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第三代学者：从学习到专精，从兴趣到委身
这个话题也许不该由我来说，而应由第三代学者自己来说。所以，在此按照会议命题而谈到这个话题，要先向第三代学者即可畏的后生们道歉，因为你们可能会发现这里说的与你们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当然我也得向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即前辈和同辈们道歉，理由同样是我的描述可能片面，因为我对那两代人的了解也很有限。不过，我对第三代学者的了解更加有限，因此错误可能更大。
但是，既然要完成这篇命题作文，我且硬着头皮来总结两个特点罢。当然，第三代学者们可能还有两千个特点，而且其中可能有两百个比这两个更重要。
１．从学习到专精
尽管第三代学者中有一些人的年纪，同第二代学者相差不大，但他们总体上是赶上了邓小平改革的时代，因而同第二代学者被迫辍学多年、“上山下乡”、“摸爬滚打”的经历相比，他们都中断学习不久，或者不曾中断中小学的教育，就进入了已经恢复的高等学校学习。
因此，这一代学者所受的知识教育和基本训练，一般都比第二代学者完备得多。
尽管中国大陆的整个教育体制和教育环境存在种种严重的弊端，因而在青少年时代就脱离了这种教育的第二代学者有着世界教育史上独一无二或空前绝后的创伤兼收获，但是，第三代学者完整的学习经历，毕竟使他们避免了第二代学者的某种“发育不良”或“残缺不全”。从总体上来说，他们也许比第二代少了一些处身于社会底层的那种痛切的体验，但却肯定比第二代多了一些在校园内读书的扎实的学习。
所以，大致可以说，他们的基督教研究，是始于较为全面的学习，以及由之而来的对西方文化的较为深入的了解。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在于，第二代学者对基督教的接触，多半是通过毛泽东去世后重获出版的那少数西方和俄国的古典文学和哲学着作译本，以及历史书中的片断信息，基本上没有任何别的渠道；而第三代学者在学习时，则已有了一些由前两代学者编写和翻译的基督教书文可供阅读，而且因有较好的外文训练和刚开始开放的极少数外文书籍，而可以从英文（和其他文字）的资料直接了解基督教知识。事实上，他们当中许多人还获得了直接在国外学习的机会，并建立了更多的国际学术联系。
当然，我们都应该注意到，有了好得多的学习条件的这一代人当中，绝大多数并没有选择基督教研究作为终生的志业。所以，在这庞大的学者群体中依然犹如凤毛麟角的第三代基督教研究学者，必定有超乎一般环境和一般条件的特殊理由，而作出了这种选择。我想，这应该还是出于个体的精神追求和对社会文化危机的某种反思。实际上，这虽然在他们的着作中流露得不如第二代学者明显，但却可以从他们对基督教研究的热情投入和坚持不懈之中看出来。
第三代学者们的着作，最明显的特点是逐步走向“专精”，由此而超越了第二代学者们的一般介绍和总体“引进”。他们的研究，已经深入到第二代学者泛泛涉猎的广大领域，从中挖掘出一个一个的具体研究课题，对之进行专精而全面的探讨。此外，他们也开拓了第二代学者一般不曾涉猎的研究领域。这样，他们就以自己特有的前述优势，把中国的基督教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用自己踏实专精的着作，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广阔前景。
２．从兴趣到委身
第三代学者不同于第二代学者的另一个特征，是其中的基督徒所占的比例大大提高了。尽管我们没有也很难进行这一类社会调查或正式统计，但是，这个事实是相关学者圈子内能够普遍感觉到的，而且，它也是近年来大学师生中基督徒增加这个更大现象的组成部分。
关于这个事实的发展过程，也许可以用“从兴趣到委身（或投入，或承担）”来形容。在前述不同于第二代学者所处的环境之中，这一代学者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的方方面面——从有关基督教的历史、教义、思想的书籍和刊物、翻译和着述，到开始开放的“三自教会”的教堂和后来兴旺的“家庭教会”的聚会，甚至还有基督教研究界或宗教研究界的文字讨论和学术会议，凡此种种，都为他们提供了可以观察、可以体验、可以参与，对基督教从产生兴趣到深入认识的条件。（相比之下，第二代学者却是在一片白茫茫大地上求索，甚至连求索的目标都似乎茫然，更不用说对这个目标有任何概念！那似乎是一个盲人在黑暗中寻找，他不知道要找的是什么，心里只有对黑暗的不满、对光明的向往，但他对光明本身却毫无体验！所以，能够驱散他眼前的或外在的黑暗者，又能驱散他眼里的或内在的黑暗者，实在只能是那生命之光！）在第三代学者所处的较为开放的环境之中，似乎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光照，虽然也许只是微弱的、模糊的、或多或少被遮挡了的光照。正是因为如此，如前所述，同样正在反思社会文化危机、进行个体精神追求的第三代学者中相当一部分人，会受到生命之光的吸引，最终从对基督教的兴趣走向某种程度的委身，或者有生命的投入，或者有志业的承担，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而这种委身的态度、投入的姿态或承担的精神，必然会赋予他们的基督教研究以前所未有的特点，显示出第三代学者的特色。我相信，往后的时代或历史学家会看到这一点，并作出恰当的总结。在此，我只想说，正如我们在回顾“背景”时谈到的２０世纪初叶至中叶的那些基督徒学者一样，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不但丝毫无妨于他们的学术素质，反而是其学术素质之强大的内在保障。
当然，分清信仰与学术的界线，明确基督教研究的学术性质，这是提高学术素质和取得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前提。我相信，第三代学者中具有上述第二项特征的学者，也都具有这样的意识。因为，尽管委身的精神可以提供从事事业的强大动力，但是从事任何事业，又都是需要遵循这项事业特有的方法论原则的。
