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１９３８—１９８９），青海循化人，藏族，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教主之一。１９４９年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其为十世班禅。新中国建立后，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代主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中国佛教协会第一至五届名誉会长，第二、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十世班禅大师作为中国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功绩和声望早有定论，载入史册。笔者在人民政协的战线上工作几十年，６０年代初就有幸多次见过班禅大师。但真正同他直接接触，并交了朋友，却是在“文革”刚刚结束的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
政协会议期间，十世班禅做了一件让人颇感意外的事
１９７８年２月，全国政协召开五届一次会议，笔者担任小组秘书工作。所在的小组，成员以平时由我担任小组秘书的原政协直属学习小组为主体，还有一部分“特别邀请人士”。在三十多人的名单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班禅和包尔汉，他们在“文革”前政冶地位最高——班禅当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包尔汉是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他们这次却是作为一名普通委员来出席这次盛会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俩的身份比较特殊，而我的任务是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在他们报到之前，有关领导就同我打过招呼，说包尔汉年高，就不住在小组全体委员下榻的北京友谊宾馆南工字楼了，已在主楼安排住宿，但班禅要同小组的委员们住在一起，要我照顾安排好。这次会议的近２０００名委员全部在北京友谊宾馆下榻，主楼是条件最好的，其他各楼如南工字楼、北工字楼等等，条件都差不多，在当时的北京，也算是一二流的。
事前，我进南工字楼现场看过，所有房间都是一个格局——大间在外，有二十多平方米；小间在内，只有十来平方米，按名单，每个套间都得安排三个委员，只好小间住一人，大间住两人。所谓照顾，我只能把班禅安排在向阳的套间中的一个小间。与他同住的是两位我比较熟悉的性情温和的老人宋希濂和陈铭德。宋、陈先到，我刚向他们解释，二老便连连说：“他住单间好，我们俩相熟，住一起好说话，你不必解释了。”宋、陈二老都是７０岁左右的人了，论资历宋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陈是老报人——《新民报》的创办者，而班禅时年４０岁——是全组委员中唯一的一位“小伙子”。
我接到电话通知，班禅在主楼报到，便立即到大门口迎接。国家民委的一位司机开着一辆上海牌小车送班禅来，他穿一驼色藏袍，身材高大。我迎上前去自我介绍，他那双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笑着说：“您好，给您添麻烦来了！”我对他能讲出这种带京味的汉语甚表惊讶。在引他上楼进了小单间之后，他马上询问，外间两个铺位住的是谁？我答复是宋、陈两老，并简要介绍了他们俩的情况，他立即说：“陈老最年长，他住单间，我和宋委员住在外间更好。”我坚持说宋、陈二位是老朋友，他们愿意住在一屋，他才作罢。刚落座，他就递烟，并像老朋友一样和我交谈起来。叙及年岁，他比我小两个月，他说：“我们是同龄人，按汉族人的习惯，都属虎，两只大老虎！”他的毫无拘束和健谈感染了我，我便脱口而出：“听说你刚出来不久，这些年你一定受了不少苦。”我的冒昧使他愣了一下，随后就接过话头说：“没有什么，这场运动前所未有，全中国受折磨的有多少人？我是去年１０月放出来的。１０月是个好日子，１０月１日是国庆节，前年１０月６日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我是十世班禅，“１０”这个数字对我也是吉祥的。”正说着话，陈铭德、宋希濂二老推门进来，我当即介绍班禅与二老握手寒暄。二老夸他这么年轻，身强力壮，令人羡慕。班禅连声说：“在二老面前，我是年轻人，小伙子。我早就久仰二老的大名，今日有缘结识，还住在一起，幸会幸会。”
