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王曾哭哭啼啼地向丁谓说：“我有一件家事不好办，很伤心。”丁谓关心地问他啥事为难。他撒谎说：“我从小失去父母，全靠姐姐抚养，得以长大成人，恩情有如父母。老姐姐年已八十，只有一个独生子，在部队里当兵。身体弱，受不了当兵的苦，被军校打过好几次屁股。姐姐多次向我哭泣，求我设法免除外甥的兵役……”丁谓说：“这事很容易办吧！你朝会后单独向皇上奏明，只要皇上一点头，不就成了？”王曾说：“我身居执政大臣之位，怎敢为私事去麻烦皇上呢？”丁谓笑着说：“你别书生气了，这有什么不可以的！”王曾装做犹豫不决的样子走了。过了几天，丁谓见到王曾，问他为什么不向皇上求情。王曾嗫嚅地说，“我不便为个外甥的小事而擅自留身……”丁谓爽快地回答他：“没关系，你可以留身。”王曾听了，非常感激，而且还滴了几点眼泪。可是几次朝会散后，仍不曾看到王曾留身求情。丁谓又问王曾：“你外甥的问题解决了吗？”王曾摇摇头，装做很难过的样子：“姐姐总向我唠叨没完没了的。我也不好受。”说着说着，又要哭了。丁谓这时不知是真起了同情心，还是想借此施恩，表示对王曾的关心，竟一再动员王曾明天朝会后独自留身，向皇上奏明外甥的困难，请求皇上格外施恩，免除外甥的兵役。他还埋怨王曾太迂气，太不关心年老的姐姐。王曾迟疑了一阵，总算打起精神，答应明天面圣。
第二天大清早，文武百官朝见仁宗和刘太后以后，各自打马回家，只有副宰相王曾请求留身，单独向皇上奏事。宰相丁谓当即批准他的请求，把他带到太后和仁宗面前，自己退了下去。但是他还是不太放心，便守在阁门外不走，想打听王曾究竟向皇上讲了一些什么话。
王曾一见太后和仁宗，便充分揭发丁谓的种种罪恶，力言丁谓为人“阴谋诡诈，多智数，变乱在顷刻。太后，陛下若不亟行，不唯臣身粉，恐社稷危矣。”一边说，一边从衣袖里拿出一大叠书面材料，都是丁谓的罪证，王曾早就准备好了的，今天一件件当面呈给刘太后和宋仁宗。太后和仁宗听了王曾的揭发，大吃一惊。刘太后心想：“我对丁谓这么好，丁谓反要算计我，忘恩负义的贼子，太可恨了！”她气得三焦冒火，五内生烟，下决心要除掉丁谓。至于仁宗呢？他早就忌恨丁谓专权跋扈，只是丁谓深得太后的宠信，使他投鼠忌器，不敢出手。而且自己被丁谓隔绝，没法了解朝中的情况，不摸王曾等人的底，感到孤立无援。今天和王曾沟通了思想，又得到太后的支持，自然更不会手软。
王曾在太后和仁宗面前谈了一个上午，直谈到吃午饭的时候还没完。丁谓等在阁门外，见王曾很久不出来，揣知王曾绝不是谈什么外甥服兵役的问题，一定是谈军国大政。他作贼心虚，急得顿足揪耳朵，一个劲地自怨自艾：“上当了！”“太晚了！”“来不及了！”当王曾来到阁门外遇见丁谓时，丁谓恶狠狠地瞪了王曾一眼，王曾向他拱手致意，他不睬不理，怒气冲冲地走了。但丁谓已没法逃脱远配崖州的厄运。
人们称赞王曾的权术远在丁谓之上。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很多君子败于小人之手，都是因为不会或不屑于使用小人手段。而小人不存在道德负担，所以不择手段，常常大获全胜。这是君子要吸取的教训。对付小人，不妨以小人手段还治其身。
徐阶入阁当上大学士时，正是一代权相严嵩气焰最嚣张的时期。明朝实行内阁大学士制度，内阁大学士相当于以前朝代的宰相，只不过没有宰相的名称而己。明朝制度规定：内阁必须同时有几名大学士共同辅政，以防有人专权。所以严嵩虽然势倾朝野，却也不能一个人独占内阁。
