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骑车向那达慕体育馆赶去，在路上从自动提款机中取了80000图格里克，大约折合300元人民币。由于靠近中国，蒙古国的提款机大部分都支持银联，用人民币借记卡取款非常方便。由于我担心银行也停业，无法用美元兑换，看见支持银联的提款机就冲了过去。事后我才知道，有的银行在节日也是开业的。
接近体育馆时，路两侧已经越来越热闹，小商贩卖着琳琅的商品，我才理解蒙古国的那达慕节就像是中国的庙会，吃喝玩乐各种项目无所不包。
路边有不少眼镜摊，我的眼睛由于在西藏时得过两次雪盲，留下了后遗症，怕强光，又有迎风流泪的毛病。在北京我想买一副便宜的墨镜，却发现已经很难找到路边的眼镜摊了，至于商店里价格都高得离谱。乌兰巴托还保留着路边摊的习俗，价格也不贵。
我选择了一副墨镜，花了4000图，大约16元人民币，从卖眼镜姑娘欣喜的笑容看，这个价格对她有利，但我不在乎。
事后，我才发现这副眼镜的毛病： 当我戴上后，跟前的景色总是比实际景色凹陷下去，如果前面是平地，戴上眼镜就感觉是个浅坑；如果前面是上坡，有可能会看成平路，甚至是下坡。在骑自行车时我总是纳闷，明明前面是下坡，为什么我骑起来这么费力气？在路边小解时也总是选错位置，以为尿会向前流，事实上却总是回流到脚边。后来，习惯了这副墨镜之后，有一次在傍晚爬山时流汗太多，老弄湿镜片，我把墨镜摘掉骑车，突然发现不敢骑了，路突然变得陡峭，让我产生了心理障碍，只好下来推车。
那达慕体育馆周围看上去像中国小县城内的景象，除了体育场之外，周围没有太多的建筑，但大片的空地上却挤满了各种小摊，身着盛装的蒙古人都显得很开心，这一点我在北京豪华的商场内都很少看见。
体育馆内摔跤手们在进行着只有一个胜者的较量，体育馆外的大屏幕上也实时直播着场内的比赛画面，但外面的人群却并不十分关心运动员们的表现，反而自顾自游乐起来。蒙古国的食品并不算便宜，马奶酒1美元500毫升，普通的肉串一串也要约10元人民币。第一天，我忍住没有买马奶酒。在国内我刚刚宣布了戒酒，一位朋友不相信地问我： 你到蒙古国去能不喝酒吗？我说争取做到。但她向我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 喝一天酒就要戒三天肉。最初我忍住了酒的诱惑，但随后就失控了，从蒙古国出来的时候，我已经积攒下了21天的斋戒。
蒙古国非常适合喜欢喝酒的人居住，这里的各种酒都很便宜。一路上，在路边牧人的帐篷外往往都会摆上几个瓶子，里面装着马奶酒，开车路过的游客可以任意选择。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到蒙古大草原的游客都忘不了马奶酒。从最早的柏朗嘉宾到21世纪的中国游客，对这种由动物糖分发酵的饮料都充满了好奇心。而蒙古包的小商店里可以没有别的商品，却必定有酒。不同商标的伏特加，各种牌子的啤酒，这些啤酒的度数比国内的高，而且容量更大，我曾经购买了一罐2.5升的啤酒，那可真叫过瘾——既然不管喝多少都要斋戒三天，为什么我不一次多喝点儿呢？
儿童们之所以喜欢那达慕，是因为会场外有许多游乐设施，蒙古人用吹气塑料膜圈起一个水池，放上几个小型的电动船，就可以吸引无数孩子的参与。还有一种如同小型蹦极一样的设施，不过不是让人往下跳，而是利用橡胶带的弹性，把人弹射向天空，再拽回来，来回地震动着。
离开那达慕体育馆向北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乌兰巴托的市中心。而苏赫巴托广场，就像天安门广场是北京的中心一样，是乌兰巴托的中心。在那达慕节的当天，广场上曾经举行了一场仪式，下午我过去时，广场上的音响和喇叭还没有收起，几位音乐家对着麦克风尽兴地演奏着，广场上的人们动作里都随着音乐带上了节奏。
几位溜冰的少年比赛着技巧，有人在用小轮车做着表演，有的一家人在广场上拍照，小商贩们卖着气球和食品。苏赫巴托高高地骑在马上望着这个歌舞升平的地方，不知道是该满意，还是沮丧。在苏赫巴托雕像对面的主席台里坐着成吉思汗、窝阔台和忽必烈的雕像，三位合汗面目慈祥，不像挞伐征战的世界征服者，反而像是含饴弄孙的老爷爷。蒙古人的相貌大都显得平和，这与他们的能征善战形成对比，让人困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品质怎么能统一在一个民族身上。
正是在蒙古国的中心——苏赫巴托广场上，我必须做出第一个选择： 是向东还是向西？
如果说，在到蒙古国之前，计划还只是设想的话，现在我必须把计划变成现实。而现实是： 我只有30天的时间，预计平均每天骑行不会超过100公里，而计划里的线路却有4000多公里。
如果要去东线的肯特山，大概需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剩下的20天不够西线的骑行，那么一定要在某些路段选择坐汽车，不可能全程骑行。
到底是放弃肯特山，还是在西线搭一段路程的车？这就如同掷硬币一样没有对错，只是选择。
