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日本以美国佩里叩关的方式敲开了朝鲜的国门，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约》，即《江华条约》，从事实上否定了中朝两国间的宗主藩属关系，使日本势力进驻朝鲜，为日后吞并朝鲜、侵略中国做好了铺垫。
条约签订之后，日本对朝鲜采取了掠夺式的贸易政策：一方面，把朝鲜作为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以不等价交换的方式牟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用各种手段大量套购朝鲜的金银，以增加本国的财富积累。据统计，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从朝鲜运回本国的黄金约合835万日元，占同期日本所得黄金总量的68%，这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军备扩张提供了更多的资金。
1882年，不堪忍受日本盘剥压迫的朝鲜人民爆发了反日高潮。愤怒的士兵和群众杀死了日本军训教官和亲日官员，发动了“壬午政变”。中国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平息了事态，同时也阻止了日本趁机吞并朝鲜的企图。日本国内便以此为借口大做文章，煽动民众对朝鲜和中国的仇视，也为继续扩军备战找到了最为合适的理由。
山县有朋鼓吹说：“时至今日，若不恢复我邦尚武之遗风，扩张陆海军，把我帝国比做一大铁舰，四面扩展势力，以刚毅勇敢之精神运转之，则我所曾经视之直接近邻外患，必将乘我之弊。”他还警告指出：“若坐失此机，则我帝国将复与谁同保独立，与谁同语富强乎？”言语间，把强兵与富国自然联系在一起，似乎合情合理，却难以掩盖狂妄白大的心态和急不可耐的侵略本性。
他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强扩军力度，提出：“今欧洲各国远离我国，痛痒之感并不急迫，然而近察我邻邦之势，正在迅速勃兴，决不可轻忽。”无疑将战争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有针对性的准备，不仅加快了扩军的步伐，建立了战时大本营，还千方百计地搜集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
为了扩大税收以增加军费，明治天皇亲自出马，召见地方官员，对征税进行动员指导，强调：“汝等身为地方官，应深体朕意，保证贯彻执行。”从1887年起，天皇每年从白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并要求文武百官从薪金中抽出1/10，用于补充造船费用。
在政府的诱导和鼓励下，日本国内支持侵略扩张的情绪高涨，推动了扩军计划的顺利实施。到甲午战争前，日本的军费开支占总预算的40%，建立了一支拥有6.3万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海军已拥有31艘军舰，24艘水雷艇，总排水量达7.2万吨。日本在军事上完成了发动战争的准备。
1890年，已经身为首相的山县有朋，在第一届议会上公开鼓吹他在《外交政略论》中提出的所谓“利益线”理论，指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防守主权线，即保卫本国疆土不容他人侵犯；二是维护利益线，即在与国家主权线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必须经常处于优势地位。他认为，在当时列强纷争的时代背景下，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
利益线理论其实并不新鲜，不过是为推行武力扩张政策而精心编织的又一个蛊惑人心的理由。根据山县的要求，青木外相在《东亚列国之权衡》一文中，更加露骨地提出要在近期内抢先占领朝鲜、满洲和俄国滨海地区，甚至要把朝鲜、满洲并人日本。山县、青木的这些论调，是日本立宪后第一届内阁对邻国外交的总方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陆政策”，此后成为日本对亚洲政策的核心内容。
当时的日本正陷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中，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民心浮动，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和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都空前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决定发动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既符合其侵略扩张的战略传统，也希望借此达到转嫁国内矛盾的目的。
1893年春，朝鲜“东学党”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所谓“东学”，即是与“西学”相对抗而取的名字。它以儒教的教理为根本，也将佛教、道教混合在一起，是一种尊崇国粹、排外倾向性极强的组织。东学党的旗号是个宗教团体，之所以能够成为极大的民众运动，是因为它号召人民“尽灭权贵”，“逐灭洋倭”，即反对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在东学党的影响和领导下，朝鲜各地都发生了暴动。
1894年1月，在全臻准的领导下，朝鲜全罗道古阜郡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起义。南部和中部各道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纷纷响应。起义伊始，朝鲜国王及当政的闵妃就意识到只靠政府军是镇压不了东学党，想请求中国来援助。清政府出于宗主国的责任，也表示了要出兵的意思。
根据中日《天津条约》，不管哪个国家向朝鲜出兵，都要将其内容向对方国家通报。因此，清政府在向朝鲜出兵的同时，向日本做了详细的通报。
中日两国先后出兵进驻朝鲜后，因此时的东学党已经烟消云散，双方都没有了出兵的理由。但只要是对方不撤兵，就不会单方面撤兵。于是，开始了两军险恶的持续对立状态。