第二天早饭前，宋希濂先生走进我的房间对我说：“真没想到，我和陈公早起，在外边转了一圈回房，见班禅正猫着腰在我们屋里擦地板。我们劝阻，说这活服务员同志会干的，但他头也不抬，连连说：“没关系，没关系，为二老服务，我就是服务员。”他先打扫大房间，又打扫他自己的小房间，统统打扫得干干净净。陈老要我来找你，请你同他谈谈，无论如何明天不能这样干了。不仅我们担不起，而且服务员也不好办。这里是大宾馆，班禅这样的身份，自己打扫房间，新闻界传出去，影响可不好。你要做不通工作，可以找小组长程公（指程思远）出面劝阻。”我一听也颇感意外，便答道：“宋老您放心。这件小事我能办好。”当天早饭后我即去班禅房间里聊天，当我提起宋老向我反映的意见时，他笑了，满不在乎地说：“我度过漫长的监禁生活，恢复了自由，我的心情只有共同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完全理解。三个多月了，我每天早上从家里（东城东总布胡同）沿着东长安街跑步到天安门，在广场上同市民们一块做体操，呼吸新鲜空气，有时随便聊天，这种自由自在的普通人生活，不但我在狱中十年，而且在“文革”之前，都未曾有过。“文革”
之前，我去什么地方都有随行人员，几乎从来没有机会单独外出过。这三个多月来，尽管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思想上仍存在若干疑虑，但当我与普通老百姓自由相处的日子里，第一次感受到我也是中国的一名普通公民时，我的心里不由得常常升起未曾有过的欣幸和满足。白天在家里，我除了吃饭、看书、读报，就帮着做点家务，搞清洁卫生是每天的必修课。现在住在宾馆，陈、宋二老比我年长许多，我仅仅打扫一下室内卫生，有何不可呢？”班禅大师这一席坦率而真诚的话，真有点使我无言以答，但我仍坚持说：“班禅委员，您的话我完全理解，但现在是开政协大会，整个友谊宾馆有近两千位政协委员，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开会，讨论国家大事，不仅有近千名工作干部在为会议做会务工作，而且有近千名服务员、炊事员、汽车司机在为委员们的生活提供服务。如果每个委员都动手做服务工作，那么服务员们每天还做什么？如果您每天起早打扫卫生，那么其他的委员又怎么办？不是说政协委员打扫卫生就降低了身份，而是此时此地这项工作有专人负责，您的职责是开好政协大会，为国家大事作贡献。我作为本组的小组秘书，希望您理解我刚才说的这些话，给予合作，要不然不仅陈、宋二老，还有本组的其他委员，他们知道后也会这样对您说的。我请您协助，好不好？”班禅摇着头，咧着嘴，说：“好，好，我服从你。咱们这两只老虎不仅同岁，而且脾气、个性、说话，都有相似之处。”我回答说：“我们同岁是实，但我可不敢同您相比，要说现在，您是政协委员；要说从前，您是副主席、副委员长，国家领导人。
我是普通干部一个，怎么能同您相比？当然，我们认识虽然才两天，但我敬佩您的坦诚相见、平易近人的性格和为人。在全组政协委员中，您是最年轻的，身体又好，如果大会开始后，有些事您能顺便帮忙照料照料，那倒是可以的。”班禅说：“那好吧，以后有事你就吩咐。不过你说的不能同我比，我不能接受。毛主席说过，为人民服务是不分职务高低的，是不是要把这段语录背给你听听，学习学习？”我禁不住笑出声来，说：“好、好，就算我刚才没说。只要您同意从明天起不再打扫卫生，我就深表谢意了。”从第二天起，班禅大师真的就不打扫卫生了。但在长达２０天的会期里，他也真的帮我们小组秘书做了许多事。比如，每天吃饭、上楼下楼、进出餐厅，他总是跟随着年老体弱的委员；从友谊宾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坐的是大轿车，本组正好是一辆车坐满，他总是最后一个上车，第一个下车，同工作人员一样忙前忙后地照料。有一次车回到宾馆，年逾花甲但身体极好的赵君迈委员当众笑嘻嘻地对班禅说：“你这小伙子，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我这个健康的老伙子学习！”赵一边说，一边真的扶着年逾八十的梁漱溟委员的胳膊下车，不少委员被赵君迈的话和举动逗得笑出声来，班禅也笑了。连平时含笑甚少的梁漱溟也笑着说：“赵公你要能坚持这种精神，迟早也能修炼成佛！”
