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去世前，身体健康状况如何?毛泽东去世前，有没有向叶帅交待身后之事?毛主席纪念堂是如何建立的?
生命的余辉
毛泽东休克了
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就有人注意到了毛泽东的老态。1965年，一位外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在毛泽东接见后，这样写道：“自从谈话开始以来，毛只是把烟送到嘴上或放在烟缸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动作……他忽然向天空扬起双臂，又一下子放了下来……毛慵懒地挥挥手，然后两手支着椅子扶手站起来。他的身体比我们所有的人都直，犹如一块巨石，他身后跟着女护士，一步一步地走着，僵硬得似乎没有曲膝……”
衰老，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毛泽东如同芸芸众生一样，无论多么伟大也奈何不了。
从1971年春天起，毛泽东每到开春和入冬总要生病。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老年性的疾病。
这一年，毛泽东开始时只是因为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昼夜咳嗽，而且越来越重，一直不见好转，后经医生诊断确诊为“大叶性肺炎”。对于常患这种病的人，最忌劳累和吸烟，而毛泽东恰恰在这两点上做不到，他离不开烟，这是他多年的嗜好；他更离不开劳累，因为他对他参与创造的党，对他所执著的事业，有着太多的忧虑。
因为咳嗽，毛泽东受尽了痛苦和折磨。常常，他因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
对于毛泽东的身体及疾病的治疗，中央是高度重视的。周恩来亲自安排汪东兴、张耀祠负责这一工作，他自己也经常过问。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连续几天睡不好觉，有时一天吃两三次安眠药。这种情况过去虽然也有过，但毕竟，毛泽东此时年事已高，他渐渐衰弱的身体经过林彪叛国出逃的打击，垮得更快了。
随着身体的衰弱苍老，各种疾病就趁隙而人。多年来，毛泽东对于疾病，信奉靠自身的抵抗力去战胜的法则，他说：“我不用药，靠吃药，自身的抵抗力就没有发挥作用，就得不到锻炼。应当调动自身抵抗力对付外来侵略，总用药，抵抗力就衰退，再有细菌侵入就要出大乱子。只有经过斗争，抵抗力才能变强大。”
这天，毛泽东精神不太好，经常皱起眉头吸凉气，饭也吃不下，时时用手捂住腮帮。保健医生徐涛马上想到他的龋齿。坚持为他检查，毛泽东只好坐在藤椅上张开了嘴。
果然是牙床发炎，而且肿得厉害，已经化脓。
几天后，毛泽东没有用药便好了。他得意地笑道：“怎么样?我的抵抗力战胜了。自力更生么，不能光靠外援。天下万物万事，都脱不出这个道理。”
但是，这样不用药病就好了的事例，是越来越罕见了。
1972年1月，由于过度劳累，毛泽东再次犯病，由于病来得突然，一直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都没料到。
这次是由于肺心病以及严重缺氧导致的休克。正在值班的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发现后，立即推开从来不开的玻璃大门，用一种异常的声音向外急切地呼叫：“快来!快来!”
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的张玉凤等人听到呼叫，一起跑到毛泽东的会客厅(此时已兼作卧室和治疗室)，给毛泽东看病的保健医师徐涛、胡旭军等也飞快地赶到了。
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吴旭君赶紧给毛泽东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吴旭君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着脉。”
急救开始了，打针、输液，使用大量的抗生纱……。心脏科专家胡旭军扶起毛泽东，用力并有节奏地捶毛泽东的背部，不停地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帮他叫着：“主席，主席”……
经过紧张地抢救，毛泽东慢慢地睁开了双眼。看到眼前这一切，他有些愕然和不解，像是在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在场的人，对于毛泽东的安然醒来，无不惊喜万分，一个个像孩子似地乐了，好像刚才什么都不曾发生。其实，大家都有意识地表现出轻松的样子。当毛泽东知道自己刚才已经休克时，神态安祥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
毛泽东大病一场，周恩来的心情比谁都沉重。得知毛泽东病危的消息后，周恩来坐车从他的住所西花厅赶到游泳池时，许久下不来车。当他来到抢救现场时，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深感自己的担子沉重，责任重大。在一片“万寿无疆”的声浪中，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各级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病情、身体状况一点都不知道，也没有丝毫思想准备。如果毛泽东万一有个“闪失”，周恩来该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世界交待呢?
