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铭（１９０８—１９８３），辽宁海城人，张作霖次子，张学良胞弟。曾任国民党政府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东北长官司令部参议室参议，东北行辕参议室副主任、总参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市建设局副局长、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长、民革第五届中央委员、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学铭先生追悼会结束了，哀思的人们缓缓地走出全国政协礼堂。我默默望着哀伤过度的朱洛筠夫人和她的儿女们，捧着鲜花编成的花圈及张学铭委员的遗像、骨灰盒走上灵车。半个小时以后，骨灰盒将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灵堂里，哀悼活动宣告结束，生活又将恢复正常。
多少天过去了，我的心却依旧不能平静。是因为张学铭先生逝世得突然吗？不是。从他身患重症——肝硬化、糖尿病、肺心病算起，已有十多年了，卧床不起，几经抢救，也已有时日。是因为我这位晚生二十余年，与张老先生过往甚密吗？非也。笔者因工作关系，多年来经常参加爱国老人们生涯中的最后一项活动——追悼会。生老病死，本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更何况是张学铭先生这样的七十又五的古稀老人！使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悼词中的那句话，这就是：“张学铭同志临终前，对由于人为阻隔未能见到他日夜思念的在台湾的兄长张学良而深感遗憾！”多么令人痛心啊，这人为的阻隔居然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而悲剧还在人世间一幕又一幕地演下去！
在张老先生最后的日子里，因严重的肝硬变而食道静脉大出血，曾多次危及生命。由于医生采取食道充气强迫性止血的措施，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但是，这种止血措施对病人是十分痛苦的。次数搞多了，一般病人都难以忍受。后来有几次，张学铭曾拒绝接受这种止血措施。然而，当医生和家属一提到，血止住了，就可以转危为安，就可能实现与长兄张学良团聚的心愿，他立刻沉默、点头，然后咬紧牙关接受治疗。平时，张学铭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人说：“我身体不好，但６０多岁、７０多岁，都活过来了。
我大哥８０多岁还健在。兴许，我们兄弟团聚的日子不远了。为了这，我治病，吃药，健身，要抱定信心活下去！”
但是，无情的病魔却硬是夺去了张学铭的生命，使他生前最大的一桩心愿未了而抱憾终生！我脑子里思索着悼词中的那句话，回顾着这幕人间悲剧的渊薮，一桩桩亲自经历的往事在眼前浮现。
他从来衣冠不整，十分随便，熟朋友戏称他“张屠夫”
６０年代初，美国扩大侵略东南亚的战争，引起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对。一天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的一间可容纳近百人的会议室里，各界人士谴责美国侵略行径的座谈会即将开始，有位满面红光但衣着不整的胖子姗姗来迟，他挺着肚子晃悠悠地走进会议室，笑嘻嘻地同在座的熟人们点头打招呼。一位在全国政协工作多年的同事悄悄告诉我“这位胖子叫张学铭，是张学良先生的胞弟。他在天津工作，但北京也有家。全国政协的重要会议，他常参加。此人从来衣冠不整，十分随便，政协委员中的熟朋友常开他的玩笑，叫他“张屠夫”。”
我差点没笑出声来，瞧他那双土布鞋，特别是那件又肥又大的劳动布上装，满是斑迹，如果在乡间道上行走，谁都不会怀疑这是一位穿庄走户的杀猪宰羊的师傅。
有几个熟人围着他询问张学良的消息，他摇晃着脑袋说：没有，没有，几天前我在梦中见到他……会议开始了。多数人有发言稿子，有声有色地念着，以示庄重。该说的都说完之后，主持人询问还有哪位委员想发言，坐在角落里的张学铭应声说：“我讲几句。”
他没有讲稿，说话像开机关枪似的，突突突突，说到哪儿算哪儿，但并不乏逻辑性，偶尔走题也跑不了多远。他说着，话题便从美帝侵略东南亚滑到了他大哥张学良身上。他涨红着脸，气呼呼地说：“我大哥被老蒋关了２０年，至今软禁在台湾，我们在大陆的一家子老少盼了一年又一年，就是不得见面！”会后，有几个熟人围着张学铭，询问有没有得到张学良的近况消息，他摇晃着脑袋说：“没有，没有。几天前我在梦中见着他，不管我怎么叫，怎么问，他总是一言不发，你说这个梦怪不怪？好在我不信鬼神，要不然我真要怀疑，我大哥是否还在人世间，唉！”
张学铭外表大大咧咧，像个粗人，而实际并非如此。他认人有特别的本领，全国政协的工作干部，见几次面他就记得住。就在这次座谈会散会时，他竟走过来对我说：“小伙子，是刚分配到政协工作的大学生吧？”
