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前，衡阳的发展速度较慢。但抗战爆发后，由于衡阳是大后方的重镇，沿海及武汉地区工商业纷纷内迁衡阳。当时迁往衡阳的工商业有8000多家，银行32家，金店35家，钱庄200多个。还有一些政府机关、军事机关、文化教育单位。这些都促进衡阳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使衡阳一跃而成为后方著名的都市。
衡阳在建市之初，人口为24万多，但到1943年9月，衡阳人口增加到346，883人，加上流动人口和难民总数超过50万人。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工商业的发展促进城市建设的发展。1941年，衡阳市政府筹备处制定了《衡阳市建设计划》，拟新建4条郊区公路；新建和改建旧市区的沿江东路、沿江西路、中山路等20条主要街道及91条街坊小巷等。1944年，衡阳市政府聘请专家对衡阳进行重新布局，拟订了《辟建新市区计划》，决定在城南开辟新市区。规划后的衡阳市布局为：城北工业区、旧市中心商业区、旧市中心综合区、城南新市区、黄茶岭文教区、酃湖垦殖区。上述布局除城北合江套工业区建成沿江大道和开办一些工厂外，不久因日军向衡阳发动进攻，该计划没有完全实现。
衡阳的现代工业始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当时有湖南兵工厂和衡阳电厂。此后工业缓慢发展，且规模都比较小，还有不少是手工作坊。战时衡阳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城市，超过长沙等地。当时衡阳的工业主要有机器、玻璃、肥皂、搪瓷业、皮革、油料、纺织、炼锌等业。其中以机器工业最为发达。据1943年初统计，衡阳拥有一定规模的机器工业有湘衡机厂、民生机器厂、现代机厂等11家。其他较大的工厂为衡阳电厂、湖南制革厂、湖南第三纺织厂、金钱热水瓶厂、新华搪瓷厂等。
战时衡阳的商业繁荣，湖南省贸易局、财政部火柴专卖公司湖南分公司等商业管理机构都设在衡阳。在香港沦陷前，衡阳还是大后方物资的集散地。这些都加速了衡阳商业的发展。衡阳的商业沿湘江西岸绵延10里，北起青草桥，南至洪家塘，店铺林立，有“小上海”的美称。
总之，抗战前期及中期，是近代衡阳工商业和城市迅速发展的时期，成为大后方仅次于重庆、昆明的第三大工商业城市和金融中心，财税收入也列大后方的第三位。但到1944年夏，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后，衡阳城化为焦土，其繁荣景象不复存在。
三、湘潭
湘潭位于湖南中部，临湘江中下游。湘潭历史悠久，汉代属长沙国和长沙郡，明清时隶属于长沙府。自明清以来，湘潭的发展历程较曲折。正如张朋园所说：“湘潭的盛衰，完全是地理位置及交通环境改变的关系。”在鸦片战争以前，湘潭商业繁盛，手工业发达，有“全国巨县”之称。原因是湘潭这时是一个南来北往的中途站。湘江自马家河东来，于下摄司对岸汇涓、涟二水，折北而流，在县城形成了一个几十公里长的大回湾，水面宽阔，河床较深，便于航运，沿江拥有39个码头，城内建有商人会馆19个。加之湘潭的农产品相当丰富，这些都促成了湘潭的商业繁盛。
19世纪末以后，湘潭开始走向衰落。主要原因是近代交通运输工具的出现，岳州和长沙相继开埠，南面的衡阳也渐渐发展起来了，湘潭作为中转站的位置在逐渐丧失。至20世纪30年代初，湘潭的发展速度相当缓慢，人口也不多，大约为10万人。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长潭、潭宝公路的通车和湘黔铁路东段的建成，湘潭有了现代交通线路。同时由于战争的临近，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工业建设放到中西部地区，湘潭是战前国民政府在湖南发展工业的首选地。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拟订了《重工业建设计划》，筹划在下摄司设立中央钢铁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机器厂、湘江电厂、潭家山煤矿，并征地9000亩筹建厂房。但由于战火迫近湖南，中央钢铁厂于1938年6月全部停工，中央机器厂迁云南昆明。只有中央电工器材厂部分投产，不久又相继迁往桂林和昆明。潭家山煤矿从成立之初日产40吨增至1939年的390多吨。长沙大火后，不少工商户迁到湘潭，市面再次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湘潭的莲子、猪鬃、石灰、药材、粮食、烟叶、纸浆等是重要的出口物资。战时湘潭的人口较战前有所增加，最多时为18万人。