“不要改了，随他去”
自从毛泽东休克被抢救过来后，他就再没有写过多少东西了。他的诗词手搞都是由吴旭君保管，从1963年3月一直到1973年冬，毛泽东对他的全部诗稿重新看过数次，对有些诗词作过多次修改，每次修改，都是吴旭君先作笔录，待毛泽东反复推敲，确定了准确的字句后，再由毛泽东亲自改到手稿上。然而，到了1973年冬，毛泽东已不愿抓笔了。
这天，毛泽东叫吴旭君将卷宗里的全部诗词都用毛笔抄写一遍。抄完后，再与毛泽东一起核对，毛泽东对其中有的诗词又再作修改。核对《贺新郎·读史》时，手稿中有一句是“为问何时猜得?”吴旭君特意问：是“为”，还是“如”?毛泽东说是“如”不是“为”，吴旭君请毛泽东在手稿上改一改，毛泽东说：“不要改了，随它去。”词的下阙有一句“盗跖庄跻流誉后”，毛泽东叫吴旭君在盗字上加引号，即成“盗”。吴旭君又请毛泽东在他的手稿上也改一下，毛泽东说：“不要麻烦了，就这样。”吴旭君抄完第二遍后，(将第一遍抄稿烧毁了。)再与毛泽东核对，特意又问：是“如问何时猜得”?毛泽东点头答是。
一个伟大的诗人，十年推敲其诗作而不肯“随它去”，现在却“随它去”，“不要麻烦了”。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可想而知。医务工作者面对毛泽东的衰老束手无策，只能竭尽全力给他一些生活上的照顾。
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80岁高龄的毛泽东已经不能“健步走上主席台。”大会闭幕时，全体代表退场后，他才离开，因为他已离不开人的搀扶。
1974年春，毛泽东又添了一种严重的疾病。他开始觉得自己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吃力了。对于一个多年亲自批阅文件、亲自动手写文章的人，一位手不释卷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痛苦更难忍的了。
面对将要失去阅读能力的问题，毛泽东不得不考虑，怎样批阅文件。他自己一生带头保守国家机密，遵守纪律和制度。凡是送给他的文件、报告、信件，只有他和他的机要秘书可以看，未经他本人指示，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私自翻阅。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要求，对他的亲属及孩子也同样不例外。
由于视力原因，毛泽东开始让张玉凤为他读文件、读书、读信、读报。也就是从这时起，工作人员开始代他在他所批示的文件上，照他的意见画圈并签署意见。
1974年8月，毛泽东在湖北武汉他下榻的东湖宾馆检查眼睛时，被确诊为“老年性白内瘴”，两只眼睛轻重不一。这种病从医学上来说，必须经过几个阶段，初发期、膨胀期、成熟期和过熟期，才能采取手术措施，而且要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
毛泽东在生病期间，从不给工作人员、医护人员以痛苦、阴沉、悲观的表情。他尽量不使病痛给他带来的痛苦让别人知道。在医生们给他看病时，他总是以幽默风趣的谈话解除医生的紧张和顾虑。他喜欢讲点题外的话，问问姓甚名谁及什么地方的人等，讲个笑话或是别的什么。事实上他用风趣和幽默的方式化解着病痛的折磨，以他那特有的刚强和忍耐力同疾病斗争着。
他的这些举止言行确实清除了医生见到他或给他看病时的紧张情绪，使医生、护士们能在一种和谐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着治疗。
1975年春天，保健大夫请来了北京著名的眼科专家为毛泽东会诊，有西医，也有中医。
“不能以嘴代劳”
1975年8月，医疗组根据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提出了实施眼手术的意见和方案，经负责毛泽东医疗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批准后，又报告毛泽东本人同意，便开始作准备工作。
手术由广安门医院的眼科大夫唐由之主刀。手术室就设在毛泽东住处的卧室和客厅之间的一间小厅里。
毛泽东睡了一个好觉，醒来后情绪很好，他同意马上就做手术。
对于生老病死，毛泽东总是抱以乐观、自然的态度。他从没有因为病魔缠身而失去信心和力量，就在他将要做眼睛手术时，他仍给人以满怀信心的气氛。毛泽东叫张玉凤去放一首上海昆曲剧院岳美缇唱的曲子：岳飞的《满江红》。伴着这高亢、有力的曲调，毛泽东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手术室坐下。他很从容，神情也很镇定。
这种手术属于一般性的小手术，但周恩来仍不放心，尽管他自己病情也十分严重，却坚持要到手术现场。为了不干扰毛泽东的手术，他和其他几位领导人提出不到手术室，不与毛泽东打招呼，几个人坐在手术室外的大厅里守候。
毛泽东的手术像人们预期的那样，非常成功。经受了六百多个日夜的半失明痛苦折磨之后，毛泽东终于有一只眼睛复明了。尽管还只有一只眼睛，这对于手不释卷，习惯于亲自动手写文章、批阅文件的毛泽东太重要了。
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毛泽东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读书。小字本的看不清楚，就看大字本的。从1973年底到1976年初，毛泽东先后看了几十种大字本书刊。没有大字本的，就用放大镜来看，一日寸不能看书就叫工作人员给他读。
毛泽东继续关注着发生在他周围的一切动向。
1975年7月25日，毛泽东分两次看完了当日寸争议极大的电影《创业》。影片宣扬的“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创业精神，所表现的中国人民要有志气的英雄气概，深深感染了毛泽东。自力更生何罪之有?自力更生有什么不好?一万年也要自力更生，中国不自力更生，非完蛋不可!毛泽东的诗人气质使他很容易动情，他被激怒了。
毛泽东用抖动的手急速地写着，虽然是急，但依旧写了好大一会儿，写完之后，交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上面写着：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份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身边的工作人员见毛泽东写字很费劲的样子，便劝他说：“您写字手抖得那么厉害，以后就别写了。您说，我们给写了不就行了吗?”
