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抗战前湖南的社会经济
抗战爆发前，是湖南经济现代化的启动与初步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湖南的经济演变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前期是从鸦片战争爆发至甲午战争之前，属于传统的经济形态；此后是湖南经济现代化的启动和初步发展的时期。
甲午战争之前，湖南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尽管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出现了新的发展因素，如沿海地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近代新式工矿业、运输业等在沿海甚至内地出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等，但湖南的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甲午战争之后，湖南的近代工业出现了，经济现代化开始启动。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极大地刺激了湖南人。一部分深受“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影响的湖南绅士，为了救国图强，致力于维新变法，创办民族工业；其次，在英日等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湖南的闭关政策被打破。1898年和1904年，岳州、长沙先后开为商埠，随后又将湘潭、常德辟为寄港地。这些商埠和寄港地既是湖南人了解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窗口，又促进了湖南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在进口的洋货中，除了老百姓的日用生活品外，就是发展湖南近代工业所需的机器、钢铁产品，如1913年进口机器价值为45万余关平两，1914年增至50万余关平两。同时湖南的农副产品大量输出，导致湖南产业结构的变化。因此有学者认为：岳长开埠，湖南经济才真正进入近代。再次是湖南历届政府为发展经济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戊戌变法时期，湖南巡抚陈宝箴和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唐才常等积极倡导发展湖南工商业。《湘学报》曾赞扬陈宝箴说：“亟力图维，联属绅耆，藉匡不达。兴矿务、铸银圆、设机器、建学堂、竖电线、造电灯、引轮船、开河道、制火柴，凡此数端，以开利源，以塞漏卮，以益民生，以裨国势。”进入民国之后，湖南虽然政局不稳，战乱频繁，但在全国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大环境下，湖南省政府继续推动着经济发展。如在20世纪三十年代，湖南省政府推行开拓水陆交通，倡办各种合作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创办工业试验所和农事、棉业、茶叶试验场等，统制对外贸易，防止外商操纵锑矿等生产与运销，建立以湖南银行为中心的全省金融机构，创建国货陈列馆，提倡国货等，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湖南经济向着现代化的方向行进。
一、现代财政金融制度的出现
清末民初，为了适应新兴工商业的发展，湖南的财政金融体制渐渐向近代资本主义国家财政金融机制的方向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现代财政机制的初创、新税源的开辟和现代金融制度在全省的初步建立。
（一）财政
1．财政体制
鸦片战争以前，清代财政是封建专制国家的财政，财权完全集中于中央，户部为全国财政的最高管理机构，采取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制，没有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划分。湖南设有布政司，除了管理一般政务外，还代表中央政府管理地方一切财政收支，湖南各项经费开支，只能在国家规定的税收项目下拨留支用，湖南省没有财政权。机构设置也相当简单，湖南省以下虽有道、府、厅、县的行政机构的设置，但也没有相应的财政机构。进入近代以后，湖南的财政体制发生了一些变化，财政收支开始由高度集权向地方自筹自用的分权方向发展，表现为湖南先后在布政使之下设立了厘金总局和东征筹饷局这两个姊妹机构。厘金制度创办于1853年，两年后湖南于长沙设立厘金总局，在省内重要关卡设立了分局和子局，至1911年，各地厘金分局达36局，局下设分卡184处。厘金课税的对象是百货。1860年，湖南省又在长沙增设东征筹饷局，后来改为善后局，抽征厘金之半的附加税。这两个机构的设立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有密切关系，但并没有随太平天国的消亡而取消。厘金制度直至1931年国民政府裁厘改统时才废除，而善后局则存在42年。但这时道、府、厅、县仍无财政权。