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的视野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不同语言背景下的人，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正因如此，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学习一门新语言，更是一件相当费劲的事。比如，法语中的“aimer”是“喜欢、爱慕”的意思，但在英语中，却没有一个词与之相对应，而必须在“to like”（喜欢）和“to love”（爱）之间有所选择；法语概念“démarrer”（离去）包含英语中的两个概念：“move off”（移开）和“accelerate”（加速）；在汉语中，“姑妈”“舅妈”“阿姨”是极不相同的三个概念，而在英语里，“aunt”却兼有“姑妈”“舅妈”“阿姨”这三个词的意义。再以称呼为例。在英语中，汤姆就是汤姆，儿子可以称呼他“汤姆”，父亲也可以称呼他“汤姆”，老婆还可以称呼他“汤姆”，不会出现什么麻烦，如果在中国，这么称呼可就犯了大忌了，谁又敢直接称呼自己父亲和母亲的名字呢？“为尊者讳”，不仅体现在国家政治中，而且还表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同是一个“张三”，根据年龄、辈份和职务以及与其原近亲疏的关系，称呼方面的学问可就大了，闹不好就会惹出大麻烦。
不仅如此，语言的演变也暗示着人类世界观的变迁。人类在具体经验中所感受到的一切细微差别，都被反映在了语言中。比如，爱斯基摩人关于“雪”的名称不下几十个；在美洲土著语中，对于一个特殊的动作，如敲打，都有着多得令人惊讶的动词。如用拳头打、手掌打、武器打、鞭子打、棍子打，用的都是不同的动词。
这充分表明，在保持着素朴生活方式的远古时期，人类所经验到的世界是何等的感性和丰富！而在今天，语言之所以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笼统，正是因为我们正在远离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感性的能力在不断萎缩和迟钝，而理性的抽象能力正在不断地滋生和蔓延。这对人类而言，不知道是赚到了，还是赔大了。
三、测不准原理
物理学中有一个原理叫做“测不准原理”。意思是说：人类对于客观对象的测量和把握，永远也无法摆脱认识主体自身能力和工具条件的限制。
正如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所发现的那样，任何一种试图精确测定亚原子粒子（如电子）的速度的努力，都会使该粒子受到无法预测的撞击，从而使同时测定其位置成为不可能。由此，海德堡得出结论：即使在理论上，客体的位置和速度也不能同时精确测定。
实际上，同时具有精确位置和精确速度的概念在自然界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对外在的物体进行把握。而你一进行人为干预，这种测量随之也就失真了。比如，当我们想用体温计去测试水的温度的时候，温度计插入水中，就已经影响了水的温度，因此测不出来的水温已经不再是确切的水温，而是水和温度计混合在一起的温度了。
在哲学中也是如此。哲学研究的对象，都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而这些对象，一旦进入语言，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到宰制、强暴和压迫，从而发生扭曲和变形。因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根本无法落入我们的日常经验中，所以无法定义、无法言说、无法传达。当年，有人就曾经问马克思一个问题：“永恒是什么？”马克思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只得反问一句：“那你先要告诉我永恒之外还有什么？”
永恒之外，还有什么？永恒没有之外，“永恒之外”的提法不过是一个障眼法。但是，“永恒”没有之外，也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对“永恒”进行定义和言说。用庄子的话来说，凡是可以谈论的，可以下定义的，都是有“对待”的，即都是可以和其他东西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鉴别的。比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谈论一个东西，定义一个东西，总是结合着其他东西来谈论的。否则，这种谈论就没有意义。比如，我们说“这是一条狗”，正是因为我们能够将它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正因为狗不是猫、不是猪、不是马、不是牛……我们说“这是一条狗”才有意义。假设世界上仅仅有狗这么一种动物，我们说“这是一条狗”，别人肯定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绝对本体是“道”。那么，“道”又是什么呢？《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说，“道”一旦被定义，被言说，就不再是“道”本身了。也许，“道是什么？”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已经将我们带入了歧途。因为它总是“勾引”着我们去定义、规定这个“道”。而“道”是无法定义、无法言说的。也许，我们只能说“道不是什么”，但却无法回答“道是什么”。一旦回答出来，“道”就不是“道”了。比如，我们问“人是什么”，这个提问本身就要求我们对“人”下一个定义。可是“人”是不能下定义的，无论怎么规定都无法涵盖人的丰富内涵。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老庄在论及“道”的时候，从来不说“道”是什么，而是说“道”像什么。老子在《道德经》中就经常把“道”比喻为“母”“黑”“大”“水”“婴儿”……
