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在日本长大的中国人，一个是在中国长大的日本人。两者命运截然相反。
李香兰是日本人，却起了个中国名字，扮成中国人行事。川岛芳子是中国人（尽管她自己认为是“大清国人或“满州人”），却起了个日本名字，经常打扮成日本人。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特务圈子凌乱而复杂。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境内的特务活动明显增加，各式女谍的人数急剧增多，并开始逐渐类型化：
第一种是直接参加战斗的女情报人员。这类女间谍通常只是为了执行特殊的军事任务才会使用，毕竟培养一个谍报人员的成本要比培养一个士兵高得多。在重要的战争中，使用这样的间谍往往会收到奇效。
第二种是情妇类的女情报人员。这种类型的间谍通常都对相貌有较高要求，而且她们肩负的都是“深入虎穴”的“重大任务”，一旦失败后果不堪回首。风险性很高，但是一旦成功就会获得很高的声望和丰厚的回报。
第三种是女打字员和事务员身份的女情报人员。这种类型的间谍主要集中在各级省、市、县政府机关，依靠自身职务获取情报，并发展下线。
第四种是低层的女情报人员。她们通常以妓女身份作为掩护，和各阶层人士接触，获取价值较低的信息，风险性也相对较小。这样的女谍出名较难，几乎都不为后人所知。
第五种是以旅馆商社服务员、家庭佣人等身份为掩护的女情报人员。这些人往往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据点，成为谍报的中转站。某次汪精卫等人在南京的一个宾馆开会，一名女谍服务员便是在一台钢琴内放置窃听器，把会议内容全部记录下来，转给了国民党。
第六种是做辅助工作的女情报人员。她们主要充当联络员，这些人虽然没有眼花缭乱的业绩，但是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七种是担任宣传工作的女情报人员。她们的主要工作是宣传各种思想。
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个间谍只能从事某一中工作，像川岛芳子之流便能把间谍的类型做到极致。很多高级间谍都是存在多重工作身份的。川岛芳子可以说是所有女谍中的佼佼者，她除了具备别的间谍该有的品质，更重要的是，能做许多他人所不能做的事情。她懂得利用新的事物和资源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许多相关领域的先驱，她懂得打破常规，这种态度也导致了间谍场的变革，许多人都把她分为间谍领域的效仿对象。川岛芳子在这一行业里“威名远播”，而在她的墓碑上也刻下了这个行业的名称，以鄙视和痛恨之名。她在间谍圈里蹈死冲锋，成为日本侵华集团借以杀害中国人的一把刀，而她自己也因间谍这个罪名被判死刑。
川岛芳子的名字，大家都很熟悉。这位八旗出身、地位尊贵（溥仪的表妹）的满清格格在历史上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日本间谍。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川岛芳子以叛国罪被执行死刑，可谓因果报应。而在她的同时代，另一个大名鼎鼎的女人用其他方式为日本侵略者执行着同样的使命，却得到了完满谢幕的人生。那就是上世纪30年代着名的演员和歌手——李香兰。
李香兰本名山口淑子，生于东北辽宁抚顺北烟台，原籍日本佐贺县。早在1933年，通过小学同学柳芭认识俄籍犹太人，学习古典与花腔唱法，后来又在北京接受俄国歌手彼特莱索夫人的声乐训练。这为以后李香兰成为花腔女高音美声歌唱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曾学唱过俄国民谣、各国的代表歌曲、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古典歌曲。在一次波特莱索夫夫人于大和旅馆举行的音乐会上，淑子初次登台演唱了日本歌曲“荒城之月”、舒伯特的“小夜曲”一举成功。不久奉天广播电台约她作为歌手，参加“满洲新歌曲”节目演唱流行歌曲，从那时开始，她便以“李香兰”做为艺名出道。
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出发，李香兰的“战地夜莺”的暧昧角色，以“设身处地”的角度来看待，也就更合理些。
