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工组织还利用敌警察机关的特殊职能，掩护开展革命工作。警察局里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利用工作之便，巧妙地取出已盖好公章的空白出入境通行证，供党组织转移下乡的同志使用，让他们能够安全顺利地通过敌人的检查关卡。
“边纵”游击队在禄劝县行军途中遭到地霸武装的伏击，被俘十余人，关押在禄劝，武定两县政府的监狱，共产党员李焕文利用保安十二团驻防该地之机，以团长名义出面。声称保安团要扩充兵员，把被俘的十余人要了出来，并将他们送回游击队。
“九·九整肃”时，反动派逮捕了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480余人，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提出名单坚持要杀害200人，并企图假卢汉之手来实施这一阴谋，以便拉卢汉下水，迫其反共到底。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党组织一方面通过统战关系警告卢汉要绝对保证被捕人员的安全，一方面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军盟”成员刘汉章长期在卢汉身边工作，并与卢汉有亲戚关系，深得卢汉信任。
对敌工作领导小组布置刘汉章要他利用自己为该案主办军法官的特殊身份，做卢汉的工作，营救被捕人员。刘利用机会向卢汉讲明了毛人凤借刀杀人的阴谋，要卢汉慎重从事。当时被捕人员都交军统特务看管之下，生杀予夺大权掌握在军统之手，卢汉虽不准备杀害这些人也很为难。刘汉章当即建议卢汉首先应该争取到看管审讯的主动权，防止毛人凤狗急跳墙。卢汉采纳了刘汉章的建议，报经蒋介石批准，巧妙地把看管审判权从保密局滇站特务手中移交到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手中。卢汉又以案情重大为借口，故意拖延审判过程，几次抵制了毛人凤、沈辞杀害这批人的阴谋。最后在社会舆沦的压力下，卢汉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由代总统李宗仁电令卢汉“酌情从宽处理”，全部释放了被捕人员。
迎接昆明解放
敌工组织经过长期工作，到解放战争后期，已经比较全面地汇集了军统在昆明设置的公开和秘密机构，人员分布和大部分军统人员的姓名，住址、面貌特征，照片等资料，同时还获取了保密局在昆明的潜伏应变计划及活动情况。诸如准备撤退日公开暴露的特务及军统控制的特务武装力量到滇西或边境地区，策动土司头人和勾结地霸武装组织反革命游击武装，建立反攻大陆的基地和通道，发展新的特务分子潜伏待命；在国民党撤出昆明时纵火焚毁昆明，炸毁重要工厂设施等等。这些情报的获得，使党组织和革命人民有了思想准备，从而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护厂，防止反革命破坏。
在党中央，云南省工委和昆明市委的领导下，经过各条战线长期艰苦的斗争，昆明人民迎来了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11月15日解放了贵阳，分割了国民党军胡、白二集团。打开了进入昆明的大门，11月30日解放了西南最大的城市重庆。卢汉将军于1949年王2月9日在昆明宣布起义。
12月9日，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奉蒋介石之命来昆，筹划布置国民党中央机关逃迁昆明负隅顽抗的计划，卢汉乘机假借张群名义于当晚8时在青莲街官邸召开有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八军军长李弥、保密局滇站站长沈醉等一批国民党中央在昆头目参加的紧急会议，从而一举扣押了这些头目。当天下午5时，卢汉把这项任务布置给其亲信绥靖公署特务队队长龙云青及省府警卫营营长徐振芳，要他们挑选可靠人员，执行任务，并严守机密。龙、徐二人共挑选了官兵21人，其中就有参加共产党秘密组织的19人(党员1人，“民青”、“军盟”16人，武工队员2人)。这些同志经过共产党的教育，接受任务后，严格保守了这一重要机密。当晚待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军政首脑到齐后，他们以坚决准确的行动，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务。
昆明起义后，昆明市委根据当时的危急形势及昆明的严重敌情，提出镇反肃特，保障昆明社会安定，保卫起义成果的中心任务。起义当局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由昆明市委派出保卫部的三名干部进入该委员会的公安处，直接掌管公安处的工作，依靠过去积累的资料和工作基础，从12月13日起在昆明展开了对敌特和反革命分子的全面搜捕。在昆明起义到军事接管昆明的近三个月期间，总共逮捕了敌特及反革命分子1290名。这对维护昆明社会安定，粉碎敌第二十六军、第八军里应外合进攻昆明的阴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昆明起义后，蒋介石命令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合组为第八兵团，向昆明进行反扑，妄图扼杀起义。为提高土气，许诺攻入昆明后“自由行动三天”。当时，人民解放军尚远在黔桂境内，“边纵”部队亦分散在滇西、滇南各地，而起义部队暂编第十三军在兵力及装备上均远不如反扑昆明的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两个军。