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元子论之兴起。古代的一元论，一变便成了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论，再变便成了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论，更进一步便成了“元子”（Atoms）论了。元子论的始祖是留基勃，大概和恩培多克勒差不多年纪，不过他的事迹和着述，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曾倡过分子说。后来他的弟子德谟克里特把这种学说，说得更为详细。我们待下篇讲到他的学说时，再细说分子论的性质。如今不过略表一句，指点出学说渊源的线索罢了。
〔参考书〕
1.Burnet：Gr.philos pt.I，pp.69-81.
Thilly：Hist of Philos，pp.30-40.
又论：Leucippus.
看：Burnet 同上书，pp.94-101.
（第二篇完）
第三篇 希腊哲学（中）（人事时代）
（第一章）“哲人”时代
一、西历纪元前第5世纪，乃是希腊文化的极盛时代，那时希腊各邦联合，屡次战胜了西侵的波斯军（500-449B.C.）。各邦之中，雅典更为强盛，遂成希腊政治文明的盟主。那一世纪之中，雅典也不知出了多少人才，招致了多少人物，政治家伯利克里（495-429B.C.），很像中国古代的信陵君、平原君，极力提倡文学、美术、哲学。那时美术一方面，有菲迪亚斯一般人的雕像；文学一方面，有埃斯库罗斯（525-450C.C.），索福克勒斯（496-405B.C.），欧里庇德斯（480-406 B.C.）一般人的戏曲，都是千古不朽的名作；历史一方面，有希罗多德（430-？）和修昔底德（471-400B.C.）的名着；医学一方面，有希波克拉底（460-380B.C.），开医学的门径。雅典城里有了这些人物，那时代的文化也可想见了。
雅典那时不但是一个政治中心，又是一个商业的中心。雅典的海军商舶，称雄于海上。交通既繁商业既盛，遂发生许多生计界的变迁。生活程度高了，人民的文化思想，也更为发达。加以当时民主的制度，除了奴隶之外，雅典的公民，人人都有参政的权利。所以当时的人所最关切的是人生的行为，和政治社会的组织。因此，希腊的思想遂由“宇宙论”变为“人事论”的时代。
二、这个时代有一班人物，应时势而生，因社会的需要，鼓吹种种激烈的学说，教授应用知识技艺，如辩论演说之类。这些人大概没有一定的住所，往来各国，到处讲学授徒。这些人当时称为Sophists，Sophists 本义为“智士”、为“哲人”，后来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派人物，反对这些Sophists，诋毁不遗余力，因此“Sophists”一个名词，竟成了贬词，竟成了“诡辩派”的意义！这些“哲人”受了两千年的冤枉，直到19世纪，才有黑格尔，格罗特，赫尔曼等人替他们表彰昭雪。所以说如今不用“诡辩派”的名称，而用“哲人”的名称。
三、这些“哲人”的学说，往往有很成熟的。当时是思想发展的时代，故思想最易进行破坏的方面。其实思想和社会政治相同，都有破坏的需要，若不破除旧有的成见，决没有新思想可发生，所以我常把这些“哲人”来比中国古代的老子、邓析、少正卯一派人。中国若没有老子、邓析那班人，未必有孔子、孟子一班人。希腊若没有那班“哲人”，也未必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一班人。有了老子、邓析的破坏，才有孔子的建设。有了那班“哲人”的破坏，才有苏格拉底的建设。
（第二章）普洛泰戈拉
一、那些“哲人”中，普洛泰戈拉的名誉最大，势力最广，学说最重要，故我把他来代表这“哲人”的时代。其余的小“哲人”的学说，合为一章，附在后面。
普洛泰戈拉的书，久已遗失，本章所根据，全靠柏拉图的几部“主客”（Dialogues）。今举其名如下：
A.Protagoras［《普洛泰戈拉篇》］
B.Theaetetus［《泰阿泰德篇》］
C.Cratylus［《克拉底吕篇》］
D.Meno［《美诺篇》］
E.Phaedrus［《裴多篇》］
F.Euthydemus［《尤西德姆斯篇》］
