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指在产品价值或企业盈利形成上的主导地位，也就是相对于其他投入品而言的突出的贡献比重。虽然企业的正常运转需要各种资源的投入及配合，但各种资源对于最终产出的贡献比重却是不同的。按投入品的重要程度在投入人之间分配权利，既有利于必要资源的筹集，也有利于资源的合理运用。否则若平均分配权利的话，次要投入品的所有者就可能因“崽花爷钱不心疼”而不珍惜重要性资源，并导致产出及各人收入的相应下降。其中，次要资源投入人的损失，与单干收益相比可能较小，而重要资源投入人的收益则可能会远低于这一机会成本，结果就可能导致后者的退出。重要性资源一旦退出，其他次要性资源就会因失去支柱因素而无法发挥作用，企业也就会因此而解散。这是一种对于任何方都没有什么好处的结局。为避免这种情况和结局的发生，对于重要资源的投入人赋予更大的权利，就成了保证企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了。
二是指投入品的稀缺性，也就是由投入品的特质所决定的不可替代性及由市场状况所决定的供不应求的程度。投入品的稀缺性越强，市场价格也越高，投入人若不能得到相应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就不能保证获得比单干更大的收益，因而就会选择退出。企业若得不到这些稀缺品也就难以正常运转。
由上可见，按照投入品的关键性进行权利分配的必然性。
2.投入品的风险性
权利的分配还应与投入品所具有的风险性成正比。投入品所承担的风险有以下两种。
一是市场风险，指的是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而造成的投资回收的风险。投入品的价值越大，回收期越长，投入人所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大。比方说，主要出资方的投资量大，而且将转化为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因此投资的回收期会较长。一旦发生出乎意料的市场逆变，投资人的损失可就惨了。相比之下，劳动力的投入者，即使发生了市场逆变，也顶多是损失了几天或一个月的劳动力支出，所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
二是机会主义风险，指的是由于投入品的专用性而产生的机会主义风险。
投入品的专用性指的是投入品不可被重新安排其他用途的程度，它的反义词是通用性。一般而言，投入品的专用性越高，对于特定用途的适用性就越好，但一旦情况有变、需要另找用途时，由于改装等费用而产生的成本就会很大。而通用性强的投入品在改变其用途时只需很小的代价，但对于特定用途的适用程度却会比较差。因此，投入品的专用性往往是随着企业专业化的程度而提升的。
然而，投入品专用性的提升虽可因更具适用性而提高效率，但其重新配置成本过高的特性也会对经营环境的稳定性产生更大的依赖。一旦原有的项目因需求或供应生变而中断的话，专用性高的投入品就会因闲置或改变用途而遭致损失。正因有此软肋，对于任何可避免重新配置的方案，只要其代价低于重新配置的损失，企业或投入人一般都会接受。这就为伺机敲诈之类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比方说，当原料供应商利用了原料短缺之机而行敲诈之时，设备高度专用的企业，在敲诈金额小于重新配置的前提下往往会被迫接受。投入品为高度专用技术的人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一旦面临转岗的威胁，投入人可选择的余地也会很小。
由上可见，不同的投入人所面临的风险大小是因投入品的特性而异的。抗风险的能力是与对于风险的控制权力成正比的，掌握的权力越大，应变的能力越强，化解风险的能力也越强。若无足够的权利，专用资产的投入人是不敢贸然投资的。因此在企业的组织中，投入高风险资源的人往往会要求更大的权利，而投入品风险较低的人只能得到较小的权利，由此而出现了权利的大小与投入品的风险大小成正比的规则。
3.权利分配规则的实现
在现实中，投入品的关键性与风险性往往是重叠的。因为在价值创造中贡献最大的要素往往具有高度的专用性、价值性和稀缺性，因此也往往承担着高度的风险。一般而言，这种资源的投入是由主要的出资人来承担的。按照权利的大小与投入品的关键性和风险性成正比的规则，企业的主要出资人往往拥有最大的决策权和控制权。
在实践中，这种权利分配的规则是这样来实现的：由主要出资人出面组建企业，然后由他来与其他的投入人进行谈判和签约，按其投入品的关键性及风险性、并参考市场通行的做法来确定后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和所拥有的权利。比如：投入品为专业管理知识和高度专用技术的人往往拥有较大的权利，拥有熟练技能的劳动者则拥有较少的权利，而普通劳动力的投入人则拥有最少的权利，由此而形成了企业特定的权利分配结构。
4.权利的溯源
投入品性质的不同决定了投入人在企业中所享有的权利也不同。那么各人在投入品上的差异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决定的因素当然很多，但在这里只讨论与消费状况的关系。
根据我们在消费篇中所探讨过的有关消费的作用，可以得出这么几个推论：第一，消费倾向决定了投资能力。由于消费倾向与收入成反比，因此收入越高者，其消费倾向则越低，这就意味着其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则越多。第二，消费的结构及质量决定了人力资本的质量。无论是生活上衣、食、住、行方面的消费，还是文化、教育、体育、医疗方面的消费，在质和量上面都可以有很大的差异，其结果往往会导致个人在人力资本质量上的差异。根据上述企业权利分配的规则：出资更多以及拥有重要和稀缺人力资本的人可以在企业中拥有更大的权利，因此由此可见，个人之间在消费上的差异往往会影响到他们在企业中的权利和地位。
当然这也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并不排除有些出身贫寒、受教育不多的人，由于具备了灵敏的市场感觉和敢冒风险、吃苦耐劳的素质，因此在某种因缘际会的情况下，照样能够创建、并做大做强企业。
像温州和台州的很多民营企业家就是这么诞生的。不过即便如此，这些“草莽英雄”们当自己所创建的企业做大后，在正常的情况下，仍然会按照上述权利分配的原则来区别对待其他的加盟者，并且尽量让自己的儿女们接受更好的生活、教育和医疗。可见这一规律的普遍适用性。
三、权利分配中的博弈和剥削
在企业权利分配规则的实现过程中，各投入方之间在显示自己投入品的重要性以及对于权利分配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上可能会有所不同，其不但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也可能导致强势方对弱势方的剥削。
1.谈判能力与权利分配
决定投入人谈判能力的因素有以下四个。
