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纠“左”，大得民心，却触怒了江青，于是，放火烧荒，含沙射影，假批孔，真批周，刚刚有所好转的全国局势又急剧动荡起来。
“批林批孔”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1974年由毛泽东发动的一场政治批判运动。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与这一事件有关的各种重要问题。从12月起，党中央陆续转发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与此同时，对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各级党政军负责干部落实政策，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一批专家、学者、教授也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在这期间，周恩来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他在一些全国性的重要会议上和其他场合，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他认为，极左思潮不批透，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关线。他在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领导进行了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整顿工作秩序的工作。
但是，清除极左思潮影响和恢复生产、工作秩序的工作，虽然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却遭到靠“文化大革命”和极左思潮起家的江青集团的反对。他们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的一些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大加指责，并指令在人民日报社内部开展批判“右倾回潮”的活动。
“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的产物，批判极左思潮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因而在周恩来等党内领导人同江青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发生尖锐对立的时候，毛泽东错误地支持了江青等的主张，作出林彪集团是极右而非极左，只许批极右、不许批极左的错误决断，使周恩来等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
1973年党的十大前后，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1973年7月，他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元旦献词》，强调“在政治思想战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定是很激烈的”，“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为“批林批孔”运动的全面开展进行了舆论准备。
江青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得的权势，竭力想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作文章。1月12日，王洪文、江青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他们谎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1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通知。《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判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这一段话引自《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前言》。《前言》说明：“为了深入揭露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我们从林彪的黑笔记、手书题词和住宅里的其他材料以及他的公开言论中，选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供批判用。”至此，一场“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1月24日、25日，江青等人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先后召开了在京部队单位、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俨然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现，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会上，迟群、谢静宜发表了煽动性的长篇讲话。他们介绍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产生的过程和“反复辟”的主题，强调“批林批孔”要联系现实。在这两次大会前后，江青还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送材料。她还派亲信给南京军区某部防化连送材料，鼓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煽动“点火放炮”、“夺权”，妄图把军队搞乱。江青还给国务院文化组、中国科学院、下乡知识青年写信、送材料，要求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下去，开花结果”。他们这些活动的目的，显然是要制造一场新的天下大乱，以便乱中夺权。
2月1日，在江青的授意下，《红旗》杂志发表了《广泛深人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的短评，宣称“一个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掀起”。在谈到为什么要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的问题时，短评说，因为林彪一向尊孔反法，多次攻击秦始皇。它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
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告：“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指出：“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3月15日，又发表社论《再批“克己复礼”》。社论反复强调，“只有通过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进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也才能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是巩固和发展这场革命的伟大成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倒退回去，搞资本主义复辟?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旗帜鲜明。”
