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家庭作为同居生产的直系亲血脉团体，宗族则是一个聚居分家的具有较为复杂的血缘关系团体。家庭与宗族在结构、功能上具有互补性。宗族内按血缘亲疏的不同，在族人之间分出房分，房分之下又分出子房分。原来大的房分就是宗族的支派。1894年编成的湖南益阳《熊氏续修族谱》，有熊章岗等16个房分之多，平江叶氏房分也多，记有中字、永字、胜字、兴字、单字等24派。宗族内部结构是：一般宗族为“宗族——房分”；大宗族则是“宗族——支派——房头”；特大宗族散居在不同的区域，其结构为“始居地宗族——分支地宗族——支派——房分”。
宗族组织以祠堂（古称家庙）为中心。在明代初期，宗族祠堂还不普及。清代，祠堂得到士绅高度重视，成为宗族组织建设的重心，宗族组织也就成为普遍的基层社会组织。它是士绅地主以血缘关系约束族人的社会组织，祠堂、族谱、公产等均是为族权系统服务的组织设施，中国从而形成了一个以专制王权为政治结构、小农经济为经济结构，以宗法伦理文化结构为纽带的社会组织系统，它强化了封建统治秩序。
民国建立后，随着民主革命的不断深人和发展，宗族制度渐渐走向衰落。在五四时期，宗族制度受到西方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的冲击，一批学者和青年人开始反对旧的家族制度，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独立人格和权利，一种要求社会整合来代替家族约束的倾向逐渐形成。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宗法制度。农民在祠堂里建立了农会和农军，召集群众大会，审判和处决那些土豪劣绅和坏族长。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来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便。”到了三十年代，由于水旱灾害、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等因素，宗族制度又一次得到削弱。
抗战时期，湖南社会的宗族组织继北伐战争之后又一次遭到更为广泛的冲击。表现在：第一，沿海工厂、学校、机关、难民等大量内迁到湖南（如来湘的难民就达50万以上），是近代湖南人口流动最频繁的一个时期，外迁户和本地人杂居相当普遍。这种人口频繁流动和普遍杂居的现象对宗法制度起到了瓦解作用。第二，战时，国民政府为了动员民众，加强了对广大乡村的控制，按照县、乡（镇）、保、甲的行政组织方式控制到每一个农户家庭，这在近代中国是没有过的。它打破了以前乡村以血缘关系为活动范围的狭小圈子。且随着政治控制的加强，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活动和交往渐渐转向纵向交流，以宗法为核心的横向交往不断淡化。第三，战时，日军对湖南发动了6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尤其是1944年发动的“一号作战”后，日军深入了全省78个县市中的54个县市，全省70％以上的地区被敌占领，沦陷区的人口占全省总人口75％，大批湖南人民被虐杀，或四处逃亡，不少宗族活动的场所——祠堂被炮火摧毁，或被敌军占领，一些宗族被迫停止了活动。同时随着日军对湖南广大地区的占领，在湖南农村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使得民国初年以来帮会势力和恶霸流氓势力在农村中急剧膨胀，他们逐渐控制乡村宗族，取代政府的力量而成为乡村的统治力量。如长沙县第九区竹安乡“圈子会（又名“哥老会”、“青洪帮”）最多，共七座山堂，有九龙山、六等山、堂龙山、金钱山、双忠山、楚南山、瑶山，一联组就有心服太爷以上十三个，全乡共有三十一个圈子大爷，地主、土匪、特务、圈子及在乡军官、国民党团分子六位一体，结合在一起”。在抗战后期，这种情况在湖南农村普遍存在，敌占区更为突出。但这绝非是日本侵略者的功劳，而是日本要毁灭中国所造成的又一个结果。
第二节 农工商团体与农工生活
一、工商业与农业团体
清末民初以来，随着社会的演进，人们的团体意识渐渐增强，各行各业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纷纷组织起来，成立各种社会团体。这种社会团体就是以业缘关系而结成的相对独立的次级社会群体，并且得到政府的认可与规范。湖南的各种社团活动较为频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和省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一方面规范了社团的行为与活动范围；另一方面，政府大大加强了对各种社团的控制，使各种社团按照政府的旨意行事，把社团作为整合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因此社团的独立性大为削弱。下面就工商同业公会、商会、工会、农会等社团进行一些讨论。
（一）工商同业公会
