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葆光一定要出门迎候，被医务人员劝阻了。格里娜、蒋宝祥、何天锡到大门迎接，彼此一一握手，热烈问候。当潘、杨走进客厅，不待言语便被邓葆光紧紧抓着手，顿时泣不成声；格里娜更在一旁失声痛哭！蒋、何即分别宽慰，请潘、杨入座。平静后，潘汉年才风趣地说：“大难之后必有福！邓先生，邓夫人，您们现在回到自己家里了！好好养伤，康复后有许多事情可做。新中国刚刚开始迈步，邓先生是经济学家，大有用武之地呵……”
“是……的，我们到家了。我们……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我们要……为新中国出……力……”邓葆光说话吃力，但已经比半个月前在香港好多了。
又过了几天，蒋宝祥、何天锡向邓葆光夫妇告辞。任务完成，邓葆光养伤还需要较长的时日，一切条件都很好，他们要赴北京，重新投入革命工作了。依依惜别。邓葆光无限感慨地与蒋、何含泪执手，说：“二位贤弟，这短短的一年半载，可是难能可贵的患难之交呵！为了新中国，您们展翅飞翔，程鹏万里。只要我身体康复，一定赴北京看望您们。”
蒋、何二人心潮滚翻，念及为开设宝丰行，保护这批珍贵图书和邓葆光的安全，既使自己半生的积蓄荡然无存，又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但乌云终究冲散，霞光铺满征途，祖国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作为她的儿女，又怎能不笑逐颜开呢？他们想到此，便重复潘汉年讲的那句“大难之后必有福”的古训，互致珍重。又有谁能料想到，这一别竟是３５年，而且并非都是“福”呢……
转年，邓葆光康复情况良好，已经能起床走动，语言、思维都已渐趋正常。不久，那７万册珍贵图书由有关方面安全运回内地，分别珍藏于北京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邓葆光心中最后一块石头落地，心机没有白费，血汗没有白流，他欣慰地哼起了多时不哼的古老的苏格兰民歌。在得知这一喜讯的当天，邓葆光对妻子感慨地说：
“这７万册图书，竟成为我一生的转折点。回顾我自己的一生，做错的事太多了，总算做了一件好事，虽历经劫难，却的确是大难之后得福了！”
“我亲眼看到了这些。”格里娜并不否认，却皱着眉头接着说，“但是，我现在有了新的忧虑。听说，外边正在镇压反革命，你过去的历史人家会不会追究呢？我最近天天夜里听美国之音，越听越担忧……”
“你胡扯些什么？共产党有政策，我是起义人员，跟打仗时起义是一样的！”邓葆光很生气，断然地说，“我的事是潘汉年、杨帆直接管的，他们可是共产党的大干部！以后你不要听美国之音了，那是违法的！多看看新中国的报纸吧！”
格里娜陷入了沉思。她虽然是美国籍，但在中国居住几十年了。她看到了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她也支持丈夫投奔光明的决心和行动，但她却的确搞不清新中国发生的一些事。
生活依旧太平。镇压反革命运动结束了。邓葆光没有事。两年后完全恢复了健康，邓葆光遵照上海有关方面的意见一方面投入认真的学习，看书看报读文件，接受各种新事物，研究各种新问题；一方面回顾过去，撰写有关军统和经济方面的重要史料。依旧居住在花园洋房里，医务人员走了，服务人员还在，优厚的生活待遇是无可挑剔的。他们还常常举办一些交谊活动，或者出门做客，或者宴请客人。慢慢的，连格里娜也完全相信邓葆光的话了，共产党政权是前所未有的。
就像６月里下大雪，大晴天打响雷那样出乎意外，当潘汉年、杨帆一夜之间变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并且有一个“集团”时，连历尽沧桑的邓葆光也目瞪口呆了。直至一天凌晨，公安机关把邓葆光夫妇戴上手铐，查封了那座花园洋房，邓葆光也没有再说一句话。事情发生时，报纸登出“潘、杨反革命集团”的消息，格里娜曾慌慌张张地一再询问：“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邓葆光只是摇头、叹息，始终一言不发。两天后，夫妇俩便锒铛入狱，分别关押。
“你是国民党军统局上校副主任邓葆光吧？”审问者直截了当地发问。
“是的，不过那是从前，历史上。”邓葆光回答。
“你必须详细交代同潘汉年、杨帆的关系。”
邓葆光早已考虑过几遍，十分详细地交代了他同潘、杨之间的交往、连何年何月何时都一点不差。
“这么交代不成！”审问者发火了，严厉地训斥，“你别忘了自己是什么人，老账新账一起算，你会有什么后果！”