四、对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
西方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其名著《逻辑哲学论》的结尾处写下了一句著名的话：“对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在他看来，语言是与经验世界相对应的语言，它是用来描述经验世界的。因为经验世界里的东西，都是可以区别对待的。而一旦超出了这个经验世界的范围，则没有语言可以与之相对应。而没有语言与之相对应，我们就无法如数家珍地去描述。
比如宇宙，我们就无法用语言去描述。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或者可能看到宇宙里的某个东西，但我们无论如何也看不到整个宇宙。除此之外，还有“世界整体”“上帝”“善恶”等，都是超越我们经验的东西。如果我们一定要将语言运用到这些东西上面，我们的语言或者思想就会陷入逻辑混乱和自相矛盾当中。
比如，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你无论怎么回答，都可以说是对的，也都可以说是错的。因为谁都没有看到过宇宙的边界。你完全可以说宇宙是有限的。也许有一天，一个人就能摸到天边去。这叫“一切皆有可能”。同样，因为没有人见到过宇宙的边界，我们也照样可以推断宇宙是无限的。《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结果一溜跟头翻来，看到了五个柱子，以为是倒了天边，其实不过是如来佛的五个手指头。就是今天的宇宙飞船，航天卫星，也没有到达过宇宙的边界。
有鉴于此，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为语言划界的观点，并声明他写作《逻辑哲学论》的根本意图正是“想要为思想划定一个界限，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限”。所谓“为思想的表达划界”，就是要在能够由语言表达的东西和不能由语言表达而只能显现的东西之间划一条界限：在界限的这边就是实在的经验世界，它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对象；在界限的另一边则是非实在或非经验的领域，它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那什么是不可说的东西呢？
维特根斯坦认为，关乎人生的问题才是不可说的问题。所谓人生问题是指如下终极问题：绝对的价值——绝对的善和绝对的美——何在？如何获得绝对的自由？如何享有绝对的安全？如何获得绝对的幸福（至福）？如何生活于永恒之中？一言以蔽之，人生意义何在？生活于（现实）世界之中的任何正常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为这些问题所困扰。但是，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也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可能世界之中，而只能存在于它们“之外”的某种超验的神秘领域之中。“进入”这种超验的神秘领域的途径只有一条，这就是：无条件地接受已经、正在和将要发生于你身上的一切事情，也即“安命”。在对世界的本质结构（或本质）问题和人生问题给出这样的回答之后，维特根斯坦接着断言：它们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似是而非的问题，因为它们的答案均不可言说。因此，人生问题的答案只能存在于可说的世界之外，只能到不可说的领域之中去寻找。
五、苏格拉底的“无知”
前面提及，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之所以被认为是最有智慧的人，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而苏格拉底之所以认为自己“无知”，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通过下定义的方式把握一个事物的本质是非常难的。而事物的本质，正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正因如此，苏格拉底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总是寻求最恰当的表达方式。正如他所说：“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做一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生产他们自己的思想。”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段苏格拉底和一个名叫尤苏戴莫斯的青年进行的关于“什么是善行”的辩论：
苏格拉底（以下简称苏）：请问你知道什么是善行什么是恶行吗？
尤苏戴莫斯（以下简称尤）：当然知道。
苏：那么我问你，虚伪、欺骗、偷盗、奴役他人是善行还是恶行？
尤：这些行为自然都是恶行了。
苏：可是，如果一位将军战胜并奴役了危害其祖国的敌人，这是恶行吗？
尤：不是。
苏：如果这个将军在作战时欺骗了敌人，并偷走了敌人的作战物资，这是恶行吗？
尤：不是。
苏：你刚才讲欺骗、奴役和偷盗都是恶行，怎么现在又认为不是呢？
尤：我的意思是对朋友、亲人实施上述行为的话是恶行，而你列举的情况都是针对敌人的。
苏：好吧，那么我们就专门讨论一下对自己人的问题。如果一个将军率军作战时被敌人包围，士兵们因伤亡、困乏而丧失了作战的勇气。
