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伦敦之行让我感到惶恐不安，离开那里十年了，我不知道伦敦人会怎样接待我。如果不是为了给《城市之光》的初映做宣传，我真的不想惊动任何人，悄悄地回去。不过，那里的人并没有让我失望，他们对我的归来都表现得很热情。
和里茨旅馆相比较，卡尔登旅馆更具有悠久的历史，所以我选择住在这个旅馆，它让我感受到伦敦对我更加亲切。我住进一套十分华丽的房间。我一直觉得要喜欢于奢侈生活，是一件最使人头痛的事情。但是，伦敦这个都市就像是一个游艺会，财富能使你随时过着奇特得充满乐趣的生活。
站在窗边向外面的街道望去，看到好几副招贴贴在街道显眼的地方。其中一幅上面写着：“我们仍然很爱查理。”看着这句话，我忍不住想笑，因为我感觉到了它的话中有话。新闻记者对我非常客气，从来没有刁难过我。
第一次去英国时感到特别激动，第二次去时依然是同样的心情，但是因为我有机会和许多更有趣的人物见面，所以显得第一次还要充满趣味。
菲利普·萨逊爵士在城里有个公馆，在利姆普纳的乡间还有个别墅，他打了好几次电话，请我和拉尔夫去吃饭。我们的午餐是和他在议院一起吃的，在议院休息室里和阿斯托夫人见了面。两天后，阿斯托夫人又请我们去圣詹姆斯广场一号一起吃午饭。
在客厅里，我们见到了萧伯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劳合·乔治以及其他一些名流。阿斯托夫人很健谈，而且又机智过人，为我们营造了十分活跃的谈话氛围，但她临时有事走开了，整个气氛马上变得沉闷起来。幸亏和蔼悦人的萧伯纳打破了僵局，使席间再次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也跟经济学家凯恩斯闲谈了起来，说我在一本英国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讲的是当时还是私人银行的英格兰银行在信贷方面所起的作用。文章里说，大战期间，英格兰银行除了四亿英镑外国证券，所有的黄金储备都已经用光了，政府要向这个银行借五亿英镑，于是银行的主管人员就搬出了所有的证券，查看了一下之后，又把它们藏进金库，然后向政府提供了贷款，据说这个办法被反复使用了好几次。
凯恩斯点点头说：“确实是这样。”
我很有礼貌地问：“可是他们是怎样偿还那些贷款的呢？”
凯恩斯说：“仍然用纸币去偿还嘛。”
阿斯托夫人不但是一位可爱的女主人，而且还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演员。午餐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在自己的牙齿上套上了一副喜剧演员用的假牙，整个面部表情看起来十分滑稽，她把维多利亚时代贵妇人在骑艺俱乐部里说话的样子模仿得惟妙惟肖。她为我们举行了好几次轻松快乐的宴会，也让我有机会见到那么多英国社会名流，我打心眼里感谢她。
午餐结束后，客人们陆续离开，阿斯托勋爵说芒宁斯给他画了肖像，要带我们去看看。当我们到了画室门口时，却遭到了芒宁斯的拒绝，阿斯托勋爵好说歹说，他总算同意让我们进去。我们看到了他给阿斯托勋爵画的肖像，画中的阿斯托勋爵骑在一匹猎马上，一群猎犬围在四周，猎犬的动作画得十分生动，我忍不住称赞：“这些动作是有音乐性的。”没想到这一句话在更合了芒宁斯的意，他高兴得拿出了另外几副速写给我看。
两天后，萧伯纳请我们去他家共进午餐。餐后，萧伯纳把阿斯托夫人和其他客人都留在起居室里，单独把我带到他的书房里。书房和泰晤士河相临，里面收拾得十分整洁。壁炉架上边摆满了萧伯纳的著作，我没有读过太多萧伯纳写的文章，一下子看到那么多他的书，我忍不住走近它们，傻子一样地发出了惊叹：“天啊，您写了这么多书呀！”接着我就想到，也许他要和我谈他的作品，测试我的智力，才故意安排了这样一个机会吧。我又想到，我们不会总这样待下去吧？我真希望其他客人快点儿进来打破这个僵局。可是始终没人进来，屋子里安静得让人感到很不自在，我只好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话，一边打量着屋子里的陈设。又过了一会儿，我们总算回到了其他客人那里去。