我倒有点不好意思地向他伸出手，作了自我介绍。这是我同他第一次见面，时为１９６３年春天。
当初他要能听从了周总理的话，也不至于落得这样骨肉分离……１９７８年２月间，全国政协被迫停止活动多年之后，召开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我作为大会工作人员，正巧负责张学铭所在的小组秘书工作。这个小组多数是互相熟悉的老政协委员，如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包尔汉、程思远、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易礼容、赵君迈、唐生明、董竹君、秦德君等等，所有人都无例外地在“文革”中历尽磨难，许多人在会上见面都有隔世之感。由于这一特殊的历史原因，这次大会的出席率之高，在历史上只有开国时的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可以相比。
会议的驻地在北京友谊宾馆，这个小组住在南工字楼。先来的委员们都在议论，张学铭重病住院，真可惜，不能出席了。我专门向大会总务组打听情况，答复说是肝硬变，有腹水，并随时有发生食道静脉大出血的可能，医生不让出院。但是，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他竟拄着拐棍，在家属的陪同下走进了南工字楼。我颇为吃惊地向他问好，发给他会议文件，以为是坐坐就走的。没想到他到各个房间同熟朋友们一个个问好之后，又转回秘书组，劈头问我：“我的房间在哪里？”“你也住宾馆，医生让吗？”我吃惊地问！
“废话！我是政协委员，别人住得我为什么不能住？”
“我是说医生让不让……”
“什么医生，都听他们的，天底下的人全都得进隔离室才可。”
因为相熟，他很随便，但又很固执。我立刻给他安排了单间，让家属陪住，不一会儿，大会总务组来电话，说张学铭是从医院溜出来的，做工作催他回医院去。十分钟后我答复说，这个任务我无能为力。随后大会秘书组、总务组的负责人相继来到，当面劝阻，张学铭一概拒绝，十分坚决地说：“我只能感谢领导和医生的关心，但这个命令我不能执行。政协大会十多年不召开了，我是老政协委员，协商、讨论国家大事是我的职责。我还要会会那些同我一样在林彪、四人帮魔爪下死里逃生的老朋友们！就是死在这个会议上，我也心甘情愿，他人概不负责！会议不闭幕，我决不回医院去，谁来动员也不管用。”
他讲得这样斩钉截铁，迫使劝说者只好作罢。张学铭就在南工字楼住下了，在我的房间隔壁。大会医生每天几次来给他检查、治疗，调理饮食。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次政协大会的气氛十分特别。政协委员们的小组会发言都不约而同地诉说自己在“文革”中的境况和遭遇，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缅怀毛主席、周总理的丰功伟绩，说到伤心处，经常出现痛哭失声的场面。小组召集人程思远先生几次同张学铭打招呼，怕他受到感情上的刺激。张学铭向组长频频拱手点头，却不直接答话。轮到张学铭发言了，他果真控制住自己，在谈到自己在“文革”中的境遇时，居然心情平静，如诉家常。但是，在发言后半部分，一提到敬爱的周总理。他便失去控制，哽咽起来。主持小组会的程思远先生立即打断他，说：“张老，你身体不好，不宜激动，就先讲到这里吧。”
他摆摆手，掏出手绢捂了会儿鼻子，随后猛吸了口气，接着说：“请组长和诸位放心，我能控制自己，但话要讲完。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两年多了。
同在座的诸公一样，周总理的大恩大德，我张学铭也是一言难尽的！我大哥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已经是第４２个年头了。当初他要能听从了周总理的话，也不至于落得这样长期的骨肉分离，这是一；再说打“西安事变”至今，周总理一直惦念着我大哥，关怀着我们全家，为我们全家人操碎了心！如今，我们一大家子都好，只有弟弟张学思在“文革”中被林彪迫害致死，最后还是周总理亲自主持，为他的冤案平反昭雪。我的大哥几十年身陷囹圄，孤零零在台湾度日如年，真是苦海无边呵，我能不日夜思念他吗？岁月不饶人呵，我们弟兄都老了，难道要我们都到了阴间，才得以骨肉团聚吗？祖国统一，亲人团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每每想到这些，就气愤，不平，伤心，心里不是滋味。我……”
张学铭讲不下去了。他脸色通红，气喘吁吁，老泪纵横。在座的委员们也鼻子发酸，情不自禁地掏出了手绢。医生走进了会议室，小组会暂停，张学铭被送回了卧室。
“自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之后，我大哥有志气，有胆识，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勇挑重担，还一改自己身上的旧习气，更加注意对弟弟妹妹的管教，尤其是对我。”