李香兰作为日本人，按照当时日本的“国策”行事，打扮成中国人演一些“麻痹中国人民抗日意志”、宣扬“日满亲善”的电影、歌曲等宣传品，这也算正常——二国相争，各为其主。在当时的形势下，绝大多数日本人，都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搅进了日本的国家战争机器中——因为他们是日本人，不管国家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他们都不能背叛它，否则就是“叛国”，是“日奸”，这个道理在有“为国尽忠”传统思想的亚洲国家是个普遍的价值观。
至于川岛芳子，从目前的资料看，她在政治上的幼稚导致她走上了不归路。
与李香兰不同的是，川岛芳子的性格是那种极其要强的人，她的路被她倔强的性格逼迫得只有窄窄的一条夹缝了，但这或许也正是她得到那么多人喜爱的原因之一吧。在6岁的小小年纪，肃亲王每每遇到什么不顺心事的时候，这个长得像洋娃娃一般的十四格格就会装做一副小大人的样子：“额玛！你为什么不高兴，谁惹着你了，我去打他！”黑黑胖胖的肃亲王被她逗得咯咯笑起来，他喜欢这个倔强的小女儿。直到有一天王爷流着两行热泪，深情地叮嘱小显叇道：“好孩子，你人小志气大，额玛告诉你，欺负咱们大清国和灭亡咱们王朝的就是孙中山那些革命党人，还有两面三刀的袁世凯老贼。如今，他们把咱们大清国逼成什么样了！逼得咱们祖宗的基业没有了，没有俸禄，没有权势，什么都完了，连我们的王府也没有了。你记住吧，他们永远是咱们不共戴天的仇人！”从这天起，要强的性格就在川岛芳子的心头烙下了一个印记“为父报仇，为国报仇”，坚定如川岛芳子这样的人，一旦在心底里打定主意做某事的时候，那么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她通往终点的桥梁了。
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的梦想而作出努力，但是，如何能够不顾一切地付出真心呢？川岛芳子不是唯一一个被送出国的皇室子女。川岛芳子的兄弟姐妹们也同样有被送到各地以图东山再起的，但是有几人愿意为自己的梦想做出真正的付出，在别人都退缩的时候，只有芳子坚持下来了。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人是识时务，是重实利；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是展现意志，是重精神。川岛芳子深深地知道她的思想是多么地不合时宜，她的行为又是多么地荒诞不经，她拥有的实力更是多么地单薄贫乏。但是在这条路上走了那么远，她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像她这样要强的人从来不认为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她自认为是天之骄女，如果她愿意，天上的星星月亮都可以因她而失去光彩。
川岛芳子自始至终认为她是“满州人”，而不是“中国人”。“大清国”是“满洲人”建立的“大满洲国”，汉人只是这个国家的被统治者。所以“汉奸论”，她自己是不会承认的——既然不是汉人，何来“汉奸”说？
川岛芳子的“大清国”概念，不仅在当时的满人中是一个很普遍的观念，即使在汉人中也有相反的印证。比如孙中山推翻清朝时，就像天地会要“反清复明”一样，喊出了“驱除靼虏，建立民国”口号，显然也是把“大清国”政权视为“入侵的外邦”人看待的。
当然，后来，满清灭亡了，民国政府作为“政治红利”也一并把关外满族人的祖居地拿进来，这个时候，就不再说“驱除靼虏”了，而是改称“五族共和”了——道理也很简单，你这个时候把满清在开国时所征服、归并过来的满、蒙、疆等地（在明朝汉人统治中原时，这些地区都不在汉人的有效控制范围内）一并都接收了下来，再谈什么“驱除靼虏”，那么那些“靼虏”征服过来的土地，我们要，还是不要？
问题是，像溥仪、川岛芳子这样的满清遗族，他们的国家观、民族观，自然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和立场——当年满人是如何杀进关的，几百年后无力再统治中原了，他们想到要退回满人的发迹地，重起炉灶，也合乎其自身逻辑。在他们看来，他们几百年前杀入中原如果是“非法”的，那么他们今天退回自己老家建立自己的政权，总是“合法”的了吧？
但是政治一直是现实的，所谓“覆水难收”，满人既然享受了统治中国几百年的权益，在它垮台后，被“熔入华夏民族的大溶炉”也是理所当然的历史必然。种瓜得瓜，这也是历史的因果报应。