（1）实力。既然权利分配的根据是投入品在企业所用要素中的主导性和稀缺性，那么投入品的性质自然会决定其投入人在谈判中的底气。投入品的主导性越强，对于其他要素赖以发挥作用的影响越大，该投入人在企业的发起人以及其他投入人的心目中，就更容易确立起优势的地位，并获得更大的权利。同理，投入品的稀缺性或者投入人对于投资机会的选择余地也会影响到在谈判中的主动性。也就是说，供不应求的投入品会令投入人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因此可以货比三家、待价而沽；而供大于求的投入品却会令投入人因竞争较多而较少选择，因此为急于找到发挥的机会而降低要求。
（2）一致性。企业中同类投入人之间能否具有一致性，也会影响到该群体所能获得的权利。从表面上看，如果某类投入人较多就可能因人多势众而容易获得优势，但实际上却可能因人多而不容易达成共识，结果反而可能在人少而一致性强的投入人群体面前失去优势，从而只能得到较少的权利。在浙江某制造业发达地区，本地人在民营企业中当普通工人的话，其月工资仅为800元左右。为什么会接收这么低的工资呢？因为当地有很多来自江西的民工，只要给600元的月薪就可以接受了。因此，虽为同类投入人、而且人数众多，但却因内部难有一致性而处于不利的地位上。
（3）信息。由于在谈判的目标及手段的合理设定上都需要信息作支持，因此谈判各方所掌握的信息状况也会影响到权利的分配。
比如企业增长的前景如何，各种投入品的贡献是如何测定的，行业惯例及政策法规又是怎样的，等等。充分掌握这些信息有助于获得在谈判中的主动权，起码也有利于维护自己应有的权益。
（4）形势背景。市场、政治及社会舆论的变化都可能会有利于某类投入人而不利于另一类人。是否善于利用这种外部形势的变化来放大自己的力量，也会影响到在谈判中的力量对比。
由于上述因素在谈判各方之间的分布往往是不均衡的，因此较强一方实际所能获得的权利就有可能超过按权利规则所应分到的，而较弱一方所获得的则可能低于应得的。
2.权利不均衡下的剥削
从权利分配规则出发，只要某方实际所得的权利大于按规则要求应得的、而另一方的实际所得则小于应得的，那么剥削就会发生。
由于每个人都希望以有限的投入资源来获得最大的回报，在各投入人之间存在着信息及力量上不对称的条件下，这种力争最大化的目标就可能诱发出剥削他人的动机和行为。只要贬低或剥夺某些投入品的价值却不会被发觉或不会遭致反抗的话，那么最终可供分配的净收益就会因此而增加，即使在总收入并未增加的情况下也会如此。
此时握有更大权利的投入人就可从中获得超额的回报。这种超额回报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对权利弱小方的剥削。
四、与企业管理学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企业的政治经济学似乎与企业管理学很接近，因为两者都会涉及各种要素的协调问题，但实际上存在着一系列重要的不同。
1.关注的对象不同
企业管理学所关注的是经营中各种要素之间的协调关系，而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则是诸要素背后所结成的各投入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企业管理学以要素被不同的人们所拥有为既定的事实，而政治经济学则恰恰要研究要素被如此分配的原因。企业管理学研究的是要素随企业内外的变化而重新配置的规律性，政治经济学则研究上述利益关系在这种要素再配置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变化的规律。
2.研究的目的和方法的不同
企业管理学要达到的目的是要素之间的最佳配置及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因而更多地会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论证要素之间的客观联系来达到目的。而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则是特定利益关系的合理性，并努力寻求更为和谐的利益关系。但究竟何为合理、何为和谐？其答案却完全可能因个人的利益和价值观而异，因此在研究和论证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较多的规范性，并较多地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
3.判断标准和结论上的可能不同
由于关注的角度和目的不同，因此对于同一个事实，这两种研究的判断和结论也就可能不同。以资本主义早期的工人工资为例。如果就对于当时的工资水平及变化状况的描述来说，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决定理论，同当时重在管理操作的经济学家关于市场供求决定要素价格的理论，并无多大的不同。比如双方都肯定了工人工资会随市场供求而变化的事实，马克思也说过在劳动供不应求时，工人也可以获得一部分剩余产品。然而由于所关注的重点及判断的标准不同，两者的结论就可以完全不同了。资产阶级学者认为只要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就是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而且也不存在剥削。
而马克思则认为：即便按劳动力的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剩余价值、从而剥削也同样会存在。可见，尽管两者在现象的描述上并无明显的不同，但结论却由于角度和衡量标准的不同而完全不同。
五、借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虽然企业的政治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学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但毕竟两者的研究对象有较大的重合，因此存在着相互借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企业管理学的角度来看，由于人在诸要素之中的特殊性以及在要素配置之中的重要性，因此要想达到更佳配置的目的就必须了解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异及互动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发展的，而这正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是凭空而产生的，而是循着让有限的资源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的轨迹而变化的，因此资源配置的变化轨迹及其规律就成了解释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以及解释这种变化轨迹的重要线索和依据。政治经济学若完全忽略现实中资源配置的要求和变化，就会堕入到主观臆测的泥潭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