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批评了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搞的形式主义。他说，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军队训练也有形式主义，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现在搞空的东西多了。1972年6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到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
对极左思潮的不满，使毛泽东在思想感情上与党内一大批老干部接近起来，这是“九一三”事件后他的一个突出变化。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对曾经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采取了基本肯定的态度。他说，“二月逆流”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为“二月逆流”平了反，并做了某种形式的自我批评。
1972年初，陈毅病危期间，毛泽东特意派周恩来、叶剑英去看望陈毅，并转达他为“二月逆流”平反的意见。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1月10日，毛泽东不顾自己仍在病中，冒着严寒参加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做了结论嘛。”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为解脱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各种冲击的老干部并大胆地使用他们，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8月3日来信上做了重要批示，这个批示突出地反映了他当时思想认识上的两重性。批示中，他一方面仍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为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在刘少奇的问题上没有丝毫松动；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肯定了邓的历史功绩，对邓迟迟未能出来工作表示不满。
“九一三”事件后，许多老同志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在揭发和批判林彪集团的同时，也反映了各自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希望能出来工作或结束审查，与家人团聚、改善生活。毛泽东对其中许多信件作了批复，有的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审查、出来工作，有的虽然未置可否，但在当时条件下，也容易被理解为同意申诉人的意见。1972年1月，萧克从江西永修农林部五·七干校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一面揭发、批判林彪的罪行，一面说明自己虽已结束审查，但却迟迟未予解放和恢复组织生活。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萧克同志的问题属于党内犯某些错误的性质，应当恢复党籍，并给予适当工作。周恩来等因势利导，在不长的时间里，使陈云、苏振华、杨成武、林枫、张执一等许多老同志或解除审查，分配工作或改善了生活待遇。
中央一级老干部的解放和复出，对省、市级乃至基层，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许多领导机关都比较自觉地把落实干部政策与批判林彪结合起来，当作批林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1972年间，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领导干部被落实政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对于恢复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进一步限制造反派的势力，遏制江青集团的破坏，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林彪事件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干部队伍的严重错误估计，这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一个重要的、明显的变化。1973年后，尽管毛泽东对批林整风运动中明显发展起来的纠“左”倾向表示了严重的不满，并断定林彪的实质是“极右”，但他仍未停止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1973年12月21日，他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明确地表示要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领导同志的冤案承担责任，要作自我批评。他提出要给贺龙、“杨、余、傅”和罗瑞卿平反，并坦率地承认有几次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要“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
“九一三”事件后，在全局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前提下，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或隐或现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些变化是有限的，但也是重要的。这种变化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现在它提供了一种可能，使得党内健康力量能够利用这种变化及其他一些方面的有利条件，展开批判极左思潮和纠正某些“左”的错误的斗争，尽管这种斗争在不少方面已经超出了毛泽东的初衷。
林彪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烧常工作。1972年间，周恩来充分地利用了毛泽东认识上的积极变化，以其敏锐的观察力、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细致人微的工作作风，抓住时机，适时地把批林整风引导到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的方向。
“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周恩来一直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为抑制极左思潮的泛滥、减轻“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殚精竭虑，不懈努力。在1967年至1971年问，他多次使用“极左倾向”、“极左行动”、“极端民主化”以及“极左思潮”等用语，批评社会上的种种极端言行。在一些问题上，他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尚能被接受的形式，曲折、间接地对“左”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周恩来的这些努力，减少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坏，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尽管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历史局限性，但是，对他来说，不存在从全局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他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更为彻底，甚至成为一种反对“左”的错误的特殊方式。“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广阔的范围里，展开了对极左思潮的斗争。
周恩来等这一阶段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首先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而且从一开始就与调整和整顿密切相联。