溥仪、川岛芳子试图坚持满人几百年前的“民族观”、“国家观”，脱离了国际政治现实，没有哪个政治势力会来支持，除了日本人出于他们自己的需要。但日本人扶持起来的，也是个傀儡政权，和当年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的强大与独立，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了，溥仪、川岛芳子等人最终只能落得个黄梁美梦而已。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它向前走！它的意志是远远大于人的意志的，当川岛芳子在残杀中国的抗日之士的时候，她想到了历史将记下她的不光彩吗？没有，她想的是为自己的“事业”又添上了一块重重的砝码。不过历史却不会顺着她的意愿走，而是把她的“事业”定性为滔天罪行。
有人说：“当幸福到来的时候，它如同四季的变化，那么自然而然地降临！”小时候，川岛芳子是一个格格，她的幸福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当长大后，她越由着自己的意愿行事，就越发地感觉不到幸福，幸福越来越远了。幸福是可以追求的，但是幸福是不能不择手段获得的。她感到幸福时，她的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她的同胞挣扎在不幸的漩涡之中。她的心很硬很冷，恐怕已不能再感受幸福了。个人的幸福飞走了，国家民族的幸福更远了，上天赐给川岛芳子那么优异的秉赋，她却用它来建造自己的坟墓。悲乎哉！
另一个大名鼎鼎的女人用其他方式为日本侵略者执行着同样的使命，却又是怎样一个完满谢幕的人生呢？
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家人称她为豆豆。她是日本人，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奉天（今沈阳）附近的北烟台，不久举家迁往抚顺。山口淑子出生在日本一个汉学世家，祖父是佐贺县的汉学学者，父亲受其影响早年到中国学习，后任职于“满铁”公司。
生在沈阳、后居抚顺的山口淑子，少年时代留在脑海里的那片血红让她终生难忘——1932年，她亲眼看到几名被绑的中国人被日本宪兵当场枪杀，血肉模糊。后来她才知道那与平顶山惨案——3000名中国平民遭日军屠杀的事件——有关。平顶山事件中，由于父亲因“通敌”受到拘留，事后山口淑子一家迁居沈阳。13岁时，山口淑子认了父亲的中国同学、当时的亲日派沈阳银行总裁李际春为养父，她也因此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李香兰。
1943年，年轻幼稚的李香兰满怀着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来到北平，以“潘淑华”这个名字在北平翊教女中念书。“潘”是她的另一个义父——她父亲的结拜兄弟，当时任天津市长的潘政声的姓；“淑”是源于山口淑子之名；而“华”，则是出生于中国之意。这个名字当然也包含了希望中日两国友好共处的意思。
由于她从小天生丽质，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当“李家有女初长成”时，她的艺术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操纵策划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他们动员她入会，并决定将她大力包装，作为中国歌星推出，为侵略政策鼓噪。年幼无知的她心中满怀对伪“满洲国”的无限希望，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更以一曲《夜来香》而声名大噪。
《夜来香》恐怕最为大家所熟知，这首歌是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锦光参考中国民间小调为她谱写的，但其中旋律和节奏完全采用了欧美风格，谱成了轻快的慢伦巴，传遍了灯红酒绿的沦陷区。但1945年，她因在上海演唱这首歌还受到工部局的传讯。她说：“他们怀疑我唱这首歌是期望重庆政府或共产党政府回来。” 直到后半生，她还念念不忘这首歌的词作者黎锦光。1981年，她特地邀请他访日，他们在鸡尾酒会上登台高唱《夜来香》，一群“夜来香”迷则边唱边绕场一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