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路中央的摄影场地，坐到旁边的人行道上。而玛蓓尔则坐在摄影机旁不知所措。那时刚二十岁的她美丽动人，所有的人都喜欢她，宠着她，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冲撞过她。其实我也觉得她是个漂亮可爱的姑娘，心底还对她一丝柔情，但我觉得做好工作是自己的职责所在。所有的人都围在玛蓓尔身边，商量该怎么办。后来她跟我说，当时有几个临时演员很想揍上我一顿，但被她拦住了。稍后，她让副导演过来问我，还要不要拍下去了。于是我走到她身边跟她说：“抱歉，我根本看不出你的想法哪里有趣。如果你能允许我自己加一些笑料的话……”她打断我的话：“好得很。既然你不听我的，那么就一起回制片厂吧。”当时的局面很尴尬，但我只耸耸肩膀，不以为意。不过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多，我们已经拍了一天了。
到制片厂后，我正在卸装，突然森纳特冲进化妆室，气冲冲地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尽力解释着：“影片缺乏笑料，但纳耳芒小姐完全听不进意见。”
“让你怎么演，你就怎么演，否则就给我走，我才不管有没有签合同。”
我很冷静地回答：“森纳特先生，我来这儿以前，也是混口饭吃。如果你想辞了我，那就辞吧。但我的工作是认真的，跟你一样，我也是急着要拍出一部好电影。”
他没有回答，“砰”的摔上了门。
那晚坐电车回去的时候，我跟那个朋友说了这事。
“这太可惜啦，你在厂里一直都演得很好啊。”他说。
我掩饰住心里的焦虑，笑着问：“依你看，他们会辞退我吗？”
“那可不奇怪。我看见森纳特从你化妆室离开的时候，像疯了一样。”
“好吧，反正我也不介意。我已经存下了一千五百美元，足够我回英国了。不过我明儿还要去一下，如果他们真辞了我，那也是我自作自受了。”
按原计划第二天早上八点钟要排演，我不知该如何，所以装也没化，就坐在化妆室里等着。大概八点差十分的时候吧，森纳特探进头来，很和气的说：“查理，我想跟你谈谈，我们去玛蓓尔的化妆室吧。”
我答应着，跟他一起去了。玛蓓尔当时在试片房里看样片，不在化妆室。
森纳特说：“玛蓓尔对你印象很好，我们对你印象都很好，觉得你是一名很优秀的演员。”
我对他态度的转变有些奇怪，自己的态度也柔和了：“我也很尊重纳耳芒小姐，但她毕竟年纪太轻了，我认为她没有做导演的资格。”
“不管你是怎么认为的，还是请你是宽宏大量一点吧。”森纳特拍拍我的肩。
“我一直都是尽我所能这样做的。”
“那就委屈你一下，跟她继续合作吧。”
我回答：“听我一言，如果能让我自己做导演，就能省去这些麻烦了。”
他思忖了一会，说：“要是拍的片子上映不了，那这笔损失又怎么办呢？”
我回答：“我来付。我把一千五百元存到银行里，要是片子映不了，那笔钱就算是补偿。”
森纳特想了想，问：“你有故事可以拍吗？”
“当然，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好吧，”他说，“等你拍完玛蓓尔这部电影，我会安排的。”我们握手言和了。后来我去跟玛蓓尔道了歉，三个人一起去吃了晚餐。第二天，玛蓓尔居然主动问我有什么建议，对我态度极佳，这弄得所有人都困惑不已。这部电影就这样圆满地完成了。
我对森纳特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有些摸不着头脑。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当时他已经决定那个星期一结束就解雇我，但就在我和玛蓓尔争执过后的那个早晨，奇斯顿纽约办事处发来电报，说是需要大量卓别林的电影，让他抓紧时间多拍摄一些。
奇斯顿滑稽影片公司每发一部影片，平均要印二十个副本。如果需要印到三十个副本，那电影就已经是相当成功了。而我所拍的第四部影片已经印到四十五个副本，要求加印的订货单还是源源不断。所以，那封电报改变了森纳特对我的态度。
那时的导演技巧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掌握好演员上下场的时候要从哪一边、面对哪个方向就可以了，而这些都是拍摄电影所应注意的基本规则。