1970年国民经济建设的高潮刚刚兴起，领导班子软弱涣散、一些省、市主要领导人领导生产不力、无政府主义、瞎指挥、纪律废弛、生产设施、设备失修甚至被毁、空头政治肆虐、体制混乱、几乎没有企业管理、知识和知识分子备受歧视、科学技术工作停滞、倒退、各级领导对抓生产疑虑重重等所造成的危害，立即尖锐、严重地暴露出来。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愿意，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客观上不能不是个否定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的过程。周恩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1971年12月至1972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联系经济工作实际，精心组织，使这次会议成为批判极左思潮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首次提出了整顿的精神。根据他的指示和与会代表的要求，国务院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纪要》强调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无政府主义，把产品质量放到第一位，等等。在企业管理问题上，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要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和发展生产、反对无政府主义、空头政治的强烈愿望。《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建议提请中央批转下发，但张春桥却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加以否定。张春桥还公然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对会议施加压力。《纪要》虽因张春桥的反对未能在会上通过，但其基本精神却通过与会代表广为传播，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1972年初起，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不少企业在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健全各项合理的规章制度，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精神显然使他们受到了鼓舞，得到了指导。从1972年上半年起，多数省市的企业又先后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这次劳动竞赛不仅在规模上大于1970年的那次竞赛，而且，它主要是在企业内部展开，从一开始就与反对无政府主义、加强企业管理等内容联系在一起。竞赛除了政治、学习、作风、团结等当时被称作是“大指标”一类的内容外，还有比产量、比质量、比出勤、比消耗、比安全等仅限于生产领域、更具有实质意义的内容。在竞赛中，完成指标者可以得到某种物质奖励。实际上。在当时开展竞赛的企业中，“小指标”赛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更受到干部、群众的欢迎。1972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李先念审阅的《辽源发电厂坚持“小指标”竞赛的经验》，更是在全国肯定、推广了这种劳动竞赛的形式。
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的破坏和否定，造成了产品质量普遍严重下降。周恩来从抓产品质量人手，解决当时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对极左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971年12月15日，周恩来针对援外飞机质量下降批示，要求“提起警惕”。1971年12月26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有关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时"明确提出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1972年1月21日，周恩来就汽车生产质量问题批示：“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内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四五月间，周恩来又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他指出，现在“我们出口数量不大，质量却这么差!这怎么向国家交待，向人民交待，向领袖交待?”“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我对此非常难过。”从产品质量问题人手，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新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根据他的指示，国务院对有关产品的质量问题专门发出通报，召集有关方面人员调查、研究、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通过大力整顿，使一些产品质量得到明显的提高。
1972年下半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业方面的整顿进一步深入发展。同年10月，国务院有关经济管理部门在北京召开了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会议针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谬论，提出要切实地抓好企业管理，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制，建立健全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经营管理的基础工作。这次会议还提出了允许国营企业在完成7项计划指标后，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励基金，用于职工的集体福利和给先进生产者以物质奖励。会后，经济主管部门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经周恩来批准，提交1973年1月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规定》对改进经济管理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加强国家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地方各行其是；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不许乱上建设项目；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主要产品物价等管理权集中在中央，各地区、各部门无权擅自决定；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少数省辖市管理，不得再层层下放；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广泛推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少数重体力劳动可实行计件工资，等等。这个文件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讨论时，28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都表示赞成，惟有上海市的代表在张春桥等人的操纵指使下，表示坚决反对，并由张春桥出面迫使会议将这个文件收回。
在此期间，周恩来等还顶着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爬行主义”的压力，克服“左”的思想的干扰，为打破闭关锁国状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972年、1973年间，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引进一米七轧机、几套大型化肥成套装置和多套综合采煤机组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设备，对于提高我国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在工业进行整顿的同时，在农村也开始纠正一些“左”的经济政策。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国务院曾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精神，再次明确肯定了农村《六十条》的基本精神，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的灵活性。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一定5年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些政策对于遏制极左思潮的泛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护农业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1年12月26日，在批林整风刚刚开始之初，根据广大农民、农村干部的强烈要求，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指示》重申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求各地不要照搬照抄大寨大队的劳动管理办法和分配办法，而要从实际出发，着重总结本地的经验，采用群众自己创造的、愿意接受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要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指示》发出后，各个省、区都召开专门会议，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研究、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