1894年7月25日，日本政府对中国和朝鲜不宣而战，揭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这一战争，对于近代中国、日本和朝鲜都具有极不平凡的意义。
开战之前，日本积极备战。当时，明治的口号是越王勾践能卧薪尝胆，他也能做到。可是清王朝的慈禧太后却在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战败的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
通过《马关条约》，日本长期占领了台湾、澎湖和朝鲜，加紧了对那里的剥削和掠夺，并将其作为进一步入侵中国的跳板；日本还深入长江流域的广阔地区，有权开矿设厂、修筑铁路，直接掠夺那里丰富的资源和倾销商品，沉重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日本从中国索取了高达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偿，加上掠获的战利品共计约合4.6亿日元，比1893年日本一年财政收入的3倍还多。从此，中国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一蹶不振，而日本的国家实力则为之大增。
早稻田大学教授依田喜家在《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中曾明确写道，中国的甲午战争赔款“成为日本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的一个开端”。依靠中国的巨额赔款，日本建立了金本位制，实现了与欧美国家的金融接轨，给经济发展带来了长期而深远的好处。甲午战争后，日本先后募集了大笔外债用于发展经济和进行战争，这与实行金本位制有直接的关系。借助战争赔款，日本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军备战。依靠从中国掠取的巨额财富和大量资源，日本国内掀起了兴办企业的新高潮。
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日俄矛盾日益凸显。这是世界上两个最为贪婪的强盗因利益争夺而必然导致的结果。为拓展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俄国决定修建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1891年，西伯利亚铁路正式动工。日本政府敏锐地感到这将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严重威胁，因此决心趁俄国立足未稳，夺取中国东北和朝鲜。
甲午战争的结局无疑使日俄矛盾更加激化。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就把庞大的中华帝国打得一败涂地，这进一步激发了日本的扩张野心，而丰厚的战争收益更增强了它同其他列强进行争夺的信心和动力。但日本的迅速崛起和觊觎东亚的图谋深深地触动了沙皇俄国的神经。沙俄导演的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闹剧让日本感觉蒙受了“千古未有之大辱”，决心卧薪尝胆，伺机报复。俄国策动的“干涉还辽”，将中国东北彻底拖人了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漩涡。此后十余年间，日、俄双方在中、朝两国境内又发生了多次冲突，矛盾对抗不断加剧，一场大战已经在所难免。
当时的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言称：“日俄战争对于帝国而言，乃是前古未有之大事，关系国家安危盛衰，……故而不能不慎重考虑，以周密确定庙谟。”这显示了日本政府对于日俄战争准备的重视。但俄国对日本却抱有轻视的态度，认为这个东亚小国国土狭小，兵力不足，财源匮乏，不过是虚张声势，曾有俄国官员轻言：“日本人是猴子，不堪一击。”这种麻痹的思想给俄军的备战工作大打折扣。
1904年，经过长期备战的日本决定对俄开战。1904年2月8日午夜日军不宣而战。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率军舰突然袭击驻在旅顺的俄国舰队。其后，日俄两国宣战。
尽管日本在前几个回合中取得胜利，但是在巨大的战争消耗中，已经筋疲力尽，加上当时俄国国内爆发俄国1905年革命，无心再战。
因此双方在美国总统的调停下，于1905年9月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根据条约，日本取得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和俄国库页岛的南部，并享有了对朝鲜的占领权和中国南满铁路的修筑权，在东亚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此基础上，日本于1910年正式吞并朝鲜。
日俄战争开创了世界近代史上东方人打败西方人的先例。居于东亚一隅的弹丸小国一跃成为与西方列强纵论短长的霸权国家，令当时世界为之惊叹。从此，日本开始跻身于争夺亚洲乃至世界霸权的列强行列之中，逐渐走上了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
四、天皇之死
1．近代天皇制的建立
根据古代神话传说编纂而来的日本国家发源史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现人神”（即现出人形的神），神武天皇是日本天皇谱系上的第一代天皇。许多日本人据此认为，日本是“天皇万世一系”的“万邦无比的神国”。事实上，在古代天皇制的发展过程中，天皇并非总是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甚至在大多数时间里，他都被排斥在国家权力结构之外，仅仅作为一种精神信仰的最高象征而存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在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思想进步的同时，也推动了古代天皇制向近代天皇制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自由民权运动无疑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明治初期，以天皇为首的神权专制政权曾经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因为一个超越于各阶级和政治力量之上的神权权威，有助于统一全国的意志，推行白上而下的改革。