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社会救济
民国时期，灾荒连绵，战祸不断，灾民很多，赈灾成了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抗战时期，湖南是大后方的前沿阵地，大量的难民来到湖南，同时在湖南每一次会战当中，都有大量无家可归的老百姓被抛到难民行列。战时湖南的社会救济是整个民国时期救济任务最重、最忙碌的一个时期。除本省原来孤寡老人等需要救济外，战时社会救济又增添了许多新内容。一方面，前线大量的伤员需要救治；另一方面，大量的难民要安排衣食住行，还包括战争中居民的疏散，各救济机构、慈善机构的转移等。纵观战时湖南的社会救济，可分为政府救济和民间救济。从救济机构来讲，可分为政府机构和民间机构，也有外国教会所设立的慈善机构。
一、战火中的救济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由内政部民政司掌管地方行政、经费、赈灾、救贫、慈善等事项。与此相适应，各省民政厅和各县民政科也掌赈灾、慈善等项工作。抗战爆发后，全国上下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社会救济工作。1938年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设赈济委员会，各省县分设赈济会，掌管救济行政。这一机构直至抗战末年才并人社会部。同时为了配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办理战后救济，1944年9月成立了行政院临时善后救济总署，湖南省设立了善后救济总署湖南分署。
在救灾的长期措施方面，湖南各地原来设立的仓储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仓储积谷赈灾始于西汉宣帝时期，以后沿袭下来。国民政府建立后加以整顿。1928年内政部颁布了《义仓管理规则》，令各省整顿积谷，将各地原有的常平仓、储备仓等一律改为义仓。1930年国民政府推行地方自治，湖南省政府颁布《各地方仓储管理规则》，将仓储分为县（市）仓、区仓、乡（镇）仓、义仓4种。随后省民政厅又根据内政部积谷管理规则，制定了《各县县长筹办仓储考核章程》，将各县仓储整顿和发展状况作为县长考核的标准。随后各地清理旧有积谷，增筹新积谷，创办仓廒，使湖南仓储在整顿中发展。是年，全省有65个县成为合格县。据统计，1933年全省有仓储1万余所，储谷239．6万石。1937年增至21，814所，储谷461万余石，1941年又增至960万石。此外，除了政府举办的积谷外，还有散落在民间的小积谷会。这种小积谷会遍布偏远山区和村落，积谷数量为几十石至千石不等，以补政府积谷之不足。
战时这些积谷在1939年以后，大多用于军粮，部分用于救济。抗战时期，长沙市对老弱病残救济者达550人，每年发米300～400石，1941年5月成立平粜会，分4区发给赤贫户2．8万余户，共8万余人。1942年湖南省赈济会在长沙市东、南、北3区分设粥厂，小孩每日上午9～11时免费入场食粥，成人每日上午9～11时、下午3～5时，购券（每券法币2角）入场食粥。从2月至5月，来粥厂进餐者约10万人次，其中不少是难民。1944年5月之后，衡阳周围各县由于日军的入侵和持续2年的旱灾，各地灾民达138．20万人以上，湖南省政府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南分署，先后9次拨发赈灾款393．10万元，大米、麦粉6351长吨（每长吨为2，032．0941市斤），还发放农贷、种子、肥料款7061．44万元，救济灾民。但由于灾情严重，政府财力不够，仍有数万人饿死。战时，由于日军对湖南的猛烈进攻和对全省各地的空袭轰炸，导致各地损失很大。如衡阳是日军轰炸的重要目标，衡山、耒阳两县也损失不少。截至1942年6月，衡阳、衡山、耒阳共计发放空袭急赈金52，623元。1942年，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第十救济区长沙办事处在长沙青年会内设难民施诊所，每日为难民施诊施药。抗战伊始，省救济院又增设义葬所，各省在长沙的同乡会馆也增置公山，为在湘的贫苦同乡提供葬身之地。
