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发表长篇讲话，讲话通篇贯穿“要批透极左思潮”这一鲜明主题。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周恩来的讲话深刻阐述了极左思潮的表现、实质和危害，反复强调了它仍然是当前破坏各项工作的首要危险，引导各条战线继续深入开展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根据周恩来的一贯精神，《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1972年国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号召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10月14日，根据周恩来关于极左思潮要批透的思想，《人民日报》以一个版面发表了三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纪众言的《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一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和李定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一读<巴枯宁>》。这些文章虽然难免带有某些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却以鲜明的立场、犀利的语言，尖锐辛辣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特别是文章告诫人们要警惕现存的极左思潮的“重新表现”，实际上已把揭发、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江青集团。这组文章是自林彪事件以来在党报上首次发表的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其深层意义在于它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提出了质疑和否定。正因为如此，三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江青集团对批判思潮
反扑及周恩来整顿被迫中断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整顿各项工作的斗争，顺应党心民意，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并在不长的时间内使许多领域里的工作出现了明显的转机和起色。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的这些努力，在许多方面已经超出了对极左思潮批判的范围，实际上开始了对“左”的错误的清算，这是不妥协的反对极左思潮的必然结果。正因为如此，周恩来等人的努力遭到了江青等人的激烈反对。
“九一三”事件后，在理论和实践上与林彪集团都十分接近的江青集团，一度曾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如果说1972年上半年他们对周恩来等的工作还只是警觉和不满的话，那么，在下半年，随着深人发展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已经危及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们便全力展开了对周恩来等的反扑。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江青等人立即感觉到这篇文章的分量和意义。在张、姚的指使下，《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围攻，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1972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的几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更是戳到了江青等人的痛处，他们决意下大力量刹住这个“1972年下半年出现的修正主义回潮”。姚文元看了龙岩等的文章后当即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想抬头”，江青认定“这个版(指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第2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10月至11月间，张春桥、姚文元等到上海活动，张在市委常委会上攻击说，当前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一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不管四面八方刮来什么风，上海都要顶住”。这样，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以龙岩等人文章的发表为标志，在批极左与反对批极左的问题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与江青集团的矛盾、斗争，终于不可避免地尖锐化，公开化了。
11月28日，根据周恩来反对极左思潮的一贯思想，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工作会议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拟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30日，周恩来对报告作出“拟同意”的指示。第二天，张春桥批示将报告送“总理再阅”，并批：“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12月2日，江青在批语中进一步提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江青等人以其特有的语言，从反面准确地说出了这场斗争的实质。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一些重要的积极变化。但是，在全局上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这种变化是相当有限的。随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特别是这种批判不可避免地要越来越多地触及“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本身时，它也就超出了毛泽东所能接受的限度和范围。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关于《人民日报》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认为批极左不仅适合机关内部的实际情况，对报纸宣传方面的情况也同样适用。王若水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情况。
12月17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中，谈到了对王若水来信的看法。他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呢。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泽东的结论成为“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的转折点。自此之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很快就从各种文件、文章中消失了，批林整风运动的重点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73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把林彪一伙的实质概括为对内“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对外“反华反共反革命”，只字不提批判极左思潮，提出要把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林彪，“牢牢掌握这个斗争大方向”。1973年《红旗》杂志第三期则更进一步地说：“如果只看表面现象(即林彪的极左)，那就不但打不中要害，分不清是非，而且会偏离斗争大方向。”这种明显的变化立即引起了人们普遍的疑虑和不安。许多地方反映“批林联系实际的问题又成了问题”，“不知应联系什么实际”，“到底是反左还是反右”?基层纷纷要求省委明确态度，省委又因不摸底而含糊其辞。一些企业不敢再提劳动竞赛，一些学校不敢再提“以学为主”，一些农村地区也不敢再公开提《六十条》、按劳分配、自留地等问题了。一些了解底细的省、市，则已经改弦易辙。1973年1月在北京市召开的批林整风座谈会上，强调的是“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口批判‘极左’思潮，否定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否定革命的群众运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在2月初召开的辽宁省批林整风座谈会上，认为从1972年9月以后，把批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当作林彪路线的实质来批，是“没有抓住林彪反动路线的要害”。