昆明形势万分危急。为配合卢汉将军的起义，云南地下党除电请中央令解放军驰援昆明外，并命令“边纵”支援昆明。昆明市委号召各级党盟组织及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组织昆明义勇自卫队，支持起义部队武装保卫昆明，进行了英勇顽强的保卫战。在战斗中，起义部队官兵为保卫起义成果、保卫人民生命财产而战，受到了昆明人民的爱戴和热情支援。暂编第十三军三十八团团长李焕文(共产党员)，接受了中共昆明市委临时军工委，“英勇杀敌，保卫昆明，保卫党组织”的命令，在战斗中，身先士卒，率领全团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在至关重要的南线螺蛳湾血战中，坚决守住了阵地，重创来犯之敌，受到了卢汉的表彰。以“军盟”成员夏际昌，王绍尧、朱德裕为团长的三十三、三十一、三十七团也在团长的率领下浴血奋战，为“坚守待援”赢得了时间。敌军久攻昆明不下，而人民解放军又日夜兼程并进，已形成对昆明迂回包围的态势，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只得仓惶溃逃，昆明保卫战遂于12月23日胜利结束。
昆明警察系统的起义官警，以“警盟”。成员为骨干，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昆明保卫战，后又成立警察联合会为维护社会治安，协助搜捕敌特，协助侦破三起凶杀抢劫案件等方面，均作出了贡献。
从昆明起义到军事接管的近三个月时间，是昆明社会发生急剧动荡变化的特殊时期。昆明市委领导全市各阶层人民，通过各方面的工作，终于使昆明安全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参加敌情工作的同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革命的需要，以大无畏的胆略，工作在敌人的心脏里。他们在白色恐怖下，认真执行党的对敌方针和策略，在实际工作中认真从敌营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摸索闯出了一条开展敌工工作的道路，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第二条战线，配合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迎接昆明的解放作出了贡献。从事敌情工作的同志，无限忠诚于党的事业，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深入敌营，机智勇敢，默默无闻，全心全意地为革命工作。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昆明的敌情工作曾在历史上为革命作出了不可否认的卓越贡献。从事敌情工作的同志，包括原来参加国民党营垒后来转向革命的同志，以及支援过敌情工作的党外朋友，都为革命为人民作出过贡献。应该指出的是，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他们一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们受到了错处应该平反纠正，蒙冤受屈牺牲了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历史将为他们作出最公正的结论。
地下党在警察界的工作概况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昆明市警察系统包括总局和8个分局、4个大队(保警、消防、交通、刑警)，另有省警务处、警察学校等，共有警官400余人，警长及警土2400余人。这是一支镇压革命，欺压人民的重要武装。整个警察界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军统)滇站手中，滇站站长李毓祯、王巍先后担任过昆明市警察总局长，并安排了大批特务担任主要职务，警宫中也潜藏着—些经过特警班专门训练的特务分子。其中的刑警大队，名为刑事警察，实际上是以大队长周伯先为首的保密局滇站第四公开组，有队员70余人，另有试用，见习队员等共约100余人，专门干着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镇压民主人士及革命群众的反革命勾当。
昆明警察界的中上层警官，多数受反动统治影响较深，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1948年，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有的表现犹豫动摇，少数则遂渐有虏觉醒。警察中的警长、警士等基层人员，多系从本省农村招募来的，他们出身贫寒，乡土观念重，对蒋介石强行改组云南省政府，把滇军数万子弟驱至东北打内战，是不满意的，他们经常受到警官的打骂和欺压，目睹旧社会“人吃人”的现象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状况，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他们虽然在长官的驱使下，被迫参加镇压学生运动，但经过学生的宣传教育，他们中的多数是同情学生运动的。有一个警察，在押送一名被捕学生时，私下将学生放走，自己也跑了；有的主动接触进步学生，提出参加革命的要求。因此，党组织认为在反动的警察界中，仍有开展革命工作的基础；在解放昆明的关键时刻，利用这支警察武装力量，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