后来我又跟萧伯纳夫人见了几次面。当谈到一般人对萧伯纳的剧本《苹果车》反应比较冷淡的时候，萧伯纳夫人很恼火。她说：“我不希望萧伯纳再写剧本，一般观众和剧评家根本不配看这些戏！”
接下来，连续三个星期，我们一直忙着赴宴会。一次是参加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的宴会，另一次是参加温斯顿·丘吉尔的宴会，此外就是阿斯托夫人、菲利普·萨逊爵士等一些贵族主持的宴会。
我是在玛丽昂·戴维斯的海滨住宅里和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见面的。那天在舞厅和会客室之间来回穿梭的客人大概有五十位。丘吉尔在赫斯特的陪同下出现在走道里，他双手插在背心口袋里，站在那里看着跳舞的客人们，站姿很有拿破仑风范，表情却有些茫然，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这时，有人招呼我过去，给我们做了引见。
我和丘吉尔就站在那里随便交谈了几句。他对人很亲热，但显得有点儿粗鲁。我们的话题从英国工党政府谈起，他对这个话题似乎很感兴趣。
我说：“在英国，如果社会党主政，是否会改变国王和王后的地位？这是我一直想知道的事。”
“当然不会改变。”他瞥了我一眼，神情中透着嘲笑和挑衅。
“我还以为社会党反对君主制呢。”
“如果这是在英国，你会因为说这句话而掉脑袋。”他大笑着说。
两天后，丘吉尔邀我一起吃晚饭，地点就在他住的旅馆里。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晚会。我到了那里时，已经有另外两位客人坐在了那里，还有一个帅气十足的小伙子，经介绍知道那是温斯顿十六岁的儿子，他很擅长说理和辩论，并且主意坚定，敢于批评一些问题。他们父子在席上随意取笑，谈了一些日常琐事。我从温斯顿的眼神里能感到，他很骄傲有这样一个儿子。后来，我又和他在玛丽昂的海滨住宅里见过几次，他就返回英国了。
这次，丘吉尔先生得知我和拉尔夫来到了伦敦，便邀我们去查特威尔度周末。那天的气温很低，我们驱车到达那里。查特威尔别墅是一所美丽的老式房子，里面的陈设朴素中透着雅致，家庭气氛很浓。真正对丘吉尔有所了解是在第二次来伦敦的时候，他当时是下议院一位后座议员。
丘吉尔先生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了许许多多的角色，他的魄力、热情以及兴趣爱好真的是让人赞叹。他几乎没有错过这个世界上所有充满乐趣的事情。他懂得享受权力，但从不痴迷于权力。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他能够充分地利用闲暇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砌砖、跑马、绘画。他生活得生动出彩，玩得也畅快淋漓，所以我认为他是我们多数人中最懂得生活的人。在他家餐厅里有一个壁炉，壁炉的上面挂着的一幅静物油画吸引了我的眼球。丘吉尔先生对我说：“这副画是我自己画的。”
我激动地说：“画得实在是太好啦！”
“这很容易。我在法国南部看见一个人画风景画，我就说：‘我也能画。’于是我就开始自己画画。”
第二天清晨，他说他自己给查特威尔砌了个围墙，要带我去看看。表面看起来砌墙很简单，其实那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当我看到他砌的围墙时，不禁惊讶于他的本领。
“这不算什么，我教你五分钟，你就可以学会怎样砌墙了。”
第一天晚上，席上有好几位投靠在他门下的年轻议员，其中有布思比先生，也就是现在的布思比勋爵，还有已经过世的布伦丹·布雷肯，他后来被封为布雷肯勋爵。这两位议员的谈吐都很风趣。我对他们说我要去和当时正在伦敦的甘地会面。
