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前我在攀钢采访过炼钢工人杨永政。那时我打听他住哪儿，人家说他家在一个什么坡下，门前有一只大鸡笼子。终于找到大鸡笼子后边的他的家。狭小的平房里，他的妻子在一地的锅盆间忙碌。惟一最好的东西是一台黑白小电视机。这次找到他的新居，一看，这里集当今中国式现代化“元素”之大成：平面直角大彩电、双门冰箱、落地电扇、音响、洗衣机等。上次二十七岁的他看上去像三十七岁，这次三十七岁的他看上去还是三十七岁。我真为他高兴。他滔滔讲及他这个劳模外出介绍经验，出差多，贴钱多。
尤其是他一走，定员八人的活只有七个人干了。他自己外出受累花钱不要紧，想到让七个人干八个人的活，太不好受。我简直不知道眼前这个杨永政是怎么从九年前那个杨永政变过来的。那时我找他，他几乎一句话也说不出。如今十年改革开放，他的嘴也开放了。那时他家确有困难。我叫他提，他震惊了，半天不作声地蹦出一句：我是劳模，我从来不提个人的事。这是我惟记得的他说的一句话了。而这次，他的自我束缚少了。他懂得自己的利益了。这是他对自我的一种确认。
赵忠玉说，有了十年改革，老百姓才有了信心。如今职工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强了。过去谈话你讲他听。现在都要问个为什么。
过去发三元、五元奖金职工积极性很高，现在做工作成本越来越高。过去经理找工人谈话，工人简直难以忘怀。如今经理找工人聊聊，工人说不愿到你办公室聊，否则觉得你居高临下。也不愿到小会议室，因为平时不去的，会有压抑感。然后拍着赵忠玉的肩：“老板儿，老板儿。”有个职工走进经理室把赵忠玉一顿训后掉屁股走了，连这位仁兄是谁也不知道。也有后半夜打电话给赵忠玉发脾气的，说他家闭路电视效果不好了，你管不管。赵忠玉说第一，你打电话给我，说明你心里有我这个经理，我感谢你。第二，你相信我能把闭路电视修好，也感谢你。第三，我是抓闭路电视影响攀钢的利润，还是抓攀钢的生产好？你看我抓哪个好？闭路电视爱好者说，你还是抓生产好。赵忠玉说，好，那我这就抓生产。效益上不去，如何能提高职工对物价改革的承受力？如何能消化企业面对的越来越多的涨价因素？如何能面对职工抛来的种种问号？赵经理，你们60年代不是讲过台湾在国民党统治下水深火热吗？讲过。你们现在又讲过什么亚洲几条小龙？讲过。那么经理，为什么他们的经济能发展这么快？赵忠玉对他讲应该如何历史地、全面地来看这个问题。然后说，不过你的话对我有启发。工人问有什么启发。赵忠玉说你的话刺激我一定要抓好生产，一定要发展生产力。
企业是什么？企业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需要有健全的机制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赵忠玉说，企业好比一辆汽车，经理、厂长是驾驶员。油加足了，检查好了，要开就开，要煞就煞，这叫企业机制。中国企业汽车的发动机不大灵，煞车相当灵。希望婆婆帮助把路修平，搞好道路环境。二期工程负债建设风险很大。平均贷款利率高于投资利润率，等于鞭打快牛。这样，谁小干谁就小难，谁大干谁就大难。攀钢如果不上“二期”，本来过得很不错。“二期”的效益要到“九五”期间才看得出。如今边借债，边建设，边还债，资金不到位时，完不成任务刺激神经时，想想还是糊涂一点好。否则想多了，跳金沙江了。不过天塌不下来，精神不能垮。经理需要有个好的形象。不怨天，不怨地，没神仙，没上帝。人生一辈子，有事业干就是最充实的。给江青判的刑，无非是使她失去劳动的权利。人只有不能劳动的时候，才会想到劳动还是一种权利。如果自己不劳动，不等于给自己判死刑吗？今年4月在北京召开给十个全国优秀企业和二十名全国优秀企业家颁奖大会。赵忠玉抱回授予他这个优秀企业家的金球奖。从他投入工作就从来没有想到还有金球奖一说。他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也不会留什么遗产给孩子--孩子若不如他，社会还有什么前途？赵忠玉从小在常州农村，家里种地、养猪。每到年底杀猪，除了过年吃，剩下腌好，吃到八月中秋。再到年底再杀一头猪。他见惯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小农经济似的管理思想，他觉得他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与小生产思想搏斗。
想到攀钢的企业精神，赵忠玉跑了全国很多地方，总觉得攀‘钢这支队伍是最好的、最有创造力的，也最能激发他的创造力。当然骨干们再好也有缺点。