工商同业公会组织是从封建社会的行会演化而来的。清末，湖南行会组织名目繁多，有按籍贯组织起来的会馆，如江西籍的“万寿宫”，福建籍的“天后宫”，广东籍的“岭南会馆”等；也有按同业或经营关系组织的公所，如银钱业的“财神殿”，药材业的“药王庙”，屠宰业的“桓侯庙”等。这些行会是以官府、行规及习惯性势力为依托的封建性团体。行会内的均等化、排他性、独占性等原则对近代工商业发展阻碍很大。1917年2月，北京政府农商部公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要求各省将旧有的会馆、公所等依照规定组织同业公会。至此，湖南开始有了同业公会组织。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于1929年将原北京政府颁布的《工商同业公会规则》修改为《工商同业公会法》，规定工商同业公会以维持同业的公共利益及消除营业的弊端为宗旨。该法实施后，促进了湖南同业公会的组建。这时长沙市有76个行业正式组成了同业公会，会员达7856人。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8年1月13日同时公布了《工业同业公会法》、《商业同业公会法》。这些法规的颁布，使战时湖南等后方各省的同业公会较战前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首先，同业公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上述两个法规规定：工业、商业同业公会为法人，在同一区域内，凡重要工厂有同业2家以上，商业公司在3家以上，都必须依法组织同业公会。这样，战时具有法人资格的同业公会较战前增加了。湖南各地的同业公会亦迅速发展，以屡遭战火摧残的长沙为例，战前长沙市同业公会为76个，到1946年增加到89个。全省的同业公会达到了2124个。原有的行会组织基本上被同业公会所取代，20世纪40年代则是近代湖南同业公会的兴盛时期。其次，战时同业公会组织注重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封建性进一步削弱，这主要体现在选举方式、议事制度、办事规则、经费收支等方面。如战时湖南各同业公会的会员代表都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会员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负责章程的制定修改、重要决议的发布、财政收支审核，代表大会至少每年召开一次。评议会（或董事会或委员会）为执行机关，监事会为监督机构。如武汉、广州沦陷后，长沙卷烟业迅速发展，但大多是手工卷烟。由于行业扩大，乃筹组长沙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报经市商会和市党部批准备案，然后召开成立大会，共推7人为理事，并公推华丽烟厂董事长徐天锡为理事长，东南烟厂总经理黄曾甫等3人为常务理事。另聘有秘书2人、干事2人、通讯工友1人，并制订了一套制度。每周召开常务理事会议一次，每月召开全体理干事会议一次，处理日常工作。规定凡在长沙开设卷烟厂者，均须老会员2家介绍，先申请加入公会，经过调查、审核资金设备，认为合格，乃转报有关部门，发给营业执照。各会员厂家按资金业务大小，分为甲、乙、丙三级，按级向公会交纳月捐。按章选举的负责人及理监事（执监事、董事等），均为义务职，不支薪俸。人员的雇聘，同业公会有完全的自主权。同时，同业公会中祀神功能进一步弱化。各业祭祀祖师爷的形式虽还存在，但已没有此前那么隆重了。再次，同业公会代表的合法利益得到了法律保护。同业公会是转承商会及政府对本行业的任务指定，也是会员反映合法权益的代表机构。1938年初，国民政府颁布的同业公会法规规定了同业公会的任务。如工业同业公会的任务是：“（一）关于会员之设备、制品及原料材料之检查取缔，并事业经营上必要之统制；（二）关于会员制品之共同加工或发售，原材料之共同购入或处理，仓库运输之设备，及其他与会员事业有关之共同设施；（三）关于会员业务之指导、研究、调查及统计。”商业同业公会的任务是：“（一）关于会员商品之共同购入、保管、运输及其他必要之设施；（二）关于会员营业之统制；（三）关于会员营业之指导、研究、调查及统制。”这些条款有利于促进各地工商业的发展。如战时物价上涨，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基于此，湖南米业、花纱布业、钱业、绸布业、卷烟行业都有同业议价的行规，即店、行在每天开市前，约集到同业公会共同议价，共同遵守。
战时，国民政府颁布同业公会的相关法规，规范了工商同业公会的顼权和活动范围，加强了同业公会会员之间的联系和经营管理与指导，这无疑促进了湖南工商业同业公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大大加强了对同业公会的控制，为国民政府实施战时经济统制打下了组织基础。
（二）商会
商会是商业资本家为了加强同行业的联系，促进国内外商贸的发展，调解商事纠纷，保护自己的权益而组织起来的社团。商会是一个跨行业性的商人团体，它与单一性行业组织同业公会的关系如何呢？目前学术界认为：商会与同业公会之间在组织上不存在隶属关系，但两者是相互依存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同业公会对商会的组织依存，同时构成商会的组织基础，商会团体会员的代表大多是同业组织的头面人物，一些较大的同业组织的代表大多参加商会的领导机构；二是在对外交涉中，工商业同业公会对商会的依存更为强烈；三是在向政府争取工商同业组织更大的自主活动空间的斗争中，各级商会不遗余力地站在了同业公会一边。