将军欺骗他们说：“援军即将到来，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将敌人一举歼灭吧！”从而鼓起士兵的勇气，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请问这是善行还是恶行？
尤：我想这是善行。
苏：如果一个孩子生病需要吃药而又嫌药太苦不肯吃，他父亲欺骗他说药很好吃，哄他吃了，孩子很快恢复了健康。父亲这种行为是善行还是恶行？
尤：是善行。
苏：如果有人发现他的朋友绝望得想自杀，就偷走了朋友藏在枕头下的刀，这是善行还是恶行？
尤：是善行。
苏：你刚才说对敌人的行为，即便是欺骗、奴役、偷盗也不是恶行，这种行为也只能对敌人，对自己人的话是恶行。那现在这几种情况都是对自己人，你怎么认为它们都是善行呢？
尤：哎呀，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善行、什么是恶行了。
上面这段对话就是典型的“苏格拉底式对话”。苏格拉底的对话，就是西方哲学中被奉为神明的辩证法。在苏格拉底看来，定义是我们把握一个事物本质的唯一途径。唯有通过定义，一个事物才可能进入我们的视野，变得可以言说。而对定义而言，仅仅具有完善和不完善之别。所以，通过辩证法的运用，我们就可以从假设开始，逐渐消除谬误，最后上升到最完满的定义。
六、轮扁论言
《庄子·天道》中曾经讲过一个“轮扁论言”的寓言：
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砍削车轮，他放下椎子和凿子走上朝堂，问齐桓公说：“冒昧地请问，您所读的书说的是些什么呢？”
齐桓公说：“是圣人的话语。”
轮扁说：“圣人还在世吗？”
齐桓公说：“已经死了。”
轮扁说：“那么国君所读的书，全是古人的糟粕啊！”
齐桓公大怒，说：“寡人读书，制作车轮的人怎么敢妄加评议呢！有什么道理说出来那还可以原谅，没有道理可说那就得处死。”
轮扁说：“我用我所从事的工作观察到这个道理。砍削车轮，动作慢了松缓而不坚固，动作快了涩滞而不入木。不慢不快，手上顺利而且应合于心，口里虽然不能言说，却有技巧存在其间。我不能用来使我的儿子明白其中的奥妙，我的儿子也不能从我这儿接受这一奥妙的技巧，所以我活了七十岁，如今老了还在砍削车轮。古时候的人跟他们不可言传的道理一块儿死亡了，那么国君所读的书，正是古人的糟粕啊！”
在这里，齐桓公读古书，得到的仅仅是落在语言里的思想。而思想一旦落到语言里，就变成了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教条和空洞理论。而制作车轮的道理和技巧，同样无法用言语说明，所以无法传授。不相信，你可以试着把游泳的理论传授给那些不会游泳的人，看看他能不能学会游泳。在这里，庄子借这个寓言暗示人们：不要迷信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似乎还必须要去说，必须去借助语言。因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我们的思想就是由语言生成的。如果没有语言，我们面对的将是漆黑一片的空无世界。尽管“道可道，非常道”，但我们似乎又只能通过语言进入“道”。尽管“言不尽意”，但仍然还要“强说之”。维特根斯坦说：“对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这个信息，本身就是由语言来传达的。况且，你仅仅“沉默”也是没有用的。不相信，你把自己关在一间漆黑的小屋里，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别人实在不知道你是开悟了，还是得了神经病！正因如此，老子虽然说“道可道，非常道”，但自己还是洋洋洒洒说了五千言。这本身就是一件带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北京大学校园里有一个湖，名曰“未名”。意思是说，没有名字。可是，“未名”（没有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名字。这里，语言又做了一个游戏，让我们始终绕不开它。
七、得意而忘言
《庄子·逍遥游》的开头，以非常夸张的手法描写了一个叫做“鲲鹏”的大鸟：
北方的大海里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鲲。鲲的体积，真不知道大到几千里；变化成为鸟，它的名字就叫鹏。鹏的脊背，真不知道长到几千里；当它奋起而飞的时候，那展开的双翅就像天边的云。这只鹏鸟呀，随着海上汹涌的波涛迁徙到南方的大海。南方的大海是个天然的大池。《齐谐》是一部专门记载怪异事情的书，这本书上记载说：“鹏鸟迁徙到南方的大海，翅膀拍击水面激起三千里的波涛，海面上急骤的狂风盘旋而上直冲九万里高空，离开北方的大海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方才停歇下来。”春日林泽原野上蒸腾浮动犹如奔马的雾气，低空里沸沸扬扬的尘埃，都是大自然里各种生物的气息吹拂所致。天空是那么湛蓝湛蓝的，难道这就是它真正的颜色吗？抑或是高旷辽远没法看到它的尽头呢？鹏鸟在高空往下看，不过也就像这个样子罢了。
在这里，庄子借助上面这个叫“鹏”的大鸟，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了“有待”和“无待”的差别和不同境界。在庄子看来，大鹏“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翅膀像云一样，翅膀拍击水面激起的波涛就有三千里，要六个月的时间才能平静下来。这只鸟够大了吧？是很大，庄子已经把它描绘得不能再大了。但是，庄子在后面话锋一转，随即指出了这只大鸟的缺陷——有所待。也就是说，这只鸟即使再大，也要有所凭借。比如，它必须依赖海才能遨游，必须依赖空气才能扶摇直上。只要有“所待”，能与外物相区别，它就是可以经验的。尽管它很大，以至于我们只能以夸张的手法来言说它，但它仍然是可以言说的。比如，它毕竟生活在海中，没有海大，它生活在天空下，不能充塞整个宇宙，仍然会受到外物的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