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关键在认识领域或理性层次。这绝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学者都是一些理性十分发达的思想家，而且更是因为，对话的历史证明，在实践领域，各种宗教比较容易取得一致意见。例如在环境保护、全球伦理、裁军与和平、维护家庭与儿童权利、堕胎与生育控制，甚至生命伦理与克隆技术等问题上，各种宗教都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甚至采取一致行动。另一方面，在“灵性”领域，各种宗教又非常难于也没有必要取得一致，因为宗教本身就是灵性领域的不同表现，每一种宗教都认为自身找到了灵性提升的最佳方式，因此或者认为不可能从其他宗教得到教益，或者认为无此必要。像潘尼卡那样能向对方的“宗教态度之深层”行进的人，或意识到王志成所说的“灵性对话对彼此的灵性成长有独特的意义”的人，在普通的宗教信徒中是少之又少的。
当然，实践对话和灵性对话十分重要，而且是宗教对话不可或缺的两大领域。
但是前者较易进行和取得成果，后者脱离了广大信众的一般需要，在可见的将来很难取得突破。于是，剩下的同样重要而有望取得进展的对话领域，既可以为实践领域的合作行动提供理性的论证，又可以为灵性领域的进展提供理性的基础，而本身又具有相当的困难度和复杂性的领域，就是所谓“认识领域”了。用斯威德勒的话来说，就是“如何进行宗教之间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前进之路不是在实践和和灵性领域，而是在认知领域”。
我们当还记得，斯氏所说对话的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不得不以认识为核心问题（认识对方的真相；认识对方的价值；一起探索对实在新领域的认识），这实际上也论证了宗教对话的关键是认识问题，也就是理性问题，所以他的宗教对话理论从头到尾都在论述“系统反思”的重大问题。
我认为，讨论宗教对话的关键，应该不离宗教对话的目标。以前述斯氏所说三大目标而论，其中的两个即“更深地了解自己”和“更真地了解别人”，都离不开理性认识。而就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三个适宜的目标而论，则每一个都有赖于达成共同的理性认识：“和平共处”需要的理性认识，是“我活，也让你活”，即各方有同等的生存权；“友好交往”需要的理性认识，是“敬人者，人恒敬之”，即尊重和互惠是双向的；“有益世人”需要的理性认识，是“仁慈乐善，利己利人”，即造福人类既有利于人群，又在各宗教平等的和平竞争中有利于宣扬自身。
正因为宗教对话的关键是“认识”问题，所以理性和哲学在其中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
第三，宗教对话的语言问题。
前面提到，斯威德勒早就意识到，“在反思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的整个全球事业中，必须铸造一种思考方式，一种言说方式”，而且他早已具体地思考了所谓神学-意识形态的“普世的世界语”的问题。简言之，就宗教对话问题而言，他率先思考了对话需要某种共同语言这一根本问题，并富于原创性地进行了具体而认真的探索。
另一位宗教对话的思想家潘尼卡并不支持这一探索，因为他不赞成任何“人为的工具”。但是潘尼卡自己的理论探索却在实际上证明了斯威德勒的思考是不能回避的，共同的语言对于任何对话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印度-美国学者密特拉所言：斯威德勒“要靠为一种宗教的神学提出一种世界语来解决不宽容和误解的难题。这个词肯定会而且已经引起了许多反对意见。在潘尼卡（他的思想使我想起飞行中的鸟——是如此随意而自发）看来，人为的工具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事实上，尽管也许不自觉，他却是追随了斯威德勒，肯定了斯威德勒提议的精神，因为他创造了ｃｏｓｍ ｏｔ ｈｅａｎｄｒｉｓｍ这一类术语，这一术语可以为基督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所共用”。
中国学者王志成似乎也不赞成这一主张，但他并未提出合理有力的论据，而且在论述时常常矛盾或离题，甚至在否定之后似乎紧接着又予以肯定。例如他写道：“宗教对话究竟需不需要另一种语言？我们认为不需要，但可以对每一种语言作具体的诠释。”然而人人都知道，诠释就需要语言，对宗教的语言“作具体的诠释”，只要不是宗教内部的“以经解经”式的诠释，就需要另一种语言。例如王志成自己使用的“存在维度”、“灵性实在”等，就已经是他想要用来解释各宗教某些内容的“另一种语言”了。想要“诠释”“每一种语言”，怎能“不需要”“另一种语言”呢？
总而言之，这一类反对意见不但在理论上无法成立，而且在实践中也会被反对者自己所否定（他们若不采用另一种语言而只采用宗教的语言，他们的言论就会只有该宗教信众倾听，而不成其为对话工具），这种实际存在的现象比许多理论加在一起还要有力地证明，各种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只要想避免“聋子对话”的局面，就离不开一种共同的语言。这正如一个说印地语的人同一个说汉语的人想要真正地对话，就必须都说同一种语言一样，假如双方都不能或不肯说对方的语言，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双方都说“另一种语言”。
在各种宗教的信徒基本上都不能或不愿采用对话另一方宗教的语言（即包括术语、概念、命题、思维方式与观念理论在内的象征体系）来谈话的现实条件下，唯一的出路就是，探索一种语言或学科符号体系，它应该既能涵盖或表达现存主要宗教的主要论题，又不带有或尽量少有某一宗教的信仰和情感色彩以免刺激其他宗教的信徒。