赵忠玉说我们很大的阻力是怎样评价人，怎样对待有争议的人。往往扼杀一个人如同扼杀一只蚂蚁，起用一个人才却要冒诸如“网罗”“营私”一类的风险。争议的焦点在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觉得要从一大堆人里找一个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而他觉得要从一大堆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里找一个能胜任业务的。首先要相信大家都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然后看谁能干好工作。否则，好像工作谁都能干，只看谁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赵忠玉一再庆幸的是自己在攀钢前后碰上了三个好书记。有什么样的职工就有什么样的领导，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职工。攀钢上上下下一大批骨干，简直搞不清是谁感染了谁，谁更有胆魄，谁更精彩，谁更有创造力，谁更有牺牲精神。
譬如那位高头大马的周福和，不喝汤，不吃稀饭，只吃干的，人往那儿一坐都透着一股虎气加“霸气”的劲儿。然而周福和说，李惠田更“霸”。当年李惠田当机修厂厂长的时候，周福和当科长，经常连夜给他赶材料。那时让干通宵就干通宵，说明天交就决不敢拖到后天。他年轻轻的就得了视网膜炎了。我于是又想起李惠田在舞厅里耸着肩，两只胳膊肘拄在桌上，双手交叉着；任夹着的烟慢慢燃烧。他微笑着，为别人的幸福而幸福着。但他那昂着的倔强的头，那坚实的肩，那宽厚的背，那半天支着不动的着力的臂，给我一种超级男子汉的感觉。如今李惠田手下的小谢，也是经常十天半月回不了家。我说小谢，你家距办公处才几步之遥，而且你妻子快生了啊！小谢说习惯了，觉得工作就应该这样的。
栗素娟带我参观附属企业公司的向阳酒家时，指着一一个人说：那不是林健椿吗。我九年前到攀钢轨梁时和这位高工交谈过。一顶安全帽，一身工作服，一双大头鞋。他至今还是天天在机器房。他设计的310字钢等四个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当310Z字钢终于胜利轧出的时候，他一人躲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掏出妻的照片流泪。妻子病危的电报他已经藏起了一叠……我这次看见他竟然不认得他了。因为我记忆中的他是与安全帽、工作服和大头鞋连在一起的。居然他今天穿着白衬衫。原来他今天乔迁新居，请一桌酒酬谢帮忙搬家的朋友们。是了，我听人说过，林健椿已三次乔迁。公司盖起最好的房子，就叫他住。后来，义盖起最好的，又叫他住。再后来，又盖起最好的。赵忠玉说话，林健椿是最有资格住的。我与他握手，祝贺他乔迁之喜。一张并不年轻然而清纯内秀的脸。一双体力劳动者才有的粗糙而很有握力的手。
攀钢人是有个性的。攀钢是有个性的。攀钢地处群山之中，十几万职工家属不可能都有机会出去看看现代化。赵忠玉觉得心理不平衡。他说老百姓不是希望干部们不吃不穿，是希望干部们领导大家吃得更好，穿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干脆把现代化先搬一个来让大家看看。要盖房就盖一个好的。否则，盖上一大溜鸡窝，鸡窝加鸡窝还是鸡窝。要不就不干。要干，就干一个现代化的。攀钢在一个山头上盖起了南山宾馆。宾馆前的喷水池有六十多种花样，每二十秒钟变换一次。如果认为修建南山宾馆就是“修”了，中国还怎么前进？攀钢还怎么有吸引力？1986年元旦南山宾馆开业那天，公司请三百名三好学生和优秀教师代表来宾馆做客。孩子们唱得多好：我是攀钢好娃娃，长大建设攀枝花。
告别攀钢九年，我看到的惟一没变的是公司办公楼。老在变化着的是南山宾馆的宾客。1989年11月14日，首届钒钛磁铁矿开发利用国际学术会议在南山宾馆举行。一百多名代表分别来自苏联、澳大利亚、西德、美国、南非、日本和东道主我国。六种语言的同步译声机使攀钢的工程技术人员切实地感到地球在变小，感到在攀钢开国际学术会议也是走向世界的一种方式。会议对攀钢的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等技术表示赞许，确认攀钢含钒钢轨研究已走在前沿。然而更使我深思的是，1989年酷夏以后，有些预定在我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或友好往来一度中止了。而攀钢南山宾馆这个会议是1989年酷夏以来我国第一个如期召开的国际性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