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致翻阅了一遍那些零零散散的回忆录，试图找到福尔摩斯迥异于常人的思维特点和推理规律，但却始终找不到完全可以佐证的恰当例子。因为在每个案子的侦察过程中，我的朋友虽然都很巧妙地运用了他的推理方法，并最终证明了他那套特殊方法的重要性，但是事实本身却往往都很细小平常，不太值得向读者一提。另外，也常有这样的情况，案子本身曲折离奇，但是他在调查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又不能满足我作为传记作家的愿望。之前写过的诸如《血字的追踪》和《囚船上的惨案》等，这些因其案情本身的惊心动魄和扑朔迷离，势必将成为刑案史学家的关注之作。现在我要讲述的这个案子，我的朋友在其中虽未起到最关键的作用，但由于案子奇特少见，因此实在不能不收录进来，介绍给读者。
那是七月的一个闷热潮湿的阴雨天，公寓的窗帘半拉，福尔摩斯坐在沙发上，正反复地阅读着一封今天早上收到的信。我因有过在印度从军的经历，所以一向怕冷不怕热，即便此时温度计已显示出华氏九十度，我也没有感到一点儿不舒服。
但是，今天的报纸很没意思，议会也休会，议员们都去度假了。我也很想到森林中的空地上或南海边那铺满鹅卵石的沙滩去玩。可惜当时囊中羞涩，只好将假期推后。而对我的朋友来说，无论乡下还是海滩，他统统不感兴趣。他只喜欢呆在这个聚集着五百万人口的城市的中心，敏锐地关注着这个城市对种种疑奇案件的传闻或猜测。对于旅游，他毫无兴趣，而唯一远行的理由就是去乡间看望他的哥哥。
此时，福尔摩斯又陷入深深的沉思中，一言不发。我只好将无聊的报纸丢在一边，靠着椅子发呆，思考一些问题。忽然，我的朋友开口说话了。
他说：“华生，你想得很对，用这样的方法解决问题很荒唐。”
“是很荒唐！”我本能地大声附和了一句，继而明白过来，吓了一跳，他怎么知道我的想法呢？我坐直身子，迷茫地看着他。
“怎么回事？福尔摩斯，这太出人意料了。”
福尔摩斯看到我疑惑的表情，开怀大笑起来。
他说：“你应该记得，不久以前我给你读的爱伦·坡写的故事。故事中有一个善于推理的人总能感觉到他的朋友的内心思想，当时，你认为这只是作者的虚构。而我说我也能这么做时，你却不信。”
“我没说过不信呀！”
“亲爱的华生，你是没说过，但是你的表情早已告诉了我。当我看到你把报纸丢在一边，陷入深深的思考时，很高兴，总算有了研究你思想的机会。打断你的思路是想证明，我知道了你的想法。”
可是我仍对他的解释不满意。
我说：“在那个故事中，主人公是根据他朋友的动作得出的推理结论。假如我没记错，那人被石头绊了一下，然后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星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动作。而我坐在这儿动都没动过，你怎么判断的呢？”
“你错了。人是通过一张脸来表达感情的，脸就是暴露你内心秘密的窗户。”
“你的意思是，通过我的表情看出了我的想法？”
“不错，是通过表情，尤其是你的眼睛。或许你已经忘记了刚才你是怎么发呆的。”
“是，我根本没当回事。”
“那么，我告诉你。你丢掉报纸——这一动作引起了我的注意，迷茫地坐了大约半分钟。然后你的眼睛盯着刚配上镜框的戈登将军的肖像不动了，脸上的表情显示出你已经开始思考了，但想得不是特别深。接着，你的眼睛转向书架上没装镜框的亨利·沃德·比彻的画像。然后，又向上盯了一会儿墙。于是，你的想法很明显了。你在想，如果这张画像也配上镜框，就能挂到墙上，和戈登像挂在一起了。”
我惊呼：“老天，你真是看穿了我的心！”