抗战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大量的平民或死于战火，或被日军屠杀，家园被毁。老百姓为了躲避战火而被迫逃命他乡，沦为了难民。战时难民的职业构成和社会阶层较广，主要有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城市市民和手工业者、地主与小工商业主、沦陷区的政府工作人员、军警人员及其家属等，其中又以农民、工人和商人、学生占多数。据吴相湘估计，到1939年内迁难民的数量为900万左右。湖南作为抗战的后方基地，自然也就成了难民集中的省份之一。1938年3月，首批来长沙的难民600人被送到凤凰安置。武汉会战前后，来湘的难民达到高峰。当时不少难民经粤汉铁路或武长公路至长沙，有的则继续由粤汉铁路或公路南下株洲、衡阳等地。为此湖南省设立了难民救济处，各县设立分处，负责接待、救济和安置难民工作。各地的难民救济部门在难民移置的各交通要道设站，供应茶水、食宿并保护安全。如在沿浏阳、醴陵、攸县、安仁、衡阳、耒阳公路沿线都普遍设立了难民食宿站。至1938年7月，长沙市设立了28个收容所，共收容难民13，785人。战时来湘难民究竟有多少，由于统计困难，没有确切的数字，有学者估计在50万以上，应该是可信的。对于来湘难民的安置，省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第一，确定收容难民的基地，让难民安居乐业。1937年8月，国民政府经济部、湖南省政府联合决定：开辟武冈（辖6县）、芷江（辖9县）、沅陵（辖10县）三垦区，收容难民垦荒。同时设立难民工厂，为难民介绍职业等，使难民为战时生产服务。第二，根据届民党军政部制定的《非常时期难民服役计划纲要》的规定，由省及各地的役政机关依法抽征难民服兵役。第三，对于来湘难民中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省政府吸收其从事教育事业，有的被吸纳到战区服务，而相当多的则是加以培训，充实各级政府机关，尤其是县、乡镇和保的机构，利用他们来革新湖南的政治。
战地救护是抗战时期社会救济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中国红十字会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国际性的民间社团，成立于1904年。清末民初以来，一直致力于战地救伤，拯灾赈饥，扶危济困，是近代中国救济面颇广的一个机构。抗战中，中国红十字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巨大的救护行动。在湖南的前方、后方，都留下了救护队员的足迹。1938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宣告成立，下属医疗队、医护队、救护队、医防队等共62支，在湖南工作的有9支。救护总队于1938年6月先迁长沙，继迁祁阳，最后至贵阳图云关。
在长沙，救护总队与内政部卫生署合办“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招收社会上医护人员及流亡青年，进行医疗救护卫生训练，编成医护卫生队，每队20～30人，派赴全国各大战区担负救护伤兵和民众工作。1938年11月，救护总队迁至祁阳。这时湖南各地都有了救护队的活动，如第二中队有7个队、第十二中队有6个队在沅陵，第五中队有7个队在衡阳，第六中队有6个队、第七中队有7个队驻祁阳，第十一中队有6个队驻桃源等地实施救治。在4次长沙会战中，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九大队全力投入救护工作。又如在1944年的衡阳抗战中，第九大队还专门组织了手术组和换药组，一直工作到衡阳沦陷。他们除救护了千百万受伤将士外，还将环境卫生知识介绍到前方的每一个连部去。此外，各队每到一地，一般住在民众家里，为民众免费医疗和预防疾病。常德细菌战发生后，1941年冬，中国红十字会派来德国细菌学专家伯力士、奥地利细菌学专家肯德及本国的细菌学专家来到常德，指导救治鼠疫病工作。他们还亲自解剖、检查鼠疫病死尸体，为遏制常德鼠疫的蔓延作出了贡献。
二、慈善事业
清末至民国初年以来，湖南有众多的慈善堂院。就开办的形式言，有政府举办的，有地方绅、商捐资开办的，还有外国教会在湘设立的慈善机构。就这些机构从事的业务范围而言，有综合性的救济机构，也有专门从事某一方面救助的单一性的慈善机构。如救生、救济鳏寡残疾孤贫、嫠妇孤女、育婴、敛埋等。