毛泽东的最后裁决虽然改变了批林整风运动的方向，但是，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因于它的正义性、它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它所得到的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的支持，使它仍然以巨大的惯性向前发展着。周恩来等人也在可能的条件下，顽强地继续领导着这场艰难的斗争。
1973年上半年间，周恩来在一些重要场合，仍然多次
工作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在经济方面，他指出，国民经济“现在根本没有比例”，计划工作也“没有王法”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在外事工作方面，他指出：“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干扰破坏正确方针政策落实，引起专家对我们不满、隔阂，不能与中国人交朋友”，“一定要批判这些错误，自我批评后，我们就主动”，“不要怕这样做又要犯右的错误”，等等。1973年3月8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等对外交工作的干扰和破坏，对遭到错误批判和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他的讲话使在场的外国专家深为感动。
在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周恩来仍然继续进行着不懈的努力。1972年12月18日，即毛泽东否定批判极左意见的第二天，周恩来提出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的意见，同日，他还向毛泽东提出让王稼祥“做外事调研工作”的意见，得到毛的同意。他还提出，对已经解放的老干部，应让他们参加领导班子，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1973年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问题，得到毛泽东的同意。3月10日，党中央发出文件，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同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并具体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在中组部提出了一个300多人的名单后，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逐一研究、通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的复出、任职，是周恩来在困境中继续批判极左、落实政策的重要成果，对于党内健康力量的发展，反对江青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由于毛泽东已经公开否定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方向，江青集团有恃无恐，疯狂反扑，周恩来虽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勉力苦撑，但已经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江青等人的反扑，仍然是把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作为突破口。5月21日，国务院科教组就科教领域里批林整风的形势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报告。报告中说，半年多来，在科教战线围绕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当前的形势是好还是坏，知识分子是改造过头还是要继续改造这三个基本问题上开展了一场大辩论。科教领域群众对批林整风问题，有以下看法和情绪：认为林彪路线是极左路线，“文化大革命”和科教战线的斗批改搞过了头，现在要反“左”纠偏；认为“放着极左不批，而去批右，就会愈批越‘左”’，认为现在教育质量低，“工农兵学员不像大学生”，教育革命是“乱、糟、低”；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有抵触，认为《纪要》是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大包袱，是林彪极左路线的产物，等等。报告把这些正确意见统统说成是“认识模糊”、“思想混乱”，甚至污蔑为“攻击”。报告提出要“继续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进一步认清当前的大好形势，继续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毛泽东听信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关于所谓“右倾回潮”的汇报，并把它与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因而对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及其所取得的成果越来越难以容忍。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除了重提批判孔子的问题外，还尖锐地批评了外交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接着，他上纲道，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毛泽东通过对外交部的指责，曲折而又严厉地批评了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
7月19日，《辽宁日报》按照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的指令，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张铁生的信适合了江青等人反击“批判极左思潮”的迫切需要，因而得到了他们的高度重视。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和《辽宁日报》的编者按，并加了自己的编者按。随后，各地报纸纷纷加以转载，《文汇报》等以张信为由头，发表文章、评论，指责高校招生中的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等等。7月28日，江青、张春桥等又在审查影片《园丁之歌》时发难，指责它是“反攻倒算”。1973年底，为了否定批判极左思潮给教育领域带来的积极变化，并以此为突破口，全面反击“右倾回潮”，在党的十大上势力得到加强的江青一伙，又指使迟群等在清华大学校搞了“三个月运动”，反击“教育界出现的一股翻案风”。
从1974年初起，在“反回潮”运动的基础上，经毛泽东批准，江青集团发起了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对周恩来进行露骨的诬蔑、中伤，对1972年整顿中所取得的一切成果进行全面否定。周恩来领导的持续近两年之久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被迫中断。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批林整风运动随之不了了之。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失去了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实质性内容，只不过是打着批判林彪的旗号，全盘否定周恩来等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努力，从全局上维护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它很快就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的抬头，生产、工作秩序的混乱和生产的再次下降。“四人帮”倒行逆施在人民群众中造成的不满和觉悟，周恩来1972年批判极左思潮所留下的深远影响，成为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的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