“至今我很少看走眼。接着，你的思想又集中到比彻的身上，因为你一直在凝视着他的画像，好像想从他的外貌推猜出性格来。不久，你的眉头虽然舒展了，可目光仍未离开，且一副思考的样子，可见是在回忆他的一生往事。我相信，此时你必然会想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他所代表的北方及其所承担的使命，因为我记得，你曾不满国人对他的粗暴态度。由于你对这件事有很深刻的感受，所以，我认为你只要想到比彻就一定会想到这件事。又过了一会儿，你的视线离开了画像，这时估计思绪已到了内战上。你紧闭双唇，两眼闪光，双手紧握，显然是想起了双方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中表现出的英勇气概。接着，你的脸色慢慢阴沉下来，并且摇了摇头。我认为你是想到了战争的悲惨，以及死在战争中的许多无辜者。最后，你的手慢慢放到了战争留给你的那块伤疤上，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你一定在想，用战争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实在很荒唐。我也赞成你的想法，确实很荒唐。很高兴我的推论是正确的。”
我说：“完全正确。你解释得很清楚了，但我还是感到很震惊。”
“这一点也不深奥，华生，我向你保证。要不是那天你说了几句怀疑的话，我还真不会打断你的思路呢。伦敦今晚的小风很迷人，到街上散散步怎么样？”
我早已经厌烦了小屋的燥热，马上欣然同意了。我们在舰队大街和河滨大街溜达了三个小时，欣赏了好一番潮涨潮落般光怪陆离的市井百态。福尔摩斯边走边讲，他过人的思想、精妙的议论以及对事物锐利、精确的的观察力和独到的逻辑推理方式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大约十点钟，我们才回到贝克街。寓所门前有一辆四轮轿式马车正停在那儿。
福尔摩斯说：“我想这是一位普科医生的马车，其业务刚展开，不过生意挺兴隆。他一定有事找我们商量，我们回来得很巧！”
我深知福尔摩斯的调查方式以及推理方法，所以理解了他这么说的原因。车内灯下挂着一只柳条篮子，里面装着很多医疗器械，他一定是根据这些作出的判断。我们房间的灯亮着，这位医生一定是来找我们的。但很奇怪，是什么事使这位同行这么晚了还来求助呢？我们快步走进房间。
壁炉旁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他脸色苍白，脸又尖又瘦，络腮胡子呈土黄色，看到我们进来马上站了起来。他最多三十三四岁，但面容憔悴，气色不好，说明他生活很艰难。他扶着壁炉站起来时，举止显得有些害羞，像一位敏感的绅士。我看到他的手指白皙细长，与其说是医生，不如说更像艺术家。他的穿着很朴素，一件黑色的礼服大衣，一条暗色裤子，领带也是深色的。
福尔摩斯爽快地打招呼：“晚上好，医生，很高兴您没有等太久。”
“这么说，您和我的车夫交谈过了？”
“没有，我根据桌子上点的蜡烛判断的，请坐，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客人说：“我是一名医生，叫珀西·特里维利，住在布鲁克街四零三号。”
我问：“论文《原因不明的神经损伤》是您写的吗？”
听说有人知道他的文章，他显得很高兴，苍白的脸上出现了红晕。
“我很少听人说起这部书，我的出版商告诉我，这书销路不好，我以为谁都不知道它呢。我想，我们是同行吧？”
“对，我是一名外科军医，现在已经退役了。”
“我对神经病学很感兴趣，最大的希望就是能专门研究它。不过，人必须首先做好他能做到的工作，这都是题外话。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您时间很宝贵，但最近我在布鲁克街的寓所里发生了一连串怪事，今天晚上，更是事态已十分严重，实在不能再耽误了，必须马上请您帮帮我们。”
福尔摩斯坐下来，点燃了烟斗。
“很荣幸能帮您的忙。请把这些怪事详细讲给我们听听。”
特里维利说：“有些事不值一提，否则我会觉得很惭愧。不过这事确实让人费解，而且现在变得很复杂，我只好和盘托出，供您参考。