除厘金外，一切赋、税、贡、役的征收、徼解、仓储、拨运及徭役的调发，均以县为单位。县所征赋税，除按规定分解留用部分之外，其余全数缴解省布政使。布政使除分解留用部分外，缴解户部。县以下设有保甲，编造丁口田册，提供征赋调役依据，协助赋税催科，操办丁役的签订和调发。1910年，湖南开始出现现代财政机构。是年湖南省设立了财政公所，仍隶属于布政司。财政公所设帮办2人，下置6科16股，即总务科（下设秘书、收发、统计3股），行政科（下设诠叙、民事2股），田赋科（下设地丁、漕粮、交代3股），管榷科（下设厘捐、杂税、稽核3股），制用科（下设俸廉、饷糈2股），会计科（下设收支、报销、庶务3股）。这时财政机构开始趋向细密，已具有部分的独立行政权。民国初年，湖南省已属一级财政单位。这时省财政机关改为财政司，分科更细，但由于都督（督军或省长）专权，财政司无实权。民国政府虽颁布了《国家税与地方税法草案》，但湖南省政府没有认真执行，仍沿用清末的解款旧制。1922年初，湖南省推行省自治，颁布了《湖南省宪法》，规定省税由省议会根据《国家税与地方税法草案》的宗旨作出决定，由省政府征收。但历届省政府大多截留中央财税。这时地方虽废除了府、州、厅，保留了道、县两级制，但都没有成为一级财政单位。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于1928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颁布了《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标准案》和《划分国家支出、地方支出标准案》，将盐税、印花税、烟酒税、土硝税、特税等划为国家税，其他如田赋、厘金、牙税、屠宰税、契税、当税等划入省税，这就规范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划分范畴。同时省财政厅已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为了配合省财政的征收和支出，湖南省于1929年设立省财政整理委员会，并在各县设立财政局，直辖于省财政厅，负责省财政坐支和省税征解。
1932年，省财政厅在原设四科的基础上，增设秘书室等3个机构。1934年，国民政府召开了全国第二次财政工作会议，颁布了《划分省县收支原则五项》，县级在中国首次成为一个独立的财政单位。这样就形成了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财政制度，这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符合当时世界财政制度发展的潮流。但湖南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县级财政未真正建立起来。
2．近代湖南财政结构的演变
清初的财政属农业财政。进入近代以后，农业税在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这是中国近代财政收入结构所发生的一大变化。清代的农业税叫丁漕（是地丁、漕粮、租课的总称），民国时称田赋。清初岁收，十九出自田赋。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岁收4000多万两，其中地丁正耗达3200万两，占总收入80％，光绪十九年（1891），岁入8900万两，地丁正耗3000万两，只占总收入1／3。湖南省的情况也大致相同，1840年以前，湖南每年的财政收入一般是200万两左右，其中地丁近百万两，漕粮10多万石，丁漕占整个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但到光绪十七至十九年，湖南财政收入共310万两，其中丁漕只占145万两，丁漕在全省财政收入中不到半数；宣统三年（1911年），湖南财政岁人为816．8万两，其中丁漕为187．9万两，仅占全省财政收入的23％。近代以来，随着工商业的兴起，农产品的商品化趋势加强，财政收入的来源在不断发生变化，由过去绝大多数依赖田赋向着工商业、厘金、盐、茶、税厘、杂捐等方向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关税、盐税、统税和举借内外债成为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田赋比重不断下降，不能左右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了。1928年，国民政府干脆把田赋划为地方税收，这是中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成果。
从财政开支来看，鸦片战争前后，财政支出主要是用于养兵和供应各级官僚机构开支用。但到清末之后，这种财政开支开始由官僚财政向现代财政过渡，财政支出开始向教育、实业、交通等方面投入。
除了上缴中央财政的解款279．1万两外，省留下的财政为537．9万两。这里除了军政费和行政费两笔大开支外，其中投入教育、实业、交通的财政开支共为181．7万两，约占其中的34％。