岳州、长沙开埠后，湖南的封闭格局被打破，外商进入湖南市场，长沙的会馆、同乡会出面组建了湖南商务公所，1906年改组为湖南商务总会。民国成立后，商会组织发展较快，据1917年统计，全省75个县中都成立了商会，有些大集镇也建立了商会组织。国民政府建立后，成立了民众团体整理委员会，对商会等民众团体进行整顿与改组，取消了商民协会，商会则重新登记，政府势力乘机渗入商会。1930年，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决定筹组全省商界代表大会，以成立湖南省商会联合会，但没有结果。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8年1月和6月先后颁布了《商会法》和《商会法施行细则》。为适应经济统制的需要，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商会的控制，规定商会中有关工商事项必须向中央和地方行政官署请求同意。战时湖南政局不稳，商会活动多受影响。但湖南各级商会多次统一组织了反对日本侵略的政治、经济活动，调节市场，搞活流通，维持社会金融秩序的稳定。如抗战爆发后，长沙市商会筹办了《商情导报》8开版，日出一张，专门刊载各同业公会送来的当日行情价格，对稳定市场秩序，维持社会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1943年5月省商联代表大会在耒阳召开，会议通过举办会计训练班、创办《湖南商报》等议案，选举黄佩石为理事长，陈宗陶、王世传、陈芸田等25人为理事。这次会议加强了湖南省各级商会的联系，这一组织机构一直延续到战后。
（三）工会
工会组织是工人阶级的社团。战前湖南的工商业不甚发达，产业工人人数不多。湖南的工人主要集中于手工行业中，其次是矿山。由于工人的劳动条件恶劣，工资低，经常发生劳资纠纷。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得以联合起来，直到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湖南最早的工会组织成立于1920年11月21日，由黄爱、庞人铨等创立的湖南劳工会在长沙宣告成立，会员有2000人，这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工会组织之一。但在1922年初，黄、庞被赵恒惕杀害，湖南劳工会被迫解散。
中共成立之初，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工作重心。1922年11月，中共在长沙领导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至1926年8月，已有11万余人。同月，改组为全省总工会，这是湖南第一个全省性的工会。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工会进行了整顿。于1928年和1929年先后颁布了《工会组织暂行条例》和《工会法》，规定各级政府为各级工会组织的主管机构，对工会的设立、任务、监督、保护、解散等做了详细的规定，政府开始控制了工会组织。此后，湖南各地各业都逐渐成立了工会。根据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1933年调查统计，是年湖南共有工会组织196个，其中产业工会18个，职业工会178个，工会会员为104，552人，其中产业工会会员22，515人，职业工会会员为82，037人。这两个数字都居全国的前列。
抗战时期，由于湖南工矿业和各手工业的迅速发展，至抗战胜利前夕，湖南有产业工人57，635人，占国统区工人总数的16．03％，另外还有数十万手工业工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工会组织的控制更为严密。为了防止工会组织罢工、怠工，严令各级政府对工会组织实施管制。1943年，国民政府颁布了修正的《工会法》，这一法规规定工会为法人，有一些保护工会及工人权益的条文，但规定“工会以增进工人知识技能，发展生产，维持改善劳动条件及生活，并协助政府关于国防及生产等政令之实施为宗旨”。这实质上将工会组织定位为一个经济生产性的团体，并非政治团体。战时湖南各级工会有所发展，如1942年11月，成立国民党长沙市总工会。各地工会在组织生产，发展工矿业，调节劳资纠纷，支援抗战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如1943年9月，衡阳工人强烈要求增加工资，衡阳市市长赵君迈召集同业公会和职业工会代表召开工资评议会议，决定各业工人工资一律增加25％；又如在衡阳保卫战中，衡阳工会组织了3．2万工人，成立了运输队、担架队、消防队等，配合第10军作战，有3174名工人牺牲。可见，战时湖南各级工会及工人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