四、株洲
株洲原辖于湘潭县，是一个完全靠交通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株洲上溯衡广，下入洞庭、长江，有“南北通衢”之称。清末粤汉铁路湘鄂段（长沙至株洲，全长51公里）和株萍铁路（株洲至萍乡，全长82公里）修通。1919年，湘鄂段延至武昌（长沙至武昌，365公里），这时萍乡的煤经株洲可直接运抵汉口。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继续完成粤汉线，1936年春完成了全段工程，不久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同时，株萍铁路重新进行了整理和改造，并同浙赣线连接起来。在抗日战争爆发时，浙赣线全线通车。株洲就是火车轮子拉出来的城市，成为华东、华中通往西南、华南的铁路枢纽。
株洲的兴起很快，其工业主要是为铁路交通服务的，有机车修理厂、机器厂，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原先只有20余户的小村落，一变而为300多户，人口超过1万人的新城市。
五、常德
常德位于湖南的北部，洞庭湖的西滨，沅水下游的北岸，素有“荆楚要地，黔川咽喉，湘西门户”之称。常德的航运业相当发达，东可从洞庭湖入长江，也可人湘江和资水，沿沅江可达湘西，是湘西北最大的中转口岸。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修通了常桃、长常、常澧等公路。
常德盛产稻谷和棉花，手工业中染织、铁器、竹器、造船、皮革、白铁、印刷等行业比较发达。1905年，常德被辟为寄港地之后，工商业进一步发展。抗战开始后，大量的工商业和轮船迁往常德。同时常德是川湘水陆联运的重要驻点和中转站。战时常德的人口也大增，1933年人口为96，790人。截至1943年底常德会战前夕，常德人口已增至16万人。战时常德的机械、纺织、卷烟、造船等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但1943年底常德会战发生后，工商业遭到很大的破坏，人口锐减，城市被毁。此后几年，一直没有恢复元气。
六、益阳
益阳位于资水下游。秦代开始置县，明清时期隶属于长沙府。近代益阳水陆交通条件较为便利，水运方面，沿江而上可至邵阳、新化等地，下可至洞庭湖，人长江，或沿洞庭湖向东抵达湘江流域的长沙、湘潭、衡阳等地，西可经沅江到达常德等地。陆路运输主要是长常线，东达长沙，西至常德。由于交通运输日趋方便，带动了益阳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人口也不断增加。据张朋园估计，1931年，益阳城人口为9万人。
抗战时期，益阳又得到一定的发展。当时益阳是一个重要的物资转运站，大批的物资从衡阳运抵益阳，或直接从益阳起航，逆流而上达烟溪后，再陆运至泸溪，经沅江进入其支流酉水达四川，这是当时川湘水陆联运的一条主要线路之一。益阳一带是稻谷、芦苇、楠竹、苎麻、茶叶的主要产区。传统的手工业有铁器、竹木器、造纸、纺织、砖瓦、陶瓷、榨油、纸伞等，现代工业还很少。如达人工业社，只有24匹马力的柴油机1部，纺纱机80部。
七、沅陵
沅陵位于沅江的中游，居于湖南省的西北部，历来是湘西的门户。公元前202年始置沅陵县。在清末民初之时，这里兵祸连接，灾荒较多，经济和社会相当落后，几乎还看不到现代化的痕迹。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了加强对湘西的管辖，开始在沅陵等湘西地区发展教育，设立银行代办处和信用合作社，省建设厅也在沅陵金牛山设金矿工程处，开采金牛山、横山湾一带金矿。在交通方面，湘黔公路经过沅陵，并建成了沅陵汽车修理厂。