近代财政发展的又一个趋势是财政收支逐渐统一，管理走向规范化。晚清至民国初年，由于内忧外患，全国财政入不敷出，地方开始自筹自用，各省为增加财源，任意增收各种税收，就是全国统一规定的税收，多少也不一致。民国初年，各省军阀为了养兵割据，不仅截留中央税款，而且巧立名目，对老百姓大肆征收苛捐杂税，发行地方公债，导致通货膨胀，如张敬尧督湘期间，不但洗劫了湖南银行，而且预征田赋，滥收纸捐、厘金、烟酒税，乱发货币，使财政金融市场相当混乱。同时清末至民国初年，湖南财政管理混乱，“款项收支，既无流水总账，又无报销清册，人员调换无交接制度，因而收支发生短缺，也‘不知其致亏之由’”。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根据国民政府整理全国财政的政令，湖南省政府着手整理全省财政，健全制度，开辟财源。首先，在财政收入上渐渐走向统一。1928年第一次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规定了划分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并规定：“国家地方收入一经划分，各省政府不得截留国家收入，以办地区事业”，“各省厘金、统税须由财政部直接管辖”，“各省地方收入款项，须于编造预算时详细开列，连同办理各章程呈部核定备案，如有未经报财政部核定备案，各捐一律不准举办或续办”；“各省如筹办新税或增加税率时，须先将计划章程呈（财政）部备案，方得举行”。这些条文规范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湖南省政府开始整顿厘金和田赋等税收。在整顿厘金方面。1928年8月，颁布了《湖南省货物厘金征收暂行条例》，对税率作了统一规定，但课税项目达3234个，遭到全省工商界人士的反对，省政府不得不在年底废除了厘金，改办统税。在整理田赋方面，全省于1934年开始清丈田亩，实行按田亩多少和等级征收，废除银两制，这是比较公平的。
在财政管理方面，民国初年实行了财政预算、决算制度。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省政府根据财政部的要求，逐步建立了统一的收支报告制度和会计制度，同时开始有了财政监督机制，如建立审计制度、财政监察、统税征收中的财务驻厂制度等。在实践中，这些措施虽没有真正落实，但它毕竟是财政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步骤。
（三）金融与货币
湖南的金融机构主要是两大块：一是钱庄；二是新式银行。此外，清末还有官钱局。
钱庄，产生于明朝中叶以后，其前身是钱铺（又称“钱肆”或“钱店”）。经营存款、放款、汇兑及发行兑换券等业务。钱庄在清代得到较快的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主体。钱庄虽产生于封建时代，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钱庄业进一步发展，且两者关系日益密切。原因是它得到了外商银行的支持，不断近代化。如钱庄由过去以经营商业贸易为主转为以经营对工矿企业的贷款为主，与近代企业建立了联系，运用汇票，扩大与外地联系，为商品流通服务等。
湖南的钱庄出现于何时，不得而知。同全国一样，在现代银行产生以前，钱庄在湖南金融业中占主导地位。清代，湖南的钱庄达400余家。进入民国之后，湖南钱庄在数量上渐渐减少，但不少钱庄业务在扩大。1915年，全省钱庄有215家，分布在全省的29个县市，还有46个县市没有钱庄。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钱庄走向衰落，其主要原因有：一是国民政府为控制全国的金融业而建立了大量新式银行，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信用合作社，且有政府支持，这样私人钱庄难以与政府的金融机构竞争。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对钱庄的打击是巨大的，以前实行的汇划制度取消了，钱庄不再是本国银行资金划拨的场所，失去了它过去作为外国贸易势力深入内地的桥梁功能，在业务上处于本国银行的从属地位。二是钱庄本身的弊端。这主要是钱庄资本薄弱，业务受到限制。同时农村经济的衰退，钱庄的放款不能收回，资金无法周转。据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统计：截至1933年底，湖南拥有钱庄95家，实收资本为1，47，1000元，平均每家资本为15，000元；1934年底湖南拥有钱庄仅40家，实收资本为1，102，000元，平均每家资本为28，000元。
官钱局，兴起于清末咸丰年间。但最初的官钱号、官银局大多是由户部自上而下成立的。到光绪、宣统年间兴起的那些官钱局、官银号则是自下而上，主动要求清政府批准设立的，经营存款和放款，有的还办理官款的汇解。它们发行在本省流通使用的银钱票，主要有银两票、银元票、钱票。这种金融机构的设立，主要是因为各省财政困难。
湖南的官钱局设立于1898年，名曰“湖南阜南官钱局”。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力图维新变法，奏请光绪帝，请设阜南官钱局，局址设长沙，资本由善后局拨银10万两。但变法失败后，清廷不承认该局为官办，致使放出款无法收回而倒闭。20世纪初，清政府实施新政，鼓励各省办银行。1903年，湖南省又奏请清廷，成立湖南官钱局，资本为80万两，印制了银两票、银元票、制钱票3种纸币，且每种又有多种票额。该局发行总额为银两票2，027，600两，银元票3，757，000元，铜元票480万余串。湖南官钱局因有政府支持，经营基本上是赢利的，并在湘潭、常德、衡阳、永州、醴陵、平江、洪江、辰溪、溆浦等地设立分局，范围基本上覆盖全省。至1912年，湖南官钱局改组为湖南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