纵观世界上所有的学科语言或符号体系，符合这两条标准的，唯有哲学。由于哲学也研究宗教关注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在所有学科中只有它能涵盖或表达各大宗教的论题；又由于哲学具有理性的而非信仰和情感的特点，所以它的语言系统，可以被各宗教具有共同理性的信徒们所接受，正如数学和科学可以被各宗教的信徒接受一样。
３．
但是这种哲学必须超越理性主义的局限，以便涵盖或表述斯威德勒所说的传统中超出理性智慧的那些智慧，他所谓“神学”一词可涵盖的智慧，实际上也就是各种宗教之中的古老智慧。
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尽管我在写作此文之前未读过他的这一论点），还因为考虑到这种哲学必须对作为整体的宗教现象有所观照，必须对全球化时代的宗教对话有所裨益，所以，我在试图打通宗教象征为宗教对话造成的障碍之时，采用了“全球宗教哲学”这一术语，作为我的理念体系的名称，并为它的“全球性”、“宗教性”和“哲学性”分别作了论证。
现在，我终于可以如上一节开头时所承诺的，来概述一下该哲学的系统论点了。
第一，这种哲学不是为某一地域、某一群体或某一宗教服务的，而是为世界上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广大人群进行宗教对话服务的，是以理性为本但又超越理性局限的，所以它应该是一种全球性的、宗教性的哲学。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就在人类生活之中，它的方法必须把诠释与开放结合起来，必须把继承性与创造性结合起来。
第二，这种哲学的认识论以世界整体及其本源为认识对象，兼取言（符号象征）、情（生存体验）、理（理性智慧）为认识途径，但更追求整体的启示和信仰之道。
第三，这种哲学的本体论兼顾多数宗教强调的世界本源的“实、有、是”特点和少数宗教强调的“空、无、非”特点，兼顾一些宗教理论强调的世界本源的“超在”特点和另一些理论强调的“内在”特点，指出其共同性在于作为本源而使世界存在的“神秘”特点。各种宗教正因为承认“神秘”不可理解不可言说，才成其为信仰。
第四，这种哲学指出，信仰的对象或俗称的神必须具有终极性、超人性、包容性和绝对性，并被信仰者视为神圣。无前者则沦为伪宗教或准宗教，无后者则不成其为宗教。
第五，这种哲学指出，世界各大文明的宗教理论都不否认世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具有运动性和内在的有机联系，是一个多元统一的整体，内在地无限但整体地依存于其信仰对象或世界本源，而且在本体论的而非纯时间的意义上有其起源与归宿。
第六，这种哲学指出，世界各大宗教都认为人性的起点是脱离兽性；人的欲望种类无穷，需要良知的引导；人的求知深度无尽，其最深之处在悟道；人的超拔需要慈悲或仁爱，其最高境界即成圣。向信仰的对象接近或回归，应是人性的目标。
第七，这种哲学指出，世界各大宗教都不主张以自私的小我取代无私的大我，在社会观上都主张个体与群体应该和谐，在文化观上都主张信仰对象是根本而人类文化只是花果，在历史观上不论持循环论还是线性论，都承认永恒观念，都主张人一方面有某种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命运。
最后，这种哲学指出，世界各大宗教都不仅仅把眼光局限于此世，而有一种超乎此世的期待。这正是所有的宗教之所以是宗教的重要本质。
所有这些论点的根基，都在各大宗教之中，所以这种宗教哲学的主要论据，乃是各大宗教的圣典及其哲学或理论方面的经典。
当然，由于这种全球宗教哲学涉及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绝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详加论述，所以，在此只能将其内容作一个纲要罗列，这是不得不请读者原谅的。
总之，提出这样一种全球宗教哲学，是我为宗教之间对话障碍的消除所作的一点理论探索。这种探索，至少在主观上是想努力“进行自由反思”、“体现时代精神”、“追求智慧之爱”，因此，也就必须努力探索“摆脱传统的束缚而反思传统本身”、“纵览往昔的遗产而有所贡献于当代社会”，以及“超越知性的局限而吸纳一切永久普遍的智慧”的道路。
十年探索，不过是漫漫前路上的小小一步。
２６Ｍａｒ．２００５，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ｃｅｎｓｉｏｎ，Ｂｉｒｍｉｎ ｇｈａｍ
基督教会与中国社会
提起教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现在官员、学者和教会人士最常用的一个词是“相适应”，意思是宗教（当然包括在中国的基督教会，即天主教或曰“基督公教”以及基督教或曰“基督新教”的教会在内）要与社会（特指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我想，我们更应该说的另外一个词是“作贡献”，意思是宗教（在此特指在中国的基督教会）必然而且已经与社会（在此指中国社会）相适应，并且已经从“相适应”走向了“作贡献”。为什么呢？
因为“相适应”一词侧重于消极的角度——你必须适应环境，否则你就过不好，甚至没法过；而“作贡献”一词侧重于积极的角度——你不但要适应，而且要改造环境，使环境变得更好，结果是不但自己过得好，而且别人也过得好。
一
基督教会与其所传入的任何社会的关系，必然而且已然经历了从“相互适应”到“作贡献”的过程。这一点，从以往的大历史和当代的大趋势，都可以看到。
１．基督宗教（后来所说的天主教会）诞生在巴勒斯坦的犹太社会之中，但是很快就向西方传播，进入了希腊罗马社会。一个弱小的边缘宗教置身于一个强势的主流社会之中，当然就面对着“相适应”的问题。于是，圣保罗（宗徒保禄）提出了“向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向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见《新约·哥林多前书》９∶２０-２３）的理念。这是一个典型的“相适应”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