我最终决定保留完整的西线，放弃肯特山。这意味着我无法看到成吉思汗早年居住、战斗和统治的地方。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决定，几天后依然让我耿耿于怀。不过，随着西部景色越来越炫目，对于未知的好奇逐渐取代了失落感。为选择权而苦恼，或许是每一个旅者必须面对的。
当天下午，在我到达乌兰巴托约四个多小时之后就离开了。我没有选择在乌兰巴托住宿，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找旅馆需要花时间，而时间对于自行车旅行却是最宝贵的。第二，我仍然处于第一天到达后的文化休克之中。
这些年我早已经习惯了在陌生环境中自我生存，但到达陌生处的第一天仍然感到有些紧张。在这座陌生的城市，大部分人都不会英语，而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汉语，在交流时我只能靠手势和几个简单的地名发音来交流。我也没有在蒙古国吃饭的经验，对其物价、食品一无所知。只有几天后才能学会在陌生地的生存技巧。
为了应付前几天极可能会出现的文化休克，我在国内出发时买了几根火腿肠，一旦找不到合适的饭食，就靠火腿肠充饥。在住处方面，由于蒙古国地域广博，处处可以扎营，我决定不找旅馆，而是到城外去搭帐篷。
乌兰巴托最大的街道叫和平大街。我随身带的地图上显示，从和平大街西行，就是通往哈拉和林的大道。在路上我碰到了一个银行，发现在节日里它竟然还开张，立即进去兑换了2000元人民币，汇率在1∶235左右，40多万图格里克让我一下子有了富人的感觉。100年前，1图格里克就意味着一笔值得炫耀的财富，当时人们习惯于使用更小的货币单位蒙戈，不过随着积累的通货膨胀效应，蒙戈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连100图以下的钞票也正在退出。1900年之后的世界性通胀让人们不断地在钞票背后加零，1915年时，11000盾的钞票在越南足以建立一座博物馆，但现在这点钱只够买一根法棍面包。
离开乌兰巴托时，我经历了进入蒙古国后的第一次迷路。去哈拉和林的路应该一直向西，但我走的道路不知为何却折向了北方，我耐着性子向前骑了十几公里，感到事情实在不对，只好下来询问当地人。
这是我第一次问路，立刻体会到了异乡人的痛苦。我不停地发出哈拉和林这个词，竟然没有人能听懂。当外地人到达一个新地方时，纠正发音也往往需要几天的时间。我自以为发音很标准，但对于当地人来说还是太怪异，无法解读。
经过几次碰壁之后，在一个大院的门口，我找到了几个坐在花坛旁休息的人。为了避免对方听不懂，我拿出了地图，指着地图上的哈拉和林。
“哈拉和林，哈拉和林。”一个女人兴奋地说。
他们开始七嘴八舌地和我说话，我却一句都不懂。但从他们的手势看，我已经走错路了，需要掉头回去。
在旅行中，人们最不愿做的就是掉头。我试着用手势问他们，在不走回头路的情况下，有没有岔道可以回到正路上。
那个女人在地上给我画了个简图，这下我看懂了，她告诉我直着走，再顺着一条很偏的岔道可以并到哈拉和林路上去。但从她的表情来看，由于道路复杂，她认为我会走丢，还是更建议我走回头路。
我决定去寻找向前的岔路。第一次沟通成功增加了我的信心。几天后，我和当地人交流的障碍已经越来越少，除了手势之外，我随身携带了一支笔便于画草图，我的发音也越来越正确，能让对方在第一时间听懂我想去哪儿。我也越来越能看出来谁最有可能理解我，给我答案。还没有到达哈拉和林，我的文化休克就结束了。
岔路果然不容易辨认，它只是从一大片草原上轧出的车辙印，不过当我走到岔路时，恰好有几辆车从岔路并过来，为我指明了方向。这也是我在蒙古草原的土路上第一次骑行。这里已经接近山边，地势较乌兰巴托市内更高，当我回头时，发现远方密密麻麻的房子上空出现了一道彩虹，似乎预示着我此行的顺利。
我在能最后望到乌兰巴托的山口附近扎营。根据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在蒙古草原扎营必须掌握两个原则： 第一，迎风原则，帐篷靠头的一端最好是迎风的，这样的帐篷比较结实。蒙古草原上的风很烈，总是来得很突然，有时在选地方时还没有风，但扎帐时突然狂风大作，在大风中扎营要求足够的耐心，也一定注意不要让没有固定的帐篷被吹走。第二，地势原则，由于草原很少是完全平坦的，注意选址时让头部比脚部高出一点。
有时这两个原则会有冲突，为了迎风，我有时睡觉时头部比身体还低，有点儿头朝下，第二天就发现脸肿了，眼皮肿得很高。开始我以为是营养不良的缘故，时间长了才意识到是睡姿颠倒了。
晚饭吃的是从国内带来的火腿肠。我检查了火腿肠的储备，发现如果不吃别的，火腿肠还够吃一天，第二天必须考虑就地取材寻找食物了。
在进帐篷前，我向乌兰巴托方向望了最后一眼，这座城市正在夕阳的余晖中逐渐睡去。这是我在蒙古国的第一夜，还将有二十几个夜晚也像这夜一样在草原上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