布雷肯说：“这个家伙被我们给惯坏了。除非我们拿定主意，否则印度就会丢失。当局应该不要理会他的什么绝食抗议，把他送进牢房，永远不要放出来才对。”
“甘地象征着印度人民的需要，除非是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否则就会陆续产生甘地。你把一个甘地关进监狱，就会有另一个甘地出现。”我忍不住插嘴道，“如果监禁能够解决问题，那倒是一个挺简单的办法。”
“我看你倒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工党党员。”丘吉尔听完我的话，转过身来对我笑着说。丘吉尔的优点在于，他好象从来不去记恨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人，能宽容和尊重别人的意见。
当时正在进行选举，国内处于经济危机之中，整个政局正处于动荡不安的阶段。比弗布鲁克勋爵一天要往查特威尔打来好几个电话，丘吉尔在晚餐时起身好几次去接电话。当天晚上，布雷肯和布思比就回去了。第二天，我和丘吉尔一家人很亲密地共度假日。
跟丘吉尔一家吃饭的情景非常有趣，他在桌上大谈其政治，已经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一家人对此已经习惯了，都怡然自得地听着。
“内阁大臣谈到平衡预算的问题时，总是强调怎样充满艰辛，”丘吉尔一边说，一边偷偷地瞟了一眼家里人，又对我看了看，“说什么经费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且再也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上税了。英国人现在喝茶只能喝茶叶末子，拌起糖茶来已经像是在搅糖浆一样了。”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下来，仔细观察这几句话给大伙带来怎样的反应。
我问道：“如果再征收一笔茶叶方面的税，是否可以平衡预算呢？
“可以的。”他回答。但是我觉察出他的口气中带着一些犹豫。
查特威尔那种朴素的、几乎是斯巴达式的风格是我很喜欢的。丘吉尔的卧室和图书室是合二为一的，书籍摆满了四面墙壁。国会议事录占了其中的一面墙。另外还有许多有关拿破仑的书籍。
“我很崇拜拿破仑，”他说，“听说你想拍一部以他为主题的电影。不错的想法嘛，值得去拍。这方面有很多精彩的笑片资料，其中最吸引人的应该是这组镜头：有一次，拿破仑的兄弟热罗姆趁着他正在洗澡，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拿破仑在尴尬的情况下答应他提出的要求，便穿着一身金线绦镶边的制服，冲到他的跟前。但是拿破仑故意在浴缸里滑了一下，给热罗姆的制服上泼了一身水，然后吩咐他离开那儿。”
在丘吉尔家里做客后不久，我见到了甘地。我一向很尊敬甘地，对他那精明的政治眼光和钢铁般坚强的意志很是钦佩。但是我认为他不应该去伦敦。因为在寒冷阴湿的英国，他很不整齐地缠绕在身的肩巾与四周的一切都格格不入，他的传奇在这种环境里会失去应有的光彩，而他那样举行宗教仪式，对于自己的形象是有消极作用的。他在伦敦给人留下的印象，也许只会给某些人提供笑料。
在距离东印度码头不远有个贫民区，我和甘地约好在贫民区内一幢简陋的小楼里见面。我到达那里的时候甘地还没到，街道上密密麻麻地站着很多人，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将两层楼都占满了。我一边等他，一边盘算着该跟他谈些什么。
总算等到他来了。当他拢着那不规则的肩巾从汽车里走出来的时候，人群开始欢呼雀跃起来。在贫民窟里那条拥挤不堪的小街上，这样一个外国人被欢呼簇拥着，向一幢简陋的房子走去的情景，真是很奇特。他上楼后，在窗边向我招手，我赶过去后，我们一起向下面的人群挥手致意。