抗战爆发后，沅陵成为大后方的重镇，是拱卫大西南的一道屏障，大批的政府机关、学校、工矿企业迁驻沅陵，国民政府和湖南省政府也在此开办了一些企业，主要有国民党军政部粮秣实验总场、经济部工矿调整处驻湘办事处、湖南省审计处、湖南省卫生实验处、汉阳兵工厂、第二被服厂、国营招商局和大批学校等云集沅陵。资源委员会在此设立湘西电厂，省贸易局在这里设立办事处，国民政府在这里还设立了沅陵驿运水陆管理总段，整治沅江及支流酉水。这些都大大推动了沅陵现代化的进程，沅陵成为大后方著名的工商业城市。这时沅陵人口大增，1937年底，沅陵城区的人口为19，718人，一年后，城区人口达54，950人。工矿业100余家，商店由战前的544家、资本不足40万元，骤增至3500余家、流动资金373亿元。工业以机器、电力、化工、纺织等较为著名。这时沅陵教育发展也达到近代的顶点，有小学生3．27万人，普通中学12所，学生3570人。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在落后的湘西崛起。但抗战胜利后，大批学校、工矿、商贾又迁离沅陵，沅陵的工商业渐趋衰落。
八、辰溪
辰溪位于沅江的中游，沅陵的南边，是战时与沅陵齐名的新兴工商业城市。
战前辰溪较沅陵更为封闭落后，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当缓慢，农业落后，手工业也欠发达。抗战爆发后，大批工厂、学校、机关等迁往辰溪，加速了辰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如本章前面所述的，到1943年，战时迁辰溪的工厂达48家，带动了辰溪工矿业的发展。主要工矿业有采煤、电力、机器、五金、化工，而以机器工业最多。如湘西煤矿业中，以辰溪产煤最多。电力方面，辰溪电厂是湘西电厂的一个组成部分；化工方面，从湖北迁来的华中水泥厂，资本500万元，每月产水泥1万桶，成为后方最大的水泥生产基地。战时辰溪的人口增加也很快。1937年底辰溪城区人口为15，981人，到1938年底，城区人口达42，943人。就商业而言，1937年底有商店314家，一年后，增至607家。
九、洪江
洪江位于沅江的上游，西临贵州，是湘西的一座边境城市。洪江是明末清初兴起来的一座商业城市，主要是湘西南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交易中心，以桐油和木材为大宗。据民国23年统计，全市有商号245家，资本161多万，全年营业额3991多万元。在洪江的商业发展中，湘西南各地、黔东和桂北等地商人云集洪江，是促进洪江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调查，1934年，城区人口为37，600人，本地土著占少数，而以宝庆、湘乡、辰溪、沅陵、长沙、衡阳及外省人居多；以职业分，从事工艺的约17，400余人，商业约13，000人，各业共有商店246家。
抗战开始后，洪江同沅陵、辰溪一样，成为大后方的重镇。一些工商企业也迁到洪江，促进了洪江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城区面积扩大，商业行业也在增加。当时，洪江人口迅速增至15万余人，全国有20多个省市的商人在这里开设各种庄号、饭馆、商行和作坊，1940年全市共有大小商铺1000余家。洪江作为商业城市的特点更为突出，有“小南京”的称号。但战后，外来工商户大多迁回原籍，此后洪江的发展速度缓慢下来。
十、邵阳
邵阳位于资水与邵水相会之处，居湖南西南部，三面高山环绕。邵阳古称昭陵，春秋时期正式建城。宋代改为宝庆府。民国初年废府设宝庆县，为县治所在地，1928年改宝庆县为邵阳县。
进入民国以后，邵阳城市才有较快的发展。1928年，潭宝公路修通，抗战时期又先后完成了衡宝公路，宝庆至新化，宝庆至桃花坪等公路，交通条件得到较大的改善。人口也迅速增加，1916年邵阳人口为8000人，到1931年增至71，404人。抗战时期，内迁到邵阳的工商业虽不多，但难民云集，邵阳的工商业进一步得到发展。输入商品以食盐、糖、煤油、颜料、绸布、药品为主，输出的商品以煤、竹木、土纸、皮毛、烟叶为大宗。由于人口增多，邵阳城客栈业由11家骤增至300家。但现代工业比较薄弱，仅有宝庆光明电灯公司、玻璃厂、面粉厂等少数几家企业。邵阳是一座古城，其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交通的制约，没有铁路，在航运方面，资水多急流险滩，不利于航运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