二、普洛泰戈拉略传。普洛泰戈拉是北方阿夫季拉的人。苏格拉底少年时，普洛泰戈拉已死了。B 苏格拉底生于470年左右，故知普洛泰戈拉大概生于500B.C.左右。他曾两次到雅典。他遍游各国，讲学授徒，做了40年的教师，死时近70岁，大约在430B.C.左右。
普洛泰戈拉是一个大教育家。他极力反对希腊旧式的学堂教育，他以为旧法单教算术、天文、几何、音乐，实在不合用。B 所以他教人注意“正名”C、正辞D，还教人怎样齐家，怎样治国，怎样演说辩论E。他对一个少年说，你今天做了我的学生，今晚回家便可胜于初来的你。以后天天都有这样的进步F。他教人是要收学费的，因为他教得有成效，故学费虽重来学的人更多。据人说他收的学费比Phidias（大雕刻家）加十个别的雕刻家所得的刻资，还要 多呢！
三、论知识。普洛泰戈拉的知识论有三种说法。第一式是谁见一物以为怎样，就是怎样H。第二式是“我见物以为如此就是如此，你见物以为如彼就是如彼。”第三式最着名，是“人是万物的准则。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都以人为准则。”
据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这种学说的根据，在于赫拉克利特的万物变迁无常说。普洛泰戈拉以为万物起于“动”。动时万物有施有受，两者冲突，发生无数感觉和感觉的对象。试举“见”为例。目与物遇发生白色与白之感觉。所以者何？见物之明自眼出，白自物出，两者结合乃生白色。当此时，目得所见之物，遂成见物之目，而发白之物，充满白色，不但为白色，乃见为白木或白石，各如其真。此中动力，一施一受，互相成，缺一不可，无施便无受，无受亦无施。因此可见万物时刻成毁，时刻变易，无有常我，此无常我，如何可说“这个”、“那个”？如何可说“此物”或“属于 此物”。
世人也时刻变易成坏，健康的我与病痛的我不同。故健好时觉得甜的，病中或觉得苦了。故“苦”与甜者，只对于一时的我而言，并非绝对的。“有”与“无”亦是如此。当我说此物有时，此物及对我而有；此物变时，对我而变，其有其变，都对我而言。若离去我，更无有，亦无变，故“物之有无，惟我知之。”C 这就是“人为万物的准则”的学说。
这种学说，近于唯识一派。普洛泰戈拉以为知识没有真假，只有好与不好。如我无病时以糖为甜，病中以糖为苦，无人可说甜是真的，苦是假的，但旁观的人可以说无病时的知识比有病时的知识好一点。一切教育只是要人去掉不好的知识。要人有好的知识，正如医生能用药使病体变为健体，哲人能用教育使人不好的知觉变为好的知觉。平常人说的“真”，并不是“真”，只是“好”些。
这种学说并非怀疑主义，并不说知识没有物观的准则，他但说物观的准则，不如主观的势力更大。我们的知识只是以主观的区别为标准，因此我们不可不注意教育人的心官。心官不明，感觉便不好。普洛泰戈拉既认不好的感觉可变为好的感觉，可见他并不是不认知识有物观的准则的了。他说知识没有真假，但有好不好。这话很有道理，好不好是从知识的作用上着眼。譬如醉人走进猪栏以为是他的卧室。在他的心里，猪栏“真”是他的卧室，所以他真睡下。我们不能说他不真，只可说他这种知识易于误事，故是“不好”的知识。
四、论教育。人既是万物的准则，这个准则不可不正确；若不正确，便不能量度万物了。因此普洛泰戈拉极注重教育，上文已说过他承认不好的知识可以变好。他说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良好的公民”，在于使人能分别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他说人的道德不是生成的，是由知识得来的，是可以教育的。他举四条证据如下：（1）人有天生的缺陷，旁人不责怪他。人若没有道德观念，旁人便怪他。可见道德心不是天生的。（2）人世一切刑罚都含有“善可教，恶可改”的观念。（3）人世一切教育，都以“善可教”一个观念为根据。若善恶由于天生，何必有教育呢？（4）人或说父为圣人不能使儿子为圣人，可见善不可教，这也不然。平常的道德，都可教育，过此以往，属于上智的天资，便不是教育所能为，但这事不足证道德不可教。
五、政治学说。在政治一方面，普洛泰戈拉乃是一个民主党。