徐阶也和嘉靖王朝的其他宰相们一样，是因为善于撰写明世宗斋醮所需要的“青词”才得以入阁拜相，却没有重蹈以前那些宰相们的覆辙，既不标新立异，也不和严嵩发生正面冲突，在政务上保持沉默跟随的态度，让严嵩感到没有威胁。而在青词的撰写上精益求精，来迎合明世宗的欢心，偶尔也会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既不会让严嵩起太大的戒心，又向明世宗表明：自己和严嵩并非沆瀣一气，因为臣下结党营私同样是明世宗的大忌。
徐阶以勤勉谨慎赢得了明世宗的信任，严嵩对他也很满意。这一年世宗所居的西内万寿宫发生大火，世宗想要重修万寿宫，询问严嵩，严嵩一时失察，没有揣摩透世宗的真实意图，感到重建宫殿缺乏木材，时间也太紧，便请世宗暂时迁到南城离宫。殊不知恰好触中世宗的忌讳，南城离宫乃是明英宗当太上皇时所居住的。世宗心内恼火，便转问徐阶，徐阶力赞世宗重修，用当年修三大殿剩余的木材，责成工部，可计日功成。明世宗大为满意，便让徐阶的儿子督建万寿宫，仅用三个多月时间便重建完成。
因此一事，明世宗觉得徐阶比严嵩更为称职，对严嵩则觉得不太满意。严嵩当时年已八十多岁，世宗认为他太老了，不过也还无意黜退他。
严嵩专权日久，宫内的宦官和方术道士们对他也嫉妒在心，观察到世宗对严嵩的宠爱已逐渐倾移到徐阶身上，便想趁机扳倒严嵩，只是没找到突破口。御史邹应龙避雨时误入一宦官家，了解到这一情况，觉得这是扳倒严嵩的最好时机，不过他没敢贸然行事，便向徐阶请教。徐阶告诉他，要想除去严嵩，不能直攻严嵩，因为严嵩作恶多端，都是巧借皇上之手做的，攻严嵩极易牵连到皇上，皇上自负英明，死不肯认错，以前攻击严嵩的大臣无不获罪，诛死者连连，便是为此。所以要想攻击严嵩，得从他的儿子严世蕃入手。
邹应龙得到徐阶面授机宜，回去后揣摩一夜，于第二天早晨上疏弹劾严世蕃，指出他贪财揽贿，贿赂公行，居母丧纵酒荒淫几大罪。嫉恨严嵩的宦官把这封谏章直接送到明世宗案上，明世宗看过后心有所动，恰好请道士蓝道行为他扶乩降仙，蓝道行已得宦官们请托，从中大做文章。
世宗心有所思，便问请来的乩仙，辅臣是否贤良。乩仙降辞说：“辅臣严嵩专权揽贿，实属大奸大恶。”世宗大惊问道：“既然如此，上仙何不诛之？”乩仙说：“留待陛下诛之。”
世宗笃信道教，对乩仙的话信之不疑，便决意罢免严嵩，他把严世蕃发配到雷州，勒令严嵩退休。专权二十年，祸通天下，大臣们屡攻不能克的奸相严嵩，便被徐阶巧妙地除掉。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严嵩虽去，却并没有治罪。世宗虽因严世蕃的罪恶罢免了严嵩，却顾念他侍奉自己二十年，赞修玄功的功劳不小，依然对他很怀念。后来蓝运行借扶乩暗做手脚的事败露，世宗大怒，立斩蓝道行，并迁怒邹应龙，斥之为“丑类”。若非徐阶保护，邹应龙的结局也不会很妙。世宗越发有意召回严嵩，徐阶也暗暗自危。
徐阶知道不能坐以待毙，便派御史林润巡视福建。严世蕃虽被流放，却根本不赴戍所，反而在江西老家大兴土木，林润便上章弹劾严世蕃不但毫无悔过之心，反而心怀怨怼，蓄养壮士，勾结山中盗贼，并且暗通侯寇，有负险谋反之意。世宗看罢大怒，立命林润将严世蕃捉拿进京拷问。
林润和大理寺的官员审讯严世蕃后，把他的罪状罗列无遗，严世蕃在狱中却笑着对同党说：“别怕，皇上看过后就会放了我们。”别人都不知何意。
徐阶看过狱词后，对大理寺的官员说：“你们这是要严公子活吗？”大理寺的官员说：“一定要让他死，怎会让他活？”
徐阶说：“这些罪都是严嵩父子巧借皇上之手做的。你们把这些列为罪状，死的是你们，严公子明天就骑着马出城门去了。”大理寺的官员惶恐请教，徐阶拿起笔，亲手删削，只坐实严世蕃勾结侯寇，图谋造反一事。严世蕃听说后，惊诧道：“死了，死了。”世宗看过狱词后，果然大怒，将严世蕃斩首，家产抄没充公。曾聚财无数的严嵩最后竟饿死在别人的坟墓旁。
