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中叶始，沙皇俄国通过武力，勾结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东北、西北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使两国形成了长达7500多公里的边界。这些不平等条约并未具体规定两国边界线，且事后两国政府也没有就勘分边界达成具体协议，从而导致边界问题成为两国历届政府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联政府在1919年和1920年曾两度发表对华宣言，表示：“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政府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永久地归还中国。”1924年5月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规定：“将中国政府与沙俄帝国政府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着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及1919年和1920两年苏联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定等项，并将彼此疆界重新画定，在疆界未画定之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但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及其他各种原因，中苏边界问题仍未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在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但在中苏友好的气氛中，中苏边界问题实际上被搁置一边。60年代初，两国关系恶化，边界问题日益突出。鉴于此、中国政府在1960年两次主动同苏联政府建议举行谈判，并在1963年向苏联政府提出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的6项建议。1964年2月，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在谈判中，中方主张：要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清朝同沙俄签订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但中国仍愿以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沙俄攫取的土地；任何一方违约侵占另一方的土地，原则是必须归还对方，但可通过协商以互谅互让的精神考虑当地居民利益，对某些地方进行调整。但苏方不仅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甚至也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就是说，无论是沙俄侵占的还是苏联侵占的，都得算是苏联的。苏方如此的态度，自然不能使边界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此次谈判未果后，苏联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频频挑起边界事端，妄图以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边境双方武装对垒，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为缓和中苏边境上的紧张局势，两国政府都没有放弃通过外交谈判途径来解决边界问题的努力。1969年9月1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就中苏边界问题交换意见，并达成了采取措施使边境局势正常化的协议，并确定于10月在北京恢复1964年中断了的中苏边界谈判。
10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他宣布了中国代表团的名单：团长为乔冠华．副团长为余湛、柴成文，团员有章文晋、王卿、蔡洪江、安怀、王步苍。随后，他又就中苏边界谈判讲了几个问题。(1)关于边界谈判。周恩来重申了他与柯西金会晤时的态度，我们不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谈判只有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行，这也是1964年谈判的一条经验。机场会谈的谅解很明确，必须付诸实施。可是，9月18日我们按照双方协定的程序，把已达成的谅解列成条文写信要他们确认，不料他们回信仅说已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命令，只字不提谅解已达成协议的事，所以代表团的首要任务，就是就临时措施达成协议，不然，局势是缓和不下来的。(2)关于苏联政府6月13日的声明，两国政府首脑会见时，我们已向对方讲明，对于他们这个声明，我们要给予回答。但谈判即将开始，我们不愿为此去加剧紧张气氛，所以已同外交部协定，以“外交部文件”的形式予以发表，而不用政府声明。从外交上讲不对等，但从政治上讲更为有理、有利。 (3)关于谈判的领导，要分为一、二、三线。乔冠华、柴成文是第一线，第二线是姬鹏飞、黄永胜，第三线是党中央。(4)关于谈判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要求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立即集中，放下其他工作，全力以赴进行准备。首先熟悉两国政府往来的声明和照会，熟悉边界的历史和现状。第一步要解决的临时措施，要同全局形势紧密相连。他强调指出：这不只是边界谈判，而是有关两国关系的谈判。
10月8日，中国公布外交部文件，驳斥苏联政府6月13日的声明，重申中国政府关于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主张：(1)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沙皇帝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2)照顾现实情况，以这些条约为基础，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问题，确定边界线的全部走向，中国并不要求归还沙皇俄国根据这些条约割去的领土；(3)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侵占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给对方，但是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4)签订中苏平等新约代替不平等旧约，勘界立标；(5)在中苏边界问题通过和平谈判取得全面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这份文件实际上表明了中国政府在中苏边界谈判中的立场和原则。
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苏联代表团成员是：团长库兹涅佐夫，副团长是马特洛索夫，团员叶里扎维金、齐赫文斯基、安塔会凯维奇、纳西诺夫斯基、列比亚特金。谈判一开始，中国方面根据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达成的谅解，即双方先达成一个使谈判不受武力威胁的临时协定，进而谈判边界问题的前提，将9月18日中国政府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信改写成临时措施协议草案提交苏方。苏方却从两国政府的谅解向后倒退，拒不讨论草案，甚至根本否认两国政府首脑达成了谅解，口口声声只要求立即开始边界谈判。
会谈经过一段交锋后，周恩来在一次交谈中说：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什么用?不能开这个端。在请示毛泽东后，他决定：要坚持地攻下去。据此，中方代表团向苏方代表团列举了两国政府首脑机场会见的记录，苏方无言以对，只得派下层工阼人员和中方透露说，这是他们最高层的意思。随后，中方才明白苏联用意所在。谈判开始后不久，10月25日，苏联和美国共同宣布，将举行两国限制战略武器谈判。11月18日，苏联又在与中国新疆接壤的地区建立中亚军区。实际是想用外交和军事的双重压力来迫使中国就范。