两年后，张学铭随全国政协参观团到任邱、大港、天津参观。大多数政协委员乘坐旅行车，由于他健康状况差，派专人陪同、照顾、乘坐一辆小轿车。在这次历时半个月的旅途中，我曾有几个夜晚同他长谈。按说他是长者，彼此开玩笑是不合适的。但由于相熟久了，他又那么平易近人，随随便便，我的发问也就不那么拘束了。
“张老，有位委员曾告诉我，您大哥张学良对您非常严厉，不仅小时候对您严加管教，长大之后也对您不留情面，因此您非常怕您大哥。”我怀着几分好奇心，提出这个早想印证的问题，而不加考虑张学铭先生听后会不会生气，接着说：“他还说有一次您居然坐飞机到国外去赌博，输了一大笔钱，您大哥后来得知把您扣押起来要重处，许多人出面说情才把您保释出来，不知可有此事？我听时将信将疑，在旧社会，像您老这样的军阀大家庭，做大哥的为这类平常事何以这样严肃认真呢？”
我的话声刚落，他便发出爽朗的笑声，说：“我生长在封建大军阀家庭，在旧社会混了半辈子，身上染点恶习，是不足为怪的。但在我们张家，自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之后，我大哥有志气，有胆识，不仅政治上、军事上勇挑重担，还一改自己身上的旧习气，更加注意对弟弟妹妹的管教，尤其是对我。
要细说起来，真是说来话长呢——”
张学铭说，他父亲张作霖有五个妻妾，共生八男九女，他和张学良乃一母所生。他生于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６岁时丧母。父亲没有时间管他，直接关心他、管教他的就是他大哥张学良了。后来大哥成亲，又特别关照大嫂于凤至对张学铭多加关照。中学毕业后张学铭被送到日本留学。在留日期间，张学良经常给他去信，要他用功学习，学到真本领，而不要贪图玩乐。
张学铭谈到此，十分感慨地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大哥当年经常给远在日本的我写信，依然记忆犹新，可惜沧海桑田，手边未存得片纸只字；多年来我常常为之惋惜。真没想到，一星期前有位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同志来访，带给我一封当时我大哥写给我的发表在报纸上的信。我读后确信这信是真的，但记不清这信何以在当年的报纸上发表？真是巧了，这信我还正带在身边，你先看看吧。读了这封信，你便知道，我大哥对我，不单是严厉，不准我赌博，更多的、更重要的是深切地关怀和教育我……”
张学铭说着便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复印的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６日的《盛京时报》交我，上载《张少卿致乃弟西卿书》。书云：“二弟手足，前函谅达。弟能知在异邦奋勉，不贻国人之羞，不丢父兄之脸，兄甚喜。我弟论起东瀛人士，皆努力前程，非同吾国之军阀官僚，日以大烟麻雀为生活者可比，兄闻之更快甚。觉我弟知识高进矣。但望我弟永远保守此种思想，将来学成归国。勿践旧官僚之臭习，是为切妥……切望弟勿入学习院，那是贵族式学校，要知我兄弟力谋平民生活，勿染贵族教育习惯为盼。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盼弟在东瀛留心他们平民生活状态，研究他们一般社会的真精神。弟有什么感触，常常以告兄为盼。”
读完这封信，我更加确信张学铭对胞兄张学良的日夜思念，确是手足情深所驱。
“我什么都不怕，单枪匹马一个人去也敢，就看台湾当局肯不肯放我进去。”
１９８２年春天，在一次学习会上，有位委员讲，前不久的一本海外中文杂志上登了一幅照片，画面是张学良在金门岛上从望远镜里眺望大陆，还配了短诗，说是“窥视”云云，询问张学铭看到没有？张说没有，并随即问我，政协有没有这份杂志，我答复说有，下次开会时带给他看。但到学习会中间休息时，他又对我说：“我现在就想看看。你现在就回机关取来行不行？”他显得很急迫，我立刻照办。２０分钟后，他打开杂志，架起老花眼镜，左一遍右一遍地瞧照片，一字一句地读那首短诗。别的委员争相传看，他在一旁默不作声，表情淡漠。有位委员问：“张老，这张照片会不会造假？你大哥的模样你还能看得准吗？”
张学铭点了点头，很不高兴地说：“照片不假。虽然四十多年不见，但大哥的模样我一眼就能断定。可气的是，为什么不放我大哥回大陆，而要摆弄什么望远镜呢？再说可以让我去看望大哥嘛，我什么都不怕，单枪匹马一个人去也敢，就看台湾当局肯不肯放我进去？我张学铭今生见不着我大哥，做鬼也要去一趟台湾！”
张学铭说到这里，用拐棍狠狠地戳着地板。
“张老不必动气。刊登这种照片，玩的是宣传把戏，无须认真看待。祖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你们哥俩总有一天会团聚的。”委员们纷纷宽慰他。
不幸的是，张学铭没能等到这一天就去世了！他的多年心愿未了，遗憾呵！张学良先生当年健在时，得知胞弟张学铭对他的日思夜想，又将作何感慨呢！每个活着的中国人，难道能允许这场骨肉分离的悲剧就这样一幕又一幕地演下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