明世宗是昏庸帝王中较为特殊的一个，他虽然信奉道教，极少上朝，却从未放弃手中的权力。而在明朝历史上几乎贯穿始终的宦官乱政，锦衣卫和东厂肆虐的现象只有在嘉靖年间绝迹。然而重用严嵩，二十年信任不疑，同样祸遍天下，天怒人怨，而明朝由强盛转为衰弱，嘉靖年间是很明显的分界线。《明史》称世宗是“中才之主”，也有一定的道理。
徐阶夹在世宗和严嵩两个同样多疑的人中间，日子自然不好过，既要让皇上满意，又要让严嵩能够容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至少徐阶以前的大学士们无人能做到，只有徐阶做到了。
借重修宫殿一事夺取世宗对严嵩的宠眷，攻严世蕃而不攻严嵩，放弃严氏父子的现成累累之罪恶，单单坐实严世蕃根本没有的“谋反”大罪，置严氏父子于死地，这些都显示出徐阶在官场上的超人的智慧。
很多君子败于小人之手，都是因为不会或屑于使用其人之道。而小人不存在道德负担，所以不择手段，常常大获全胜。这是君子要汲取的教训。对付小人，不妨以小人手段还治其身。
反戈一击的温体仁
温体仁为了讨好皇上获取自己的利益而不惜与大多数人为敌。他善于揣摩君主的意图，站在皇帝的一边假装受害者，让皇帝认为他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君主才受害，成为众矢之的的，从而博得君主的好感，达到自己升迁的目的。
崇祯皇帝即位后，便大刀阔斧铲除熹宗时的宠臣，他挖掉了以奸宦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连坐者不下百余人，为肃清魏忠贤的余毒，崇祯帝下大决心更换朝廷官员，一时间罢免了大批官员，造成朝官严重缺员。在补充朝官的过程中，有些阴谋家、野心家乘机钻营，争权夺势，抢占高位，结果，崇祯朝廷仍旧重蹈复辙，朝中大权仍被少数奸臣把握；权贵们依旧结党营私，干着祸国殃民的勾当。
明朝内阁体制限定六名成员，称作首辅、次辅、群辅。为了补充内阁成员，崇祯依照祖宗法规，先由九卿共同提名，选出六名以上候选人，再由崇桢帝亲自抽签决定，前一道程序叫做会推，后一道程序叫做枚卜。阁臣名单刚刚确定，诏命尚未颁布，朝臣中已是议论纷纷了，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关系，朝臣们几乎人人尽知内阁成员选举结果。
礼部侍郎温体仁，由于资历、名望不够，不在会推名单之上，他又气又妒，两只眼睛都红了。温体仁进士出身，为人圆滑、城府深、老谋深算，尤其善于窥测政治风向。所以，神宗、光宗、熹宗三朝为官，宦海浮沉三十年，一直左右逢源，官运亨通。魏忠贤当权时他不吃亏，魏忠贤垮台后他没倒霉，真可谓混世有术，八面玲珑。魏忠贤被除，朝中大权又鹿在中原，温体仁认为时机已到，跃跃欲试，想加紧实现其窃取权柄野心的步伐。不料，此次入阁无望，温体仁岂肯善罢甘休，他盘算了一下，就去找礼部尚书周延儒。周延儒也是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靠着玩弄权术、大耍两面派手段深得崇桢信任，在皇上面前也算是个红人，但此次会推也未被提名，心中愤愤不平。温、周二人“同病相怜”一拍即合，私下里共商阴谋，要合谋推翻内阁选举结果，否定会推名单，排斥重臣，从而挤入内阁。
他们先做好幕后工作，在朝臣中拉拢亲信，散布流言，不惜重金收买宦官作为内奸。他们选中名列会推名单之首的钱谦益作为突破口，吹毛求疵，大搞他的材料。由温体仁首先发难，向崇祯呈交了所谓的“神奸结党”疏。疏中恶语攻击钱谦益，翻出陈年旧账，借题发挥，专拣崇祯帝深恶痛绝的罪名扣在钱谦益头上。
在熹宗天启二年，钱谦益受命主试浙江，考试后录取嘉禾才子钱千秋为省试第一名。后来发现钱千秋的作文试卷中引用了一句俚俗诗：一朝平步上青天，不想这句诗触动了当权者的忌讳，便妄加罪名，取消了钱千秋的会试资格，并遣戍边地。钱谦益也因此受到牵连，先是被罚了俸禄，后被削职为民，遣回原籍。这已是六七年前的旧事了，况且钱谦益早已被召回朝廷，官复原职，取得了熹宗的原谅。