综合性的救济机构一般是政府举办的，规模比较大，以湖南省救济院及各县的救济院影响最大。1928年，湖南省政府依照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的《各地方救济院规则》，令全省以县为单位，将旧有的官办慈善团体改组为救济院，设于县政府所在地。1929年3月，湖南省政府将省慈善总公所改组为湖南省救济院。其经费来源有三：一是政府每年津贴盐税附加和慈善补助费5．87万元；二是常年出租房田产业所得约1．5万元；三是每年向商会等机构募捐1万余元。其所属单位有：安老残废所、妇女教养院、育婴所、育幼所、盲哑学校等机构。其后各县市也开始设立救济院，但大多直至抗战爆发前后才设立。抗战时期，湖南省和各县市的救济院对战时慈善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据1938年《湖南民政统计提要》记载：衡阳、常宁、衡山、耒阳4县共设有救济院4所，设分所15所，职员40人。养老所收容人数313人，孤儿院收容人数120人，残废所收容人数500人，育婴所收容人数2599人。
至于单一性的慈善机构，官办、民办和外国教会开办的都有，其中以民间绅、商开办的和外国教会兴办的居多。以长沙市为例，政府兴办的有长沙市贫儿院、湖南省育幼总院等。民办的有私立慈善事业总会、“保节工场”、孤儿院、慈儿院、湖南佛教慈儿院、湖南贫儿院、湖南第一贫女院等。外国教会的慈善机构主要有：长沙瞽女院、长沙育婴堂、湖南圣经学院孤童部等。
从各种慈善机构救助的对象来看，婴幼儿、儿童是救助的核心，在战时尤其如此。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口繁殖快，但经济落后，老百姓生计困难，加上重男轻女的传统恶习的影响，民间弃婴和溺婴的现象较为普遍；二是抗战时期，沦陷区失去父母的儿童很多，简直是无法统计。当时知名人士宋庆龄等人认为，这些难童是未来抗击日军和建设国家的有生力量，遂积极推动政府开办拯救难童工作。湖南成为战区后，本省的难童也大增，于是救助难童成为湖南省各级政府在战时的一项重要的慈善事业。
1938年6月，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正式建立。同月，中国儿童保育会湖南分会在长沙成立，国民政府派马北拱任驻湘救济难童督导专员，由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任主任委员。湖南分会成立后，着手筹建各县儿童保育院。7月，在永绥县成立了湖南第一儿童保育院，预收儿童2000名，经费由中国儿童保育会汉口总分会统一支付。随后湖南相继成立了乾城难童教养院、泸溪浦市难童教养院、凤凰难童教养院、东安难童教养院。这些难童教养院一成立，就接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难童。马北拱还率员亲赴河南、湖北前线，在三个月内就收容难童3000多名，先后分批送往上述儿童教养院。1941年底，洞庭湖南岸各县相继沦陷，湖南的难童急增，经赈济委员会主任仇亦山筹划，决定在全省成立难童教养所和难童学校，并派员在湘北各县收容难童1000多名，又于长沙、攸县、耒阳成立了湖南第二、第四、第五保育院。
各难童教养院认真教养儿童。如乾城难童教养院每天供应难童两饭一粥，每五日一小荤，每月一大荤。在儿童教育方面，各教养院都聘请了教职员工，对儿童进行文化、职业技术和爱国主义教育。如浦市难童教养院，设有一个初中班，实行半工半读制，引导难童从事缝纫、织布、织袜、毛巾、制鞋、印刷、造纸等手工业生产。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后，长沙、衡阳等地的难童教养院和保育院被迫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南撤，其所受苦难难以言状，有不少儿童在长途辗转迁徙中死亡。
纵观战时湖南各类救济机构及活动，不难发现，战时湖南社会救济面之广，救济难度之大是近代湖南其他时期所不能相比的。湖南各界人士同舟共济，在战时国民政府和湖南省政府财力、人力、物力都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救济了大批的鳏寡老人、伤员、难民、难童等，实属不易。但是，由于战时环境恶劣，国家财力不济，仍有不少难民、难童缺乏及时的和应有的救助而死亡，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漠视人类生命的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