1948年3月初，省工委指定市工委高志远领导昆明的敌情工作，专门在军、警、宪、特中建立关系，发展进步力量，掌握情报，为我所用。当时提出的方针是：“拉出来，打进去，钻到敌人心脏里烧锅煮饭。”按照我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在昆明警察界，力求实现瓦解下层，争取中层，孤立上层，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在组织上严守地下工作组织纪律，严格把关，个别吸收，单线联系，不搞公开或半公开活动。因此，在警长以下警士中，只是大力发展外围组织，但不发展党员。
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在警察中又采取了“建立关系，教育分化，发展下层，争取中层，利用上层，等待时机，为我所用”的工作方针。其具体工作是：
1加强形势教育，提高觉悟，吸收进步可靠的下层分子参加外围组织。
2了解警察系统内部情况，查清故特组织人员。
3根据情况获取巳盖章的空白出境通行证供组织使用。
4了解敌特逮捕、跟踪我地下工作和进步人士，镇压学生运动的情报，及时向组织报告。
5了解我被捕被押人员情况，传递消息，并尽可能暗中提供保护。
在1949年6月以前，党在警察界的外围组织是单线、平行、多头领导的。介绍人是什么组织，就用什么组织名称。如有的用“新联”，有的用“民青”。到1949年9月前，警察界共有盟员约70余人，其中“新联”约26人，“民青”约15人，“工盟”1人，其余为“警盟”。
警察系统是敌人控制很严的单位，一些警察参加党所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是要冒很大危险的，他们绝大部分都能尽力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如“民青”成员周映邦，为了弄清警察局系统的特务情况，机智地从总局会计室工资册中，抄出特务名单，包括姓名、职务等情况。“新联”成员熊绍皋，以曾任内勤督察员掌握签到簿之便，向周映邦提供了部分特务名单。省警务处“民青”成员李德钦，通过管理档案之“新联”成员李佐臣，抄出警宫中“特警班”毕业人员名册(因在“特警班”受过训练的，都是军统特务)。各单位盟员，也基本上把本单位的领导人员、特务等情况，向组织上作了汇报，为掌握敌情和发展组织，提供了可靠材料。
解放前，敌人在汽车东站、火车北站、南站及碧鸡关，皆设有检查关卡，对我地下工作人员来往安全威胁很大。警察一、五、六等分局盟员，设法获取一些已盖章的空白通行证交组织使用。如1948年初，“七·一五”事件、“九·九整肃”前后，在几次由昆明向“边纵”输送干部中，这些通行证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的盟员甚至还亲自掩护我工作人员出关。
在情报方面，如“民青”成员李明昌，获得刑警队要逮捕傅翼声的名单后，及时转告了组织，使其得以安全转移。在“七·一五”事件前，各分局已奉命准备棍棒、石灰包、绳索、水龙头等工具，准备武力进攻云大、南菁，“警盟”成员均及时向组织先作了汇报。
1949年6月，市委副书记赖卫民接替高志远，领导昆明市敌工工作。为了适应全国即将解放的新形势，又提出在原有的基础上，在警察界要大力发展基层，争取发展中上层的方针，逐步变敌人控制的城市武装为我党实际掌握的力量，以便一旦需要，能听从我党号令行动。具体部署是：
1印发了“警盟"章程，推动发展工作，章程宗旨指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争取全国早日解放，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
2调整组织，把各条战线发展的，用不同组织名称的警察界外围组织成员，统一在“对敌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之下，编入“警盟”组织，参加“警盟”组织生活。警察界之外围成员，一律用“警盟”的组织名称。
3加强“警盟”领导力量，除田秉熙外，又调来朱人杰分管“警盟”工作。随后又调来“民青”成员李世琼、李培源、李泽民等干部，参加“警盟”的领导工作。
4改变过去只在警长以下发展成员的规定，可以在警察界中层人员中发展组织。
根据上述精神，在警察总局的科员、督察员，在各分局的巡官、局员中，只要弄清不是特务，政治历史清楚，积极靠拢我党的，都可以发展。一些中层人员，多是1949年6～9月期间发展的。当时分局长一级仅段文弼1人。
警察系统到起义时共有4名党员。盂端楷是上级转来的。11月，由田秉熙介绍，赖卫民批准，又发展了周映邦、李德钦、毕旺3人入党。
1949年10月，孟端楷提出可否发展警察总局长李志正参加“警盟”的问题，经“对敌工作领导小组”讨论，认为李志正政治上属于地方势力，而警察局又是重要的城市武装，为了在昆明解放时便于掌握控制警察武装，可以吸收共加入“警盟”。讨论后决定由孟端楷于10月底介绍李参加“警盟”。有几个分局长在起义后也参加了“警盟”
9月6日，得知卢汉赴渝的消息后，在警察局航检站工作的孔杰(“新联")，及时告知周映邦转报田秉熙。党组织估计到形势可能逆转，及时采取转移人员等相应措施。“警盟”成员还提供了部分通行证，供转移人员使用。
“九·九整肃”事件期间，交通队的盟员，向组织提供每晚的巡逻口令，对敌工作领导小组在“整肃”期间，除转移了吉明星、段铁军外，其余人员照常工作，未发生任何问题。根据情况变化，为了巩固组织，曾暂时停顿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