温体仁在奏章中不仅旧案重提，而且诬以结交党朋、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包藏祸心等不实之罪。这几种罪名都是崇祯帝平生最憎恨的，看毕奏章，崇祯勃然大怒。
第二天朝会时候，文华殿内庄严肃穆，文武大臣分立两侧，年轻的皇帝朱由检高高在上，龙颜含威，巡视着朝堂上的每个人。崇祯虽是明朝的末代皇帝，但他自登基以来就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一心振兴江山社稷。他以唐宗宋祖要求自己，勤政节俭，事事亲躬，但是，崇祯身处末世，朱家王朝如日落西山，人力难回；另一方面，崇祯刚愎自用、喜怒无常，多疑孤僻，且又主观急躁，处理朝政往往失于明察。此时，崇祯的脸色阴沉沉的，他看了一眼钱谦益，见他面带春风，眉挑得意，心中一阵厌恶，随即命侍臣传令，让钱谦益与温体仁当廷对质。
这真如晴空霹雳，击得钱谦益措手不及，原以为此次会推内阁，自己手拿把掐的，不成想遭人暗算了。温体仁早就深思熟虑、成竹在胸，毫不犹豫地站出朝班，言辞咄咄，气势逼人，不慌不忙地逼问钱谦益；相形之下，钱谦益毫无思想准备，十分被动，更显得理屈词穷。
对温体仁的突然发难，朝臣们感到气愤不平，纷纷出班为钱谦益打抱不平，指责温体仁居心不良，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地争辩。温体仁见自己反成了众矢之的，便向崇祯搬弄是非说：“臣此次会推不与，本应避嫌不语，但选举阁臣事关宗社安危，钱谦益结党受贿，举朝无一人敢言，臣不忍见圣上遭受蒙蔽、孤立无援，才不得不说。”
温体仁危言耸听，却字字落在崇祯的痛处，他最恨大臣结党营私、腐败受贿；他又最怕大臣们蒙蔽欺骗他，所以，崇祯认定温体仁忠心耿耿，对钱谦益更恨一层。
崇祯自作圣明，不肯偏听偏信温体仁的一面之词，便问大臣们钱谦益可有结党受贿之事。周延儒抢前一步回答说确有此事，并添油加醋渲染一番。大学士钱龙锡、吏科给事中章允儒等人站出来为钱谦益申辩，并指出温体仁觊觎入阁，才如此刁难别人。温体仁冷笑着挑拨说：“皇上让臣与钱谦益当廷对质，却有这许多人替他狡辩，足见钱谦益一向交结私党。乞望皇上明察。”多疑的崇祯果然被激怒了，严词斥责了钱龙锡等人，并诏令将章允儒等人降职处治，钱谦益也被罢了官，遣送回籍听候发落。
通过这次阴谋事件，温体仁和周延儒获得了崇祯的好感，为他们进一步窃取权柄打下了基础。
钱谦益事件过去后，朝中大臣余愤未平，有几人交相上疏参劾温体仁。御史毛九华揭发温体仁：居家时倚势压人，强买商人木材，此事败露后，又贿赂阉党崔呈秀为其解脱罪责，得以免究；杭州魏忠贤祠堂落成，温体仁大献媚诗，为奸贼魏忠贤歌功颂德。御史任赞化也上疏告发温体仁娶娼为妾伤风败俗，收受贿赂腐化无德，夺人家产伤天害理。
这次轮到温体仁惊慌失措了，他见势不妙，便耍弄手段，想以退为攻，主动向皇上提出辞职，并申诉自己因为秉公办事而得罪了百官，现在遭到奸人报复，处境孤危，竟无一人替自己说句公道话。温体仁再一次利用了崇祯厌恶朝臣结党的心理，博得了皇上的同情。
他又趁热打铁，诬告揭发他的毛九华、任赞化都是钱谦益的死党，使钱谦益事件再起风波，温体仁浑水摸鱼，大长个人威风，为他挤入内阁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果然，两年以后，温体仁进入内阁，参与机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