但是这种专制统治毕竟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因此变革是迟早的事情。此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运动已经渐成气候，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成为日本启蒙思想的早期传播者。福泽谕吉素有“日本的伏尔泰”之称，他所著的《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书，较早地宣传了自由、平等和独立等思想。在《劝学篇》中．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其销售量达20万册以上，在日本影响十分广泛。
明治维新开始之后，整个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都浮出水面。特别是破产农民和丧失了经济来源的没落武士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大，而新兴的中、小地主和资产阶级也对藩阀专制的政局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享有的特权深感不满，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权利。这些来白不同阶层的社会力量，出于反对政府、争取自由民主的共同要求而汇集到一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这就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日本爆发的“自由民权运动”。
1874年1月，因“征韩论”意见分歧而退出政府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等人在东京成立了“爱国公党”，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要求设立国会，给人民以选举的权利。此后，板垣退助又领导成立了全国性的民权运动组织“爱国社”，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所谓“国会期成同盟”，号召群众以向天皇请愿的方式实现“开设国会”“减轻地租”“修改不平等条约”等政治要求，从而把群众运动推向高潮。最终不仅使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得到广泛传播，而且还迫使天皇在1881年10月下诏宣布于1890年以前开设国会、颁布宪法。
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于民权运动的兴起可谓忧心忡忡，担心欧美国家革命的历史会在日本重演，但是迫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又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如伊藤博文所说：“当前世事的变化，乃宇内大势推动所致，非一国一洲之事端。”井上馨也断言：“为了摆脱政府不能威服人心的危机，必须开设国会。”这反映出日本明治政府思想开化的一面，与身处“戊戌变法”浪潮之中的中国清政府相比，他们的确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和锐意改革的胆识。
但日本统治者终究难以彻底摆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们在着手准备开设国会的同时，对自由民权运动也采取了分化瓦解和镇压的措施，使其最终走向失败。这也是导致日本民主政治发育不良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自由民权运动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不仅有效地促进了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传播，推动了日本近代政党制度的起步和发展，也加速了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形成。
为了兑现在1890年之前开设国会的承诺，明治政府加紧了制定宪法的准备工作。1882年，由伊藤博文率领的日本政府“宪法考察团”奔赴欧洲，又一次开始了学习之旅。其实，早在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之时，就对欧美列强的政治制度进行过研究。当时的考察结果认为，尽管英、法、美等国最为繁盛，但其政治体制存在种种弊端，在日本，既不能实行民主共和政治，也不能简单地模仿欧洲各国的君民共治之制，“当按照我国皇统一系的典例和人民的开化程度，斟酌其得失利弊，制定法宪典章”，“可效法者，当以德国为最”，而“建国之大法，唯在专制”。
出于对普鲁士的发展模式和崛起经历的钦佩，伊藤博文重点考察了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老牌君主专制国家的宪政情况，并认真请教了普、奥两国的法学教授，“充分确立了巩固皇室基础，使大权不致旁落的大道理”。他认为：英国宪法中的国王只有王位而无统治权，这不符合日本的国情，而“普鲁士政府虽采众议，却有独立权”，“君主亲掌立法行动大权”，比较适合日本的情况。经过长达一年半的考察之后，伊藤博文回国，决心以普鲁士为样板，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政治。为此，他还专门聘请了德国的法学专家担任顾问，指导日本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与此同时，为防止在实行立宪后出现危及天皇政权统治的局面，老谋深算的岩仓具视又向政府提出建议：“我国方今将制定宪法，首先必须巩固皇室之基础，以期在今天防止千秋万载之后大权发生动摇之弊。”日本政府在充分借鉴普、奥两国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