五、展望
１．问题
尽管并非完全由于学者自身的原因，而主要是由于社会环境中的诸多局限，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当代中国的基督教研究本身肯定有不少缺憾或问题。
在此姑且列举如下三项：
一是同中国人的现实处境颇有距离。
当代中国人生存处境中的难题，表现为复杂繁多又尖锐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法律等各领域的重重难题。这些难题都有其宗教或神学的维度。中国的基督教研究，包括汉语神学，理应针对这种处境、针对这些难题发言，提出基督教的或神学的解释和主张。加尔文说，神的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神学也是从神人关系出发的人学，它必须对人生有益，才会有生命力，所以它不能脱离人的生存处境。中国的基督教研究必须走进中国人的社会处境之中，在尽量充分全面地体察这个世界最大的人群的生存经验之后，为改进他们的生活状况，尤其是灵性生活的状况作出贡献。只有这样，它才应该会也必然会被这个巨大的人群所接纳。可惜，现在我们在研究本来就很少，力量相对很薄弱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向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方向（例如政治神学、生态神学、道德神学、文化神学以及基督教与经济、社会等的关系方面）投入的力量就更少。
二是圣经和圣经神学研究相对薄弱。
圣经研究应在基督教研究中占有核心地位，而圣经神学则应在神学研究中处于基础地位。但同第一个问题一样，由于历史社会环境的局限，当代中国的基督教研究总体上在这方面十分薄弱。这显然也是一个问题。现在虽有少数学者已为之投入了大量精力，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仍然同整个基督教研究事业的需要相去甚远。毕竟，前面所谓要对中国人的处境和难题“提出基督教的或神学的解释和主张”，至少是不能脱离圣经神学为基础的基督教神学的。
三是对宗教多元和全球化趋势重视不够。
不论在中国社会还是在国际社会，宗教多元状况和文化多元趋势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也是可见的未来很长时期人类的处境。如何认识这一处境，如何适应这一现实，如何分析和处理宗教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的基督教研究必须严肃思考的课题。
世界文明在物质层面已经趋同，在制度层面正在靠拢，在精神文化层面却歧见丛生，纷纭万千，构成了所谓“全球化地方化（ｇ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趋势。基督教，特别是中国的基督教会如何面对这种趋势，如何处理其中的难题，如何为人类的友好团结作出贡献，这也是我们的基督教研究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然而，从现在已有的研究情况来看，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显然太少，学者们对所谓“诸宗教神学”和相关的研究投入的资源和精力都太有限。这也会使中国的基督教研究脱离当代世界的现实。
２．建议
针对第一个问题，又鉴于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关注很多、成绩斐然（如宗教社会学、公共神学、政治神学等方面的成就之大，以及一般神学的适切意识之强），我们应该通过翻译而借鉴之，更应该尽力走出象牙之塔，从国人的生存处境出发，去选择研究课题和进行研究工作。
针对第二个问题，也鉴于西方学者在这方面有悠久的传统、巨大的成果，我们也应该先通过翻译而借鉴之，更应该尽力增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以及拉丁文和其他西方语文的教学和研究，以便从原文研究出发，并充分利用西方学者已有的成果，促进中国的圣经研究和圣经神学研究。
针对第三个问题，同样也鉴于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坦然直面的态度、持续对话的努力，我们还是应该先通过翻译而借鉴之，更应该尽力从宗教多元化和全球地方化的趋势着眼，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的文化和宗教，重新审视和研究其他的文化和宗教，认真思考其间的关系，尤其是与基督教的关系，并得出相应的适切的结论，使我们的基督教研究能有益于人类的和平，符合于“爱邻人”的宗旨，实现学术之真与宗教之善的统一。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在中华大地的无限江山之中，在基督教研究的浩瀚领域之内，人才辈出各领风骚是必然的，长江后浪推走前浪也是必然的。回顾既往，由于全社会绝对空前、但愿绝后的巨大震荡和深重灾难，２０世纪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学者们（尤其是这里所说的２０世纪中期之后的两代学者），尽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生存体验，却只有历尽艰辛得来、又如昙花一现的学术生命，因而多半没有与基督教这个研究对象相称的研究成果，没能对这个民族、这个社会的生存处境提出全面深刻的基督教的解释与回答，只能抱恨终天！
所幸有可喜后生，方得以期盼未来，是所望焉！
２００７年６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