“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一点没有隐瞒。”
“照你这么说，潘、杨是代表共产党的吗？”
“是的。”邓葆光肯定地回答说，“正因为我把他们当做共产党的代表，我才照他们的话做，走上投奔光明之路。”
“那是假面具，他们同你是一丘之貉！”
“这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他们的历史，不知道他们的全部言论、行动，当然不敢说他们一定不是打进共产党里边去的坏人。但是，如果要从我所接触、所知道的情况看，他们是代表共产党的，真的当真，假的也当真……”邓葆光毫无保留地说。
连审三次，邓葆光讲的都是这些。
提审格里娜，她的回答更简单，总是说：“我是家庭妇女，只管照料丈夫和孩子，不问政治，我什么也不知道！而且，我是美国公民……”
翻来覆去都是这几句话。
邓葆光被判有期徒刑五年，美国妻子只好和他离婚，返回美国去
一年后才宣判：邓葆光“自首不诚”，判有期徒刑五年；格里娜无罪释放，回原籍劳动。
邓葆光迁送劳改农场，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涯。好在他身体复原了，身大力不亏，不过才四十多岁，很快适应了体力劳动。在监狱里，有人说若论邓葆光的历史罪恶，怕有杀头之罪，虽“不诚”却毕竟“自首”，才得以从轻发落，判了有期徒刑；也有人说，邓葆光投诚摸错了庙门，反革命找了反革命，只好一块进监狱了。邓葆光听了苦笑。说实在话，当他听到只判五年徒刑时，心里真的想判得不重。不知道潘汉年、杨帆怎样，不杀头也得无期徒刑吧！
相比之下，无罪释放的格里娜日子不比蹲监狱好过。回原籍劳动——回哪里去呢？她在中国连户口也没有，根本无落脚之地。孩子尚幼，由亲戚扶养，谁能欢迎她这个没有户口的外国人呢？在度过若干个不眠之夜后，她终于作出抉择：与邓葆光离婚，返回美国去。要求得到批准，一对生死不渝的夫妻，就这样分离了。这使她不得不抱憾终生！
中央为潘、杨事件平反昭雪之后，邓葆光被宣布彻底平反，他真有点如在梦中
１９８０年６月，紧接中共中央为潘、杨事件平反昭雪之后，邓葆光被宣布彻底平反。真有点如在梦中，年逾古稀的人了，原以为就此了却残生，哪能想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自己还能赶上出头之日呢？邓葆光先被增补为江苏省徐州市政协委员，因为他出狱之后无处落脚，便投奔了他在徐州煤矿工作的儿子，落户在徐州。１９８３年６月，又一跃为全国政协委员。
邓葆光来到北京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他会见到许多几十年不见的老朋友，包括当年借了６０两黄金的汤元炳和借了３万元港币的古耕虞以及患难余生的蒋宝祥、何天锡。在庆幸、欢乐之余，旧事重提，邓葆光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要求文化管理部门查实图书下落。文化部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查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所有图书都有据可查，一本不少，仍珍藏于北京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于是，文化部开会表彰有关人员，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这条由３５年前旧事里生出来的新闻。邓葆光老人在受表彰后说：
“我因研究经济而在旧中国误入歧途。后来我找到了自己为祖国效劳的道路。经历几十年波折的人不止我一个，可庆幸的是现在。我毕竟是搞经济研究的，今天的中国仍然需要我，我认为在四化建设中，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
他说的是肺腑之言。
格里娜呢，她回到美国后，出于当时美国对待从新中国回去的美国公民特定政策，她不得不再次结婚。她虽然不久前同邓葆光有了一次见面的机会，但除了回顾往事共叙友情，已经无法挽回他们被历史改变了的私生活的道路……何天锡长时期在北京新华印刷总厂工作，现已退休，在安度晚年中发挥着余热。不幸的是蒋宝祥，他长时期贫病交困，在受表彰三个月后病情突发，溘然去世。不过他终于等到了３５年后才得到表彰的这一天，咽气前还对此深表宽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