森敢死队》，敢死队正要听加里森发布命令，电话铃响了。敢死队就听不到加里森的声音，光听赵忠玉说话了。他儿子气得差点没钻进电视机里跟着敢死队走了。
赵忠玉把攀钢的下一代，称为“大侄子们”。第一代攀钢人，已经作出了牺牲。要让“大侄子们”有书读、有文化、出大学生、出人才。攀枝花钢铁公司啊，钢一样沉重的压力：攀枝花一样火热绚烂的精神。
这一切，交叉在我的脑子里。我失眠了。我从来是放下笔就睡着的人。但是在攀钢，我写完第一篇报告文学后，几近通宵失眠。怎么办？我觉得第二夜恐怕还会这么失眠。大概我从来没有失眠的经验，所以想不到其实可以去弄两片安眠药来的。我下山买了瓶葡萄酒。第二夜躺下前，一口气喝下三分之一瓶酒。于是闭上眼睛，等待醉酒。然而脑子清醒得像电脑显示屏似的，几乎能把我的文章从头到尾显示出来。于是我坐起喝下第二份三分之一的酒。
依然全无醉意。干脆再喝尽最后那三分之一瓶的酒，终于也未能领略醉酒之乐趣。
这是一种高压下的失眠。我此行本来只是要采写一篇报告文学。但是，文章写完后不是轻松，而是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压迫感所困扰。攀钢太丰富了。攀钢是一个社会，是一部历史，是人的资源的矿藏，是人的力量的群山。我实在写不出攀钢。于是我采写了第二篇报告文学，又采写了第三篇报告文学。五十四天过去了，我不能不告别攀钢，带着深深的遗憾。
八年过去了。这次在《冶金报》举办的1989年的征文中，惊喜地读到了一篇写攀枝花钢铁公司的报告文学《人与钢》。文章主角是赵忠玉。1982年，攀钢原经理黎明调往冶金部后，赵忠玉任经理。我读《人与钢》，如同又听到赵忠玉那带常州口音的南腔北调，又看到他在大会讲话时，全场职工的脖子好像同时按了一下键扭似的，都被拔出一截。继而便是相声节目也难取得的强烈的“剧场效果”。我读《人与钢》，从1989年的赵忠玉，看到了1981年的赵忠玉，又跟着赵忠玉从1981年走到1989年。攀钢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职工家庭代买了彩电、冰箱，配置了写字桌、书柜、热水器、煤气灶等。单身宿舍实现了旅馆化服务。这真是太好了！我记得我1981年去攀钢时，攀钢没有像样的招待所。我住进一间有四张双。
层床的屋子。公司为了给我创造与人谈话的条件，当场搬走了三张双层床，搬进几只藤椅。我记得这间屋子的收费，好像是一元钱一天。
哪有彩电、热水器？如今赵忠玉要求生活公司让职工们一年四季都能吃上西瓜。我记得我那时，想买点吃的以备晚间饿时好抵挡一阵。但是在小商店的糕点柜台上看来看去，印象最深的是苍蝇。终于什么也不买，只买些香蕉晚上充饥。好在亚热带香蕉多。
赵忠玉对我说过：“攀钢将来还指望这些大侄子呢！”1985年以来，攀钢高考升学率达百分之二十。1987年，攀钢花钱送出去的委托培养学生就有四百九十八人。攀钢技校的设备和教学质量，在全国冶金系统堪称一流。1986年、1987年，不少大学生要求到攀钢来工作。攀钢开始了人才进大于出的局面。《人与钢》写到攀钢为招聘来的教师们安排了新房，一位落魄多年的教师拉着赵忠玉的手呜咽：“我只有一个请求，死了埋在攀枝花！”读到这里，我竟与这位教师一起泪水哗哗的……1981年我去攀钢，首先激起我创作激情的，是很有大将风度的“好一个黎明”！第二篇报告文学，专写赵忠玉。题目叫：《得人心者》。今天我读别人写攀钢、写赵忠玉的文章，仍禁不住叹日：得人心者，得天下也。啊，又见攀钢，又见攀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