“首先，我必须说说我在大学时的一些事。我曾就读于伦敦大学，教授对我的评价很高，相信你们不会认为这是在自我夸耀。毕业后，我在皇家大学附属医院谋得了一个小差事，并继续我的研究。很幸运，人们对我的强直性昏厥病理研究很有兴趣，于是我写了那篇神经损伤的专题论文，还因此获得了布鲁斯·比克顿的奖金与奖章。那时，人们都认为我前途无量。
“可缺乏资金是我最大的困难。你们知道，任何一个医生要想出名，必须要在卡文迪什广场区的十二条大街中的一条街上开业，可那意味着巨额的房租与设备费。除了这笔开业费，他还需要维持头几年生活的费用，必须租像样的车和马。而要达到这些要求，实在是我力不能及的。我只能勤俭节约，指望攒上十年的钱再说。然而，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却为我带来了新希望。
“希望是由一位叫布莱星顿的绅士带来的。我们素昧平生，一天早晨，他突然来访，并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
“他问我：‘您一定就是那位成就卓越并获得大奖的珀西·特里维利先生吧？’
“我点点头。
“他又说：‘希望您能诚实地回答我的问题，这样对您有好处。您很有才能，且前途无量，您知道吗？’
“听到这样的话，我情不自禁地笑了。
“我说：‘我一定会继续努力。’
“‘您有不良习惯吗？喝酒吗？’
“我大声说：‘没有，先生！什么都没有！’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不过我很奇怪，您的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开业行医呢？’
“我耸耸肩，无奈地摇头。
“他急忙说：‘是呀！倒也不奇怪，虽然您脑子里有许多东西，可是口袋里却没有银子。如果我能帮您在布鲁克街开业，您意下如何？’
“我用吃惊的目光看着他。
“他大声说：‘这不仅仅是为您，也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坦率地说，如果这事对您合适，那么对我就更合适了。您知道，我现在有几千镑想投资，我觉得投给您最适合。’
“我连忙问：‘为什么？’
“‘这跟其他的投资事业一样，投给您我认为更保险。’
“‘那么，我能做些什么？’
“‘我自然会告诉您。我会为您租房子，置办医疗器械，雇佣女仆，管理一切。您只需坐在诊室里安心治疗病人。我会支付您日常开支，给您需要的东西。您把赚的钱四分之三分给我，四分之一留给您自己。’
“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布莱星顿向我提出的古怪建议，至于我们怎么商量，怎样成交的就不对您赘言了，您听了会很烦。总之，报喜节（指每年的三月二十五日，在这天，报喜天使加百列把耶稣降临的事告诉了圣母玛利亚。——译者注）那天我们搬进了新寓所，并按他的要求开业了。他也搬了过来，作为一个住院的病人和我住在一起。他心脏功能衰弱，需要长期治疗。他选了二楼两间最好的屋子，一间作起居室，一间作卧室。他性格很怪，每天深入简出，几乎不见客。他生活也没有规律——但从某方面来说，又很有规律。因为每晚同一时间，他都会来诊室查账，然后每一畿尼都分我五先令三便士（一畿尼为二十一先令，一先令为十二便士，四分之一畿尼正好是五先令三便士。——译者注），剩下的他自己拿走，放入他房间的保险箱中。
“我敢肯定，他投资这项生意永远也不会后悔，因为生意从一开始就很兴隆。我出色地处理了几个病例，加上我原来在附属医院的声望，使我很快出名了。几年下来，我已使他成为了富翁。
“福尔摩斯先生，我过去的事以及我和布莱星顿先生的关系就是这些了，现在还剩一个问题要告诉你，这也是我现在坐在这里的原因。