十世班禅：我在“文革”中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德１９７８年２月至３月，这一介于粉碎“四人帮”之后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特定时期，除梁漱溟这样的少数人外，大多数人在小组讨论时都回避了“文化大革命”是否应该否定和刘少奇、彭德怀等是否应该平反等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但所有委员都无一例外地在会上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缅怀毛主席、周总理的离去，不少人讲到伤心处声泪俱下，听者也热泪盈眶，甚至泣不成声。班禅大师一直动情地倾听着，但他却迟至会议进行到一半，才向组长表示要发言。等轮到他时，他用低沉的语调说：“我同各位一样的心情，听了大家的发言，我心里很乱，我想先说几句话。我在“文革”
中没有死掉，能活着出来，现在能同大家在一块开会，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德，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想着我，关怀着我……”班禅的话刚开了个头，就说不下去了。他双手捂着脸，头慢慢低下。组长只得宣布，请班禅委员休息一下，别的委员先发言。
这天晚上，我走进班禅的那间小房，听他细说白天在会上没有讲完的往事。这次谈话进行了三个晚上。后来知道，这当然也是受到１９７８年这个特定时期的种种局限。
“缅怀敬爱的周总理，我自然也有一肚子话要倾诉，但一想起一桩桩往事，一次次同周总理的见面，就禁不住泪如泉涌，说不出话。在这里同你个别交谈，气氛不同，我能冷静地说一些往事……”班禅递给我一支烟，缓解一下激动的心绪。
“我虽然比同组的年长的委员们认识周总理的时间晚，但由于我的身份和遭遇，解放后我同周总理的接触比较多，所受到的关怀和教诲要一次都讲全，连我自己都一时理不出个头绪来。”
“先说我第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班禅陷入了沉思，努力克制着激情冲动：“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７日，我率领僧俗官员一行４５人首次到达北京，当晚，就受到周总理亲切接见并宴请。那时，我才１３岁，还是个少年，但又是活佛、十世班禅。我自幼受到的良好教育，使我懂得礼仪，能应付各种待人接物的隆重场面。但我当时对国家政治活动的认识还很肤浅，只知道我是藏族，也是中国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也知道毛主席、周总理是新中国的领袖。至于别的情况，我所知道的就有限了，在政治上我还是很幼稚的。我见到周总理，第一个印象是他穿一身藏青色中山服，浓眉大眼，英俊潇洒，慈祥和蔼，有一股极强的感染力吸引着我。我当即向他献了一条洁白的哈达，按藏族的习惯表示对他的崇敬。周总理十分亲切地同我作了长时间的亲切谈话。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从最细小的风俗习惯、生活琐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西藏的前途；从我在北京的食宿、活动安排，到汉藏民族团结的重要，以及达赖、班禅两位活佛的关系。我当时虽然还不能全部理解周总理这次谈话的深刻内容和长远意义，但我却深切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厚望，使我意识到周总理不仅是新中国的卓越领导人，而且是一位可亲近、可信赖的长者。而这种情谊上的亲切交融感，是从第一次见面开始，直至以后的许多次见面、谈话，包括他为数不多的批评、教育我的时候，都牢牢地保留着记忆，始终没有消失。后来我知道，周总理对待党内党外的同志朋友，都是这种坦诚平等、与人为善的态度。
“这正是周总理离去全国各族人民泪流成河的重要原因所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第一次谈话之后，周总理陪我步入宴会厅，到了门口他停住脚步伸手让我先行，我自然双手合十，十分恭敬地请他先行。双方互相谦让之际，周总理即挽着我的右臂，并肩步入了宴会厅。在席间，他还不停地给我夹菜，介绍各种菜的特点、味道以及烹调技术。很可惜，当时我还没有学会汉语，交谈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如果是在今天，直接进行交谈，将一定更加亲切、随便。然而，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两年零两个月，我们再也见不到他的音容笑貌了……”说到此，班禅大师眼圈又红了。
十世班禅的《七万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