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与其他许多方面的工作一样，大、中、小学的毕业生分配工作和招收新生的工作被迫停止。局势稍有稳定后，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报告》要求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各学校”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自此，大量实际未完成规定学业的大、中、小学学生毕业离校，各类学校的招生工作也由此提出。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该报编者按中转述了毛泽东7月21日的一个重要指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谈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反映了他教育思想中一些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如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工农基本群众中普及教育、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等等。这里，因为是针对一个具体经验而发，很难说这段指示就是他对招生制度改革思想全面、系统的表述。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特别是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歪曲，这段指示的精髓被忽视了，而其中的一些个别论断则在被形式主义、绝对化地歪曲之后广为宣传、普遍贯彻。
《调查报告》所总结的上海机床厂的主要经验有：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大学毕业生应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普通劳动者；由有经验的工人担任教师；由基层选拔经过劳动锻炼的初高中学生人大专院校，等等。上海机床厂的经验和毛泽东的批示——已经被形式化地处理过的，为“文化大革命”中招生制度的改革定下了基调。正如《人民日报》编者按所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1968年9月，为贯彻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个大学的学员由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工人52名入学。学员平均年龄29岁，文化程度从小学到相当于高中不等。学制为2年(后延长10个月)。学员全脱产学习，但仍参加工厂的政治运动，定期回车间劳动，毕业后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除了一些大、中型企业纷纷办起了自己的“七二一大学”外，一些大专院校也开始尝试举办各种试点班。广东省一些大专院校自1969年起，举办了各种试点班24个，从工人、农民、复员退伍军人、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学员1000多名。“探索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经验”。其他一些省、市的大专院校也大多如此。农村中很快也出现了类似的经验。1968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的江苏省靖江县的调查报告：《“土专家”和农业教育革命》。《报告》提出：要从“土专家”中招生，到学校学一两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中小学的招生工作，在1968年以前基本处于停顿状态。1968年底，随着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的出现，许多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下乡而停办了高中，而初中和小学要么是采取依据年龄自然升学的办法维持，要么就是处于停滞状态。自1970年起，中小学开始全面、大批地招收新生，新生入学的首要条件是政治表现——这在当时被称作“路线斗争觉悟”或“阶级觉悟”，一切文化考核均被取消，这种状态在1971年以后有所改变。当时，一对十分突出、荒谬的矛盾直接影响着中小学校的入学率，一方面，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的轻视教育、鄙薄知识使许多学生失去了入学、求学的热情，这在中小学中比较突出，直接导致了中小学入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教育普及的重视和强调，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教育普及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在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一尽管它同时存在着粗糙、质量低下、形式主义等各种问题，这一因素又导致了入学率的上升。这两种因素作用的方式、层次及其结果各不相同，但后者起码在形式上占了上风。所以，从总体上来看，中小学学生的入学率始终保持在上升的趋势，而与这种上升趋势同时存在的却是教育质量的明显下降。
在“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的教育革命中，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中的问题表现得格外突出、集中。
在许多大专院校举办各种类型的试点班、教改小分队约一年多的基础上，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供各地参照执行。《报告》认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因此，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报告》中有关“学生条件”的规定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报告》规定的“招生办法”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分配原则”为：“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
1970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的署名文章《大家都来关心高校招生》中，进一步阐发了以上《报告》所提出的招生设想。文章指出：
“招生制度的改革是整个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在学校这个阵地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集中地表现在招生上。
“过去，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高校在招生中，大搞‘分数挂帅’，鼓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工农兵一针见血地说：“分数线，分数线，工农兵的封锁线。”这次高校招生，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招生工作的全过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放手发动群众，实行群众路线，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真正把工农兵和上山下乡以及回乡知识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推选出来。”
1970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介绍江西省教育革命的文章认为：“旧招生制度是‘高分录取’，‘不分阶级’，‘一张考卷定终身，工人农民莫进门’。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题、打分、说了算的招生考试制度，必须彻底废除。”《人民日报》发表的另一篇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文章把这场改革的意义提得更高：“招生工作，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实质上是一场社会革命。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还是由少数人包办代替?这是招生工作中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
不难看出，所谓招生制度的改革，所谓新的招生制度，其基本点主要有二：一是停止了从高中直接升人大学的传统做法，代之以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知识青年中招生，二是废除升学考试制度，代之以“群众推荐”，“领导审批”。
不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些举措都是对近现代教育体制中招生制度的一个“革命”。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些措施也确实接触到了以往招生制度中的某些弊端。但是，仅此就能证明这些“革命”的合理性吗?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群众中选拔学员，这无疑是个积极的、富有想像力的思路，但如果简单地把它当作排斥一切其他方法的惟一途径，简单地否定从高中直接升人大学的程序，这符合现代社会知识传授、积累的规律吗?当人们废除高考制度从而取消了因分数高低造成的不平等时，他们也就不得不面临一种新的、更为严重的不平等了。
1970年10月15日，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凡过去是面向全国的大学，现在条件成熟必须到外省招生时，在中央规定统一招生办法之前，可暂由省与省之间协商解决。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上述精神，部分高等学校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当年共计招生41870人。
招收的新生以政治表现、出身为首要标准。据1971年5月统计，北京清华、北大、北医、北航等7所大学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中，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0％，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党员46．2％，团员38．1％，非党团员占15．7％。武汉大学1970年招收新生988名，其中工人占40％，贫下中农(包括基层干部)占33％，上山下乡知青占21％，解放军战士5％；党员31％，团员38％，县以上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160多名。学生平均年龄21岁(其中最大的43岁，最小的17岁)。广州中山医学院招收的600名学员中，有一半是工人、贫下中农、复员转业军人，一半是怎放军战士。他们都是从公社以上在职基层卫生人员和部队的初级卫生人员中选拔出来的。其中来自地方的学员，有6年以上工龄的占2／3，有的工龄在20年以上。
招生中，文化标准一开始就被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上述北京7所院校所招学生中，文化程度高中占21％，初中占78％，高小占0．6％。在另一些省、市大学招收的新生中，初中生和小学生的比例更多一些。
学生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以及相互之间的悬殊立即给教学工作带来了困难。大学按初中水平教学，高中水平的“吃不饱”，小学水平的“吃不消”；讲理论，老工人不容易听懂，讲实际的东西，知识青年和复员军人又感到困难。教师教起来棘手，一些学员也产生了“怕”的思想；文化程度低的怕学不好，完不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给工人、贫下中农丢脸；文化程度高的觉得上课没意思，怕学不到什么东西。为此，一般学校都采取了分班上课、加强辅导、互帮互学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