“几个星期前的一天，布莱星顿先生到楼下来找我。我觉得他当时很激动。谈话中，他提起了发生在伦敦西区的盗窃案，他说，我们应马上将门窗加固闩牢，但我认为他没必要如此大惊小怪。之后一星期，他一直很不安，不停地向窗外张望，而且连午饭前习惯的短暂散步也取消了。我推测，他可能是十分害怕某人或某事，但是当我问及时，他就会很生气，于是我也不再提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恐惧感好像慢慢消失了，渐渐恢复了常态。可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又使他惶惶不可终日。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两天前，我收到一封信，信上既没有地址也没有日期，十分奇怪，我现在就给你们读一读：
一位侨居英国的俄罗斯贵族亟待到珀西·特里维利医生处就诊，他患强直性昏厥病多年。而特里维利是此领域享誉盛名的权威，故病人准备明天晚上六点一刻前来就医。如蒙方便，请在家等候。
“这信使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对强直症研究的最大困难就是缺少病例。你知道，当仆人在六点十五领进一位病人时，我正在诊室里兴奋而又焦急地等着。
“他是个身材矮小的老头，十分拘谨，而且很平凡——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高贵的俄罗斯贵族形象。不过他的同伴却给人以很深的印象。那人很年轻，身材魁梧，黑黝黝的脸上似乎透着凶光。他的四肢和胸膛有如赫拉克斯（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之子，力大无比——译者注）般健壮。进来时，他用手扶着老人的胳膊，把老人领到椅子前，特别小心、体贴，仅从他外表看，很难想到这样一个人会这么做。
“他用英语对我说：‘亲爱的医生，原谅我的冒失，他是我父亲，对我而言，他的健康极为重要。’他说这些话时有点口齿不清。
“我被他的孝心感动，就说：‘诊断时你是否愿意陪在这里？’
“‘不行，我不能呆在这儿，我无法忍受这样的痛苦。如果我看到父亲发病时的痛苦样子，我会发疯的。我自己的神经本来就很敏感。如果可以，您给他诊治时，我愿意呆在候诊室。’
“我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他转身离去。我同老人一起探讨了他的病情，并且详细地做着记录。他智力一般，回答问题时常含混不清，我认为也许是由于不熟悉我们的语言。然而，当我写病历时，他突然停止了对我询问的回答。我转过身去看他，发现他竟笔直地坐着，肌肉紧绷，脸部毫无表情，眼睛痴痴地盯着我。他的病发作了。
“开始我就说过，对这个病人，我是既怜惜又害怕。不过，对病理研究的兴趣占了上风。我急忙记下他的脉搏与体温，试了他肌肉的强直度，检查了他的反应力，各方面都与我以前医治过的病人的特征一样。以往我会对这样的病人使用烷基亚硝酸吸入剂，效果很好。现在是进一步验证药效的好机会。但是药放在我楼下的实验室里，于是我丢下病人跑去拿药。找药大约花费了我五分钟，等我拿到药回来，却发现诊室里空无一人，病人早已不知去向，可想而知，我是多么惊讶了。
“当然，我赶忙去了候诊室，他儿子也不见了。前门关着，但没有锁。我的接待病人的仆人是新来的，他不太机灵，平常总呆在楼下，当我按铃时，他才过来把病人领走。他什么也没听见，这件事成了一个谜。过了一会儿，布莱星顿先生散步回来，但是我没有向他提这件事，因为，最近我尽量少和他谈话。
“我本来以为不会再见到那对俄罗斯父子了。所以在今天晚上的六点十五，当他们再次来到我的诊室时，我简直呆了。
“老人说：‘医生，很对不起，昨天我们没有告别就离开了。’
“我说：‘是呀，这使我感到十分奇怪。’
“他又说：‘情况是这样的，我每次醒过来后，都记不清犯病时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清醒时发现自己在陌生的屋子里，当时你也不在，我就稀里糊涂地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