我们在沙发上刚一落座，照相机的闪光灯便劈里啪啦地闪了起来，一想到要对一个陌生的问题发表讲话，我就感到紧张。我知道，这一次必须由我来开场，不能等着甘地来说给我听。在我右边有一个少妇，不停地跟我说话，我只是机械地点头，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心里一直在琢磨应该如何打开话题。突然，有个印度女人用命令的口气将那个少妇喋喋不休的谈话打断：“小姐，现在是卓别林先生和甘地谈话的时间，请你先停止讲话好吗？”
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甘地也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我。我想，此时全印度都等着我说话，我必须要镇静。我开口了：“对印度人的奋发图强我感到很钦佩，也很同情他们为自由进行斗争。可是，我有些想不通，您为什么对机器那么痛恨呢？”
甘地笑着对我点了点头。我接着说下去：“机器是个很好的东西，它可以帮助人民打碎奴役他们的枷锁，让他们用更少的时间去从事劳动，有更多的时间去增进知识和享受人生，机器是能为人民造福的。”
他冷静地说：“这个道理我明白。过去机器使我们依赖英国，我们要想摆脱这种依赖，就必须摆脱英国的统治，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抵制一切机器制造的货物。因此，从爱国的角度出发，印度人必须自己纺纱、自己织布。面对英国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我们要想获得进展，就必须采取这种方式。当然，我们这么做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英国天气冷，这就需要发展工业生产，其经济模式也就更复杂。你们需要餐具制造业，可我们吃东西可以用手指抓。两国之间气候的不同，使两国人的生活习惯和需要也不同。”
他还跟我说，要想实现印度的高度自治，就必须抛弃一切不必要的东西。但暴力的方式不可取，暴力是终将走向灭亡的。
后来，屋子里其他的人都离开了，甘地表示希望我留下来看他们做祷告，于是我坐在一张沙发上，看他们恭恭敬敬地祷告。他盘腿坐在地板上，另五个人围过来，坐成一圈。在伦敦贫民区的一间小屋里，六个人盘坐在地板上，夕阳西下，使屋子里笼罩着一层朦胧的光线。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景象。我不由自主地想，瞧，这位非常讲求实际的人，是多么矛盾啊！他的法律眼光那么犀利，对现实政治理解得那样深，可这一切在顶礼诵赞声中仿佛全部消失了。
《城市之光》初映的那一天，天空下着瓢泼大雨，但这并没有影响观众们观看电影的热情，影片很成功。我和萧伯纳并排坐在楼厅上，引起了场内一片笑声和掌声。我们只好一同站起来鞠躬，而这一来更招乐了观众们。
丘吉尔也来参加了初映礼和初映后举行的晚宴。在晚宴上他做了一番演讲，说要为一个人祝酒。他说：“勋爵们、女士们、先生们，我要说的这个人出生在河对面，后来受到了全世界的喜爱，他就是查理·卓别林！”
他的一番话让我感到有些惶恐，我没想到他会这样说，尤其他开头的那些繁文缛节称呼，更让我感到拘谨。在他的感染下，我也用类似的口气说：“勋爵们、女士们、先生们，我的朋友、故财政大臣--”
还没等我说下去，下面的人就开始低声嘀咕着什么。接着丘吉尔那洪亮的声音传了过来：“故财政大臣，故财政大臣！这样的说法我喜欢，故财政大臣！”
我顿时明白过来，赶紧接着说：“不习惯说‘前财政大臣’，感觉有些别扭。”
马尔科姆·麦克唐纳邀请我和拉尔夫去见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晚上就在契克斯住下来。我们在去的路上遇见了他，他穿着灯笼裤，脖子上系着一条围巾，头上戴着便帽，嘴上叼着烟斗，手拄手杖，正在做保养身体的散步，高贵中带着些许幽默的神情，看起来像是一个乡绅，怎么都无法将他与工党领袖联系到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