与此同时，由江青集团控制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批判文章，这些文章含沙射影，借题发挥，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名，实际上是对周恩来在前一时期进行的恢复“文化大革方”前某些正确的政策措施、落实干部政策、安排一批老干部的工作进行攻击。4月1日，《红旗》第4期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按照江青一伙的意图写出的《孔丘其人》。文章使用比附手法，甚至把鲁国当时根本没有的“宰相”职务硬加在孔丘的头上，影射周恩来，是一篇不批林、假批孔、真反周恩来的代表作。此后，以史喻今，影射比附的文章纷纷出笼：20日，《朝霞》第4期刊载史经的“故事新编”《李鸿章出洋》；5月1日，《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梁效的《读〈盐铁论〉——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17日，《北京日报》发表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在描绘孔子见国君的一段文字中，凭空加上“端起胳膊”四个字，借批孔之名，对周恩来搞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20日，《学习与批判》第5期发表康立的《林彪为什么要吹捧董仲舒》，明确宣称要把矛头指向“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6月12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梁效写作班子成员等，并举行了座谈。江青大肆鼓吹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荒谬观点，她说：“为什么要批林批孔，林彪就是尊孔，就是儒。有一个批判继承问题。复辟和反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这个。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我们要革命，对历史上法家批判继承。”江青还说：“凡是儒家都是卖国主义，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15日，《北京日报》刊登北京大学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江青以“特急”件送给《人民日报》转载。16日，《人民日报》转载。18日，《人民日报》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中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17日至18日，江青在天津工厂、农村、部队，借宣讲“儒法斗争史”散布“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谬论，煽动，“揪现代大儒”。
7月5日至8月8日，国务院教科组、国家出版局联合在北京召开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广东、湖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陕西12省、市主管理论工作的负责人和高等院校的有关人员，工农理论队伍的代表和特邀老专家等52人，列席代表16人。这次会议是“四人帮”一手策划的。会议打着落实毛泽东关于注释法家著作的指示的幌子，实际上是贯彻“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之机，大搞影射，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的意图。8月22日，国务院教科组、国家出版局将《规划草案》发送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委、各军兵种。根据这个规划，一批高等院校和中等学校集中人力进行法家著作的注释工作。文科各专业还把这项工作作为“带教学”的战斗任务。
7月12日，江青对《北京日报》一个内部刊物上登载的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一封信，写了批语：“中学、甚至小学的批林批孔都应抓紧些。要抓典型，以点带面。如不及时抓，对青少年不利。《三字经》之类的东西，就是针对少年、儿童编的。我们对这个问题不重视，不能使一个人从儿童、少年就粗知一点马克思主义，敢于批孔老二，值得深思。”国务院教科组于20日将上述批语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并根据江青批语的意思在《教育革命通讯》第8期发表《夺取中小学批林批孔的新胜利》。此后，在各级学校以至幼儿园又开展了批判《三字经》、《闺训千字文》《弟子规》、《改良女儿经》、《神童诗》、《名贤集》等旧书的活动，将这些当代青少年从未接触过的旧书大量翻印，作为批判的材料。8月13日至21日，国务院教科组召开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四省、市中小学批林批孔汇报会。会议听取了一些地方和学校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组织代表参观、学习天津站和宝坻县小靳庄大队以及京津两地五所中小学的“批林批孔”经验，研究了如何使中小学“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下去的问题。会议强调发挥中小学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作用，要重视“儿童团”。会后，教科组利用《教育革命简报》向全国各地教育部门报道了会议的内容、要求，并转发“批林批孔”经验材料，以推进中小学的“批林批孔”运动。
在这期间，江青等人还歪曲事实，制造了几个大的事端，大反所谓“复辟回潮”。
1．河南“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1月19至21日，迟群、谢静宜按照江青的意见，到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中学调查初二年级学生张玉琴自杀一事。事件的经过是：1973年7月10日下午，马振抚中学初二(1)班进行英语考试，张玉琴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琴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并要她作出检查。学校负责人罗天奇在12日初中班学生大会上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张玉琴当日离校后未回家，至14日才在水库中找到她的尸体。事情发生后，公社、县有关部门和学校已做了妥善处理。江青在一份内部刊物上看到此事后，借题发挥，派迟群、谢静宜去调查，迟、谢于1月26日写出《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情况简报》，说张玉琴之死，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所造成的。1月3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情况简报》，并提出：“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中共河南省委接到文件后，对这一事件重新作了处理。马振抚公社中学被夺权，罗天奇、杨天成被批斗，并被判刑2年。唐河县层层办学习班，揪“罗、杨式人物”，共批斗了280余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按文件的精神，组织学校师生检查，“揭露”修正主义“回潮”、“复辟”等等。一批忠于职守、热心教育工作的中小学教师因之被打成“复辟”典型，或被下放，或被撤职，或被开除公职，甚至被判处徒刑，一时造成学校领导怕负责任，教师不敢管学生的现象。学生纪律松弛，旷课、斗殴、破坏公物，学校教学秩序混乱。不少学校、班级不敢抓文化课教学，不敢进行文化考查，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