但中国仍按事先准备好的谈判策略，坚持先讨论临时措施协定。在中方的一再坚持下，苏方虽不得不讨论临时措施，却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中方强调指出：承认存在争议地区，只是承认中苏双方对这些地区的领土归属有争议；关于这些争议地区究竟应归谁所有，需要留待将来讨论边界走向时解决。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也是柯西金在机场会谈中所同意的概念。苏方却硬说：中方提出的“争议地区”的概念是对苏联提出领土要求，是企图不经划界就事先解决领土问题。由于苏方顽固坚持这一立场，使中苏边界谈判陷入僵局。12月下旬，苏方代表团团长库兹涅佐夫返回苏联，谈判进入休会期。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苏方代表团副团长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关系来，要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
但库兹涅佐夫回到北京以后，谈判仍无进展。苏方为摆脱不愿达成临时措施协议的窘境，建议双方发表一项互不使用武力的联合声明。周恩来指出：一项空洞的意向性的声明哪能解决大军压进的紧张局势?后苏方又改提签订互不使用武力或互不侵犯条约。周恩来指出：谈缓和边境局势，连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也不愿达成，谈边界连存在争议地区都不承认，还侈谈什么条约?大概他们早就忘了，中苏之间不是还有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吗?实在是个讽刺。
中苏边界谈判自1969年恢复以来，延续了将近9年，中国代表团先后由乔冠华、韩念龙、余湛率领；苏联代表团团长先后为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伊利切夫。由于苏方始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双方始终未能达成协议，但两国边界也未再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1978年7月以后，中苏边界谈判一直处于休会状态。1980年1月，因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方面宣布中断双方国家关系，中苏边界谈判随即停止。红旗渠的建成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一直注重发展农业，注重兴建大型水利工程。1969年，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克服“文革”带来的重重困难，先后胜利建成了红旗渠工程和江都水利枢纽工程。
红旗渠位于河南林县境内。林县历史上是水贵如捆、十年九旱的贫困县，群众喝水往往要到几里、几十里以外的地方担水。农业长期处在种一葫芦收两瓢的低产状态。新中国成立后，林县人民着重解决水的问题，先后修建了英雄渠、抗日渠，扩大了水浇地的面积。但1959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又使林县人民遭受到了空前的困难，林县人认识到，要结束林县干旱缺水的历史，只有引用水量充足的漳河水。1960年2月，“引漳入林”的红旗渠工程正式动工。
红旗渠工程是个纵横交错的灌溉网系，由总干渠和一、二、三干渠及许许多多的支渠、斗渠构成。总干渠迂回盘绕在峰峦迭嶂的太行山腰，横穿过崇山峻岭，飞跨峡谷深涧，是红旗渠的主动脉。总干渠首起山西省平面县浊漳河侯壁断下600米处，到林县分水岭止，全长70公里，渠宽8米，深4．3米，设计流量为每秒25立方米。一干渠自分水岭向南，全长41．5公里，渠宽6．5米，深3．5米，引水量为每秒14立方米，是红旗渠灌溉面积最大的一条输水道，主要灌溉林县太行山脉东侧的大片土地。一干渠在合涧与英雄渠相接，又通过英雄渠接通弓上水库，扩大了红旗渠的灌溉效益。二干渠自分水岭向东南绕山腰直抵安阳县境，全长48公里，宽3．5米，深2．5米，引水量为每秒7．7立方米，主要灌溉林县东北部大片土地。三干渠自分水岭向东北绕山至东岗盆地，全长12公里，宽2．5米，深2．2米，引水量每秒3．3立方米。
1966年，总干渠和一、二、三干渠完工，初步实现了“引漳入林”的设想。1969年7月，以红旗渠为主的支渠配套工程完工，使全县从山坡到梯田，从丘陵到盆地，形成了一个水库星罗棋布、渠道纵横交错的自流灌溉网。林县绝大部分农田都在这个灌溉网内。
红旗渠修在太行山的悬崖陡壁上，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工程中的困难无法想象。林县人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投入到这项工程中。他们逢山钻洞，遇河架桥，斩山劈岭，凿石导河，苦战十年，终于在太行山上建起了一条“人造天河”，创造了人间奇迹。长616米、高5米、宽6．2米的青年洞这个总干渠上最大的隧洞，是林县人民悬空施工，锤打炮轰硬挖出来的；一干渠上的咽喉工程官圆渡桥是林县人自己设计的。桥下过洪水，桥中过渠水，桥上行汽车，使桥、渠、河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体现了林县人民的智慧；虽然缺少现代的运输工具，林县人凭着肩扛手搬，在二干渠上建造了长413米、宽4米、高15米的夺丰注槽和长680米、宽7．5米、高15米的过江渡槽。下流河水，上行汽车，顶端渡槽过槽水。三干渠上，林县人民采用“竖井分段”作业法，沿隧洞从同顶开凿了34个竖井，各向两边沿洞线施工，凿通了长4公里、宽深各2米的曙光洞。据统计，红旗渠共修干、支渠道595条，长1500公里，削平山头1250座，凿通隧洞180个，总长26公里，架设渡槽(桥)155座，总长6．5公里；共挖砌土石方1819．58万立方米，混凝土1．88万立方米，渠道绿化960公里。
红旗渠建成后，林县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了“渠道绕山头，清水到处流，旱涝都不怕，年年保丰收”的富饶山区。粮食亩产连年上升，林、渔、畜牧、工、商、文教卫生事业也都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难怪红旗渠被林县人民自豪地称为“幸福渠”。林彪发布战备的“紧急指示”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布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次日，这个指示被黄永胜冠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向全军传达。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关系十分紧张。为了缓和局势，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双方将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关于边界问题的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根据当时的战略动向及国际上把谈判作为战争借口的先例，中共中央怀疑苏联把谈判作为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一个烟幕。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立即开始加强战备，防患于未然。14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在此前后，毛泽东前往武汉，林彪在苏州，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前往广东，陈云、王震前往江西，聂荣臻、陈毅前往河北，徐向前前往河南。已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张闻天也被分别疏散。
10月16日，林彪乘飞机离开北京到达苏州。17日下午，他通知秘书“打个电话给黄永胜”，由秘书张云生作记录。林彪站着一边想，一边逐字逐句口述。林彪一共讲了6条，差不多一句就是一条。大意是：苏联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身份向全军下达的一份进入紧急状态的口述命令。
当晚7时左右，秘书张云生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6条命令传给了在北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