“还是我自己来，不能以嘴代劳”。
在毛泽东的最后岁月里，他除了自己读书外，还批阅了大量的文件。其中包括请示的报告、信件、电报等等。凡是送上来的文件，他都要亲自过目，或由秘书工作人员给他读，然后他进行指示。这些日常工作，毛泽东绝不假手别人，而这些工作也耗去了他大量精力。
毛泽东的最后日子里，他坚持着去做他觉得应该是他做的工作，包括不断地接见外宾。只要秘书和工作人员转告他，外宾请求接见，毛泽东从不拒绝，即使身体状况很坏。正是因为病中的毛泽东坚持着接见来访的国外重要客人，他患病的消息及病情才被外界知晓。
“我也走不动了……”
周恩来身患癌症和不幸逝世，是对毛泽东精神和身体的又一个灾难性打击。
1972年5月，周恩来在检查身体时发现得了癌症。毛泽东展读完医生的报告后心情格外深重。他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领导总理医疗组的工作，有关总理的病情要随时向他报告。
1974年6月，患癌症两年始终坚持未住院的周恩来病情恶化，他被迫离开居住了25年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三○五医院。
毛泽东一直关心和惦记着周恩来的身体健康。每次审阅有关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总是特别认真。这期间，毛泽东因眼睛白内瘴不能看东西，每当工作人员给他读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听得格外认真、细致。居然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
毛泽东住处的沙发，原来的又大又笨，坐垫比较硬。对于长时间坐着不动的老年病人来说，很不合适。因使用这种沙发，毛泽东背上长起了褥疮。工作人员给他另设计一种，坐垫是用海绵做的，下面钻了很多蜂窝形的小孔。毛泽东坐在新沙发上摇了摇，说“这种沙发好多了。原来的那种沙发又高又大，像我这样高的人坐上勉强可以，脚能着地。像总理坐上就不舒服，他的脚就得悬着。”毛泽东嘱咐：“总理现在有病，给总理送去一个。”
毛泽东的院子里种了一点草莓，毛泽东很喜欢吃。当草莓成熟时，他总是让工作人员给总理送点。战友之情溢于言表。
在周恩来与死神抗争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令人担心。张玉凤在她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他讲话困难，仅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人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两位老人同时都处于这么严重的病态，他们的病榻相距不远却被一堵红墙和西安门大街的柏油马路无情地隔开了。一个在北海西岸三○五医院，一个在中南海西岸的游泳池旁，他们情有所往，却不忍相见，也无力相见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10点，毛泽东几乎一夜未合眼，此时他正卧床，侧身听着文件。负责主席身边工作的张耀祠急匆匆地赶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处，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告诉了毛泽东的值班护士。
下午3点多钟，毛泽东起床后，值班护士孟锦云给毛泽东念了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清样。毛泽东听着听着，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泪珠从闭着的眼眶里无声地滚了出来。泪水不断地流淌，毛泽东久久无言。他悲痛、复杂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病重，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恩来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泽东审阅这个报告时，张玉凤一直守候在侧，和许许多多熟悉总理和主席的人一样，她心中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毛泽东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或许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她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悲伤中的毛泽东，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张玉凤说：“我也走不动了。”
毛泽东不愿意，也不忍心让人们看到他晚年那病态的模样和痛苦的心境了。周恩来逝世以后，毛泽东情绪十分不好，烦躁，不愿讲话。只是借助刚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阅读。这时，他虽然能自己看书、看文件，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
举国悲恸
最后一个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