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两个估计”
1971年8月，中共中央批发由姚文元、张春桥定稿的《会国教育工作去议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建国17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两个估计”的出台和贯彻，是促使“文革”期间极左思潮在教育方面进一步发展，导致我国教育事业进一步恶化的重要因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便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根据毛泽东1968年7月21日在一份调查报告上的批语：“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提出《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于1970年6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执行。文件把高等学校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诬为“修正主义的招生制度”，明令废除，而规定“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所谓“工农兵学员”，学制缩短为2至3年。招生制度的“彻底革命”，实行“推荐上大学”的方法，降低了新生入学的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各类人员进入大学，也造成了教育秩序的混乱和教育质量的下降。
为了适应高等学校恢复招生的形势和贯彻“左”倾指导方针的需要，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有关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和198所高等院校(包括军队系统院校)的代表共631人。这次会议是在“中央文革”主要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控制下迓行的。任会议召开莳夕，张春桥、姚又元等人一方面把其亲信、干将塞进会议，另一方面又竭力排斥原教育战线的同志。在出席会议的631名代表中“文革”前搞过教育工作、包括沾过教育战线边的仅占1／3，在会议领导小组12名成员中，原高教部、教育部竟无一人参加。
会议一开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亲信徐海涛等人就抛出了所谓“黑线专政论”。他们污蔑“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党领导下的学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领导权”，“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他们还把广大教师和17年培养出来的学生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与会者表示反对和抵制时，他们责骂抵制与反对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立场、感情、态度有问题”，并质问反对者“到底是哪条战线上的人”，叫喊“这样的人若不转变，能否继续参加会议，值得研究”。张春桥在会议领导小组会上说：17年教育战线“领导权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毛主席的路线没有落实”，“名义上是共产党领导，实际上是假的”。周恩来针对会上的争论，于7月6日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强调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要看到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老共产党员也要改造嘛!
在这种不正常的会议上，经过“四人帮”的密谋策划，1971年7月27日，会议通过了由迟群(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8月13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这一《纪要》。他们在《纪要》中抵制周恩来关于红线照耀教育战线的估计，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诋毁“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的工作成绩。在《纪要》中塞进了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一套”，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纪要》攻击高教六十条“使‘教授治校’、‘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等黑货更加系统化，加紧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纪要》把“全民教育”、“天才教学”、“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读书无用”，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精神支柱”。《纪要》还提出，要坚持“五七”指示的道路，开门办学；工农兵教师是三结合教师的骨干力量；工农兵学员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要充分发挥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作用。《纪要》下发后，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纪要》的精神。教育部门的干部、学校的教职工，对《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普遍表示“不理解”、“想不通”，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制。“两个估计”成为套在全国教育工作者头上的两根绳索，也是教育战线上的一副紧箍咒。
十年动乱结束后，邓小平首先站出来推翻这“两个估计”，打开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新局面。1977年8月8日，邓小平提出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17年中，“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9月19日，他又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此后，教育部门对“两个估计”进行了批判。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教育部党组1979年2月22日提出的报告，同意撤销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教育部党组报告指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四人帮”密谋策划，迟群挂帅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塞进了对教育战线17年反动的‘两个估计’和‘八大精神支柱’等黑货，流毒全国，影响极坏”。1977年下半年推翻了“两个估计”，砸碎了“四人帮”强加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