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我发现摄影机的位置对观众的心理会产生影响，并且可以辅助说明电影的情节，甚至是电影风格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摄影机离的更近些或是更远些，对电影效果有明显的增强或者削弱作用。动作的精简很重要，一些无谓的动作，比如走路，是缺乏戏剧性的，所以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就不应当让演员走不必要的路。应当利用摄影机的位置来影响电影编排，并且尽量使演员的出场显得好看。摄影机的位置增加了电影中的变化因素。此外，特写镜头并不一定就比远景镜头更有强调作用。特写镜头的采用可以凸显情感问题，而远景在某些情况下有着更好的凸显效果。
以我早期一部名为《溜冰》的喜剧片为例，影片里流浪汉在溜冰场上溜冰，他打着圈一路向人群滑过去，跌倒在他们当中，把一大堆人撞倒在摄影机的前景中，然后自己却溜到溜冰场的后边，夹在一群观众中间坐着，事不关己地看着自己造成的混乱。这时候他成了背景中一个很小的影子，但这个影子却让人觉得比给他一个特写镜头更有趣。
我在导演自己第一部片子时，不像自己预期的那么有把握，心里没底。那部影片叫《遇雨》，算不上一部轰动全国的影片，但很能逗笑，也很卖座。电影拍完后，森纳特进试片房去试看，我很忐忑地等在门外。他出来后问我：“怎么了，你准备好开拍下一部了吗？”打那以后，我就自编自导所有的喜剧片。每拍一部，就能拿到森纳特给我的二十五元额外奖励。
森纳特现在每晚都要请我吃饭，完全把我当成了自己人。他在用餐时跟我说一些其他班子的影片内容，于是我就会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建议。我觉得，这些点子对别人来说不太容易理解，但是他听后总是忍俊不禁，几乎都会采纳。
我有时还会夹在观众中间看自己的电影，发现他们的反应有了变化。每当出现奇斯顿滑稽影片公司的广告时，观众中总会产生一阵兴奋和躁动。我在影片中一出现，还没做动作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怀大笑。看出来他们非常喜欢我，这让我非常开心。我觉得如果能一直这样生活着，那就很满足了。这时候加上额外津贴，我每周有二百美元的收入。
自从醉心于工作之后，我很少再去亚历山德里亚酒馆，所以很久没遇见埃尔默·埃尔斯沃斯，那位喜欢讽刺人的朋友了。有一次我在街上偶遇他，他对我说：“嘿，我最近看了你的几部电影，演得太好啦！你的风格很是独特。我可没有乱吹捧你。你太能逗人笑了，怎么不早说啊？”在那之后我们的关系变得十分要好。
我从奇斯顿的人那里学会了很多知识，也教给了他们很多东西。他们那时对舞台技巧、艺术和一些表演手法都知之甚少，是我把这些戏院里的知识介绍给他们。他们对一些自然的手势也不甚了解，做手势的时候从不顾及含蓄性和影片效果，我的强项恰恰在这方面被凸显了。所以，在出演早期一些影片的时候，我很有优势。就像一位地质学家一样，我走进了一片蕴藏着丰富矿藏的地域，开始发现一些奇妙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事业生涯中最刺激的一个时期。
一个人一旦事业成功，就会讨人喜欢。我和制片厂里所有的人都很熟。无论是临时演员、场地工作人员、服装管理员还是摄影师，都直呼我的名字“查理”。我并不爱跟所有人都套近乎，但他们这样亲热的称呼让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这是我事业成功的证明。
现在我已经对自己的计划充满信心了，这一点应当要归功于森纳特给我的影响。他虽然跟我一样不是文化人，但他坚持自己的好恶，并且促使我形成同样的性格。他第一天在制片厂里对我说的“我们没有剧本，只是按照故事的自然发展去表演，加入随时想到的笑料”，这几句话给了我想象的空间。
因为有了创作元素的加入，我觉得拍电影是一项有意思的工作。我在演戏时总是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工作单一呆板。舞台上的动作一旦经过排练，确定好了，就很难进行改动了。相比之下，拍电影显得更加自由，让我觉得自己仿佛在冒险。森纳特会说：“你觉得根据这个拍一个喜剧片可以吗？”或是“市区的大马路被水淹了。”这种话常常能衍生出奇斯顿的一部喜剧片。正是这种无拘无束的精神激发了我的创作力，给我增加了极大的乐趣。拍电影不像搞文学研究或是写作，它很自由，也很容易。我们只要想到一件事，就可以围绕它去找笑料，并且随着情节的发展拍成一部电影。
就好像在《他的远古生活》这部片子里，我一出场就找了个笑料。我披着一张熊皮，打扮成远古人那样出场，看看四周之后，从熊皮上拔了一些毛装进烟斗。就这么一个场景，已经能够延伸出一系列关于爱情、打斗、战争和追逐的原始生活故事了。这就是我们在奇斯顿拍电影时采用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