“人是万物的准则”一句话中含有个人的尊严，个人的价值。后世的民主政治的精神都在于此。柏拉图的《普洛泰戈拉篇》里面，有一段神话，很有趣味，可以引证普洛泰戈拉的政治学说。普洛泰戈拉说天神造万物时，使鸟有羽翼，兽有皮毛爪牙，鱼鳖有鳞甲，独人类裸体无毛，又无甲壳爪牙。天神普罗米修斯无法可想，只得去偷了赫淮斯托斯与雅典娜（二神名）的“创造的智慧”与火，人类有了智慧与火，始可生存。后来人类互相残杀，天帝（宙斯）怕人类灭绝，于是又使赫耳墨斯（神名）下凡，使人类有羞恶之心和是非之心。人类有了这两种观念，然后能建立社会国家，有共同的生活，天帝说“使人人都有是非心与羞恶心。若单有几个人有这两种观念，国家便不能成立了。
这就是天赋的人民自主权。普洛泰戈拉说雅典的人就要做木器，须寻木匠；要做［铁器，须寻］铁匠；但遇着是非善恶的问题，却不拘谁人都可讨论。这都因为人人都有这种观念。因为如此，故人人都可教育成参政的公民B。
（第三章）其他“哲人”
一、上章所述的普洛泰戈拉，全用柏拉图书中的材料。柏拉图是极反对这些“哲人”的，他决不致有“溢美”之辞。然而就我所述看来，普洛泰戈拉虽然主张一种很动人的知识论，却并不曾有十分激烈的极端主张。如果当时的“哲人”都像普洛泰戈拉那样行为，决不致于惹起当时稳健派的反对。但那时的“哲人”并不是都像他这样的和平。如今且把那些小“哲人”并为一章如下：
二、高尔吉亚。高尔吉亚生于西西里岛的雷昂底思城。他到雅典时，在427B.C.，他年已老了。可见他大概生于480B.C.左右。他活到很高的岁数，死时大约在391B.C.。他死时希腊的政治正当混乱的时代，所以他所教，大抵注重辩论修词的方面，不很注重政治的方面。
普洛泰戈拉的知识论，以人的感觉为主，故说谁见物以为怎样，就是这样。高尔吉亚更趋于极端了。他说一切知识都是没有的。他分三层立说。（1）本无有物。（2）即使有物，无人能知。（3）即使有人知之，终不能使人知之。这是虚无主义的知识论，是极端的怀疑主义了。
三、卡利克勒斯。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里面，有一个少年“哲人”，名叫卡利克勒斯，主张一种“强权即公理”的政治学说，大可代表那时代的激烈思想。卡利克勒斯说“一切法律都是无能为的大多数人所造作的。他们的目的全是自私自利。他们用礼法取压制那些强有力的少数人，以免那些少数强有力的人起来侵夺他们的权利。他们说权术欺人是可耻的事，是不公的事。其实他们所说‘不公’不过是人类贪多好胜的人情，他们自己无能，故巴不得大家都主张平等。……其实‘不公’、‘不平’乃是天道。强的所得，应该比弱的多些：这才是天理。无论人类兽类，强的征服弱的，强的享用多于弱的，即是公道。……独有人道的礼法，不但不认这个天理，还要竭力把那些强有力的少年从小就驯伏下来，像狮奴驯服狮子一般；天天哄他们道，你须要知足，你须要公平。但将来总有一日，有人不肯受这种压制，不肯受这种驯服，咆哮跳出去，推翻一切礼制，推翻一切不合天理的法律。到了那时，如今的奴隶也会大起革命，推倒我们，翻作我们的主人翁，那才是公道大彰的 时候了。”
四、特拉西马库斯。当时的激烈派，自然不止卡利克勒斯一个人。柏拉图的《共和篇》里面，有一个少年名叫特拉西马库斯，所持主义，恰和卡利克勒斯相反，却又恰相同。有这两派，更可想见那时思想的极端了。特拉西马库斯说：“世间公道的人最吃亏。你看……政府收所得税，公正的人定多出些，不公的人定少出些。再看政界中，那正人尽忠无私去办公事，却得不着公家的酬报，还被许多亲戚朋友骂他不通人情。那不正的人，却处处受荣誉，恰与正人相反……最不公的是那最大罪人偏享最大的幸福；那些最公正的人却受最大的苦恼。即如专制暴君强夺他人的财产，把整个的土地产业占为私产。这岂不是大恶：这种行为，无论单做一件，若被人知道了，都该受大罪重罚。做的人，人都称为‘贼’‘盗’‘偷儿’ 等等。——但是那做君主的不但抢夺财产，还把产业的主人都做成他的奴婢，世上的人不但不骂他罚他，并且恭维他，说他好福气呀！……故我说不公道的势力权利远比公道更大。公道是为有强力的人谋利益的，不公道是各人自己的利益。”
这一段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道理，极可考见当时的社会不平的情形，和那些激烈少年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