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对此深感悲观的人很多。经济学家JulianJessop在其研究报告中写道：“日本经济复苏已经失去了动力，重建的大部分成本都将进一步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他认为，灾难对本已蹒跚的日本经济来说又是一记重击。“末日博士”、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鲁比尼（NourielRoubini）认为，重建会刺激财政开支，可日本预算赤字已接近GDP的10%，人口又步入老龄化，这肯定是日本在最糟糕的时间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
恶性循环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是套在日本脖子上的沉重枷锁。
连续近10年被日本资本和金融市场人士选为最受信赖的经济学家之一的辜朝明，将日本的经济衰退和此前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以及次贷危机所造成的经济衰退，解释为“资产负债表衰退”。他的意思是，当全国性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大量的私人部门（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随之处于资不抵债的状况，他们会把收入的大部分用于还债，而不是用于投资，由于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为追求债务最小化，导致投资下滑，消费减少，造成经济持续衰退。这就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
日本正处在这种恶性循环中。
最要命的是，这种病用货币政策很难医治。
“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由竹中平藏所主导的日本政府经常要求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并且威胁日本央行，如果拒绝将导致其自身独立性的丧失。不管是日本国内还是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也总是喋喋不休地宣称：如果日本央行当初能够更加熟练地运用货币政策，日本的经济衰退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种声音也经常能够从像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这样的国际机构那里听到。但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货币政策的失灵，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现象。身在日本的人们早已亲身经历了这个现象：从1995年至2005年，即使在利率几乎为零时，货币政策依然失灵。股市难以恢复元气，经济也无法复苏。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25%的官方贴现率催生了资产价格的泡沫。然而相对应的是，在仅仅数年之后的1993年2月，同样25%的利率却没有产生任何刺激作用，甚至之后的零利率仍然如此。”
而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日本现在拼命地使用货币扩张政策，这也意味着，它将再次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黑洞中，而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将被吞噬。
至少从目前来看，日本的经济复苏是非常之难的——这种难度绝非那些把地震看成日本拉动经济增长契机的经济学家们所能理解。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一点，“资产负债表衰退”适合日本而不适合中国，有经济学家建言中国接受这种逻辑会把中国害死！这一点我深感担忧。
根据“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扩大政府支出，这意味着，中国为了避免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将继续强化政府的财政集权（对福利征税显出的对资金渴求的迫切性是最典型的例子），扩大政府支出，扩大政府主导的投资，而这将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的结构和基础。因为，中国的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国企作为主力军，由于不用担心还债，借债的动力永远强大。其次，政府通过增加税收等方式筹集的资金，远没有在私人手里效率更高，加之腐败、巨大损耗等因素，将导致资金挥霍无度地滥用，最终造成大量坏账，引发金融危机。其三，民穷与社会保障缺位，意味着其避险能力原本已经非常薄弱。
因此，中国不会走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中国所面临的风险是，可能会走入另一种衰退，即由于政府主导大规模投资过多和泡沫超量累积破灭所引发的金融危机，而非西方式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我们要做的，也应该是政府压缩投资规模，全力转向民生领域，把民生做好，而逐渐让民间资本成为投资的主力，让民企成为整个经济体中，最活跃的中坚力量。
日本地震对中国的影响
影响中国进出口
日本与中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大地震对中国的影响，相比而言，更为直接。
首当其冲就是对进出口方面的影响。
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占中国贸易出口总量的10%左右，是仅次于美国的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2010年，中国对日出口1528亿美元，顺差最大的是纺织品。同时，中国13%的进口来自日本，逆差最大的是机械和电子设备。
日本地震使经济遭受重创，市场需求会放缓，显然会减少中国对日出口。
中日两大经济体之间既有竞争，又有互补。地震发生后，中国过去依赖从日本进口的产品或零部件突然断货，可能造成暂时的供应短缺，价格上涨。尤其是那些日本能够生产而中国没有生产能力的高端产品，在日本供应中断以后，那些能够弥补日本供应缺口的外国企业，势必会大幅提价，增加中国的进口成本。
当然，在日本大地震后，相关制造业企业受到重大影响，这使得所生产产品和日本具有替代性的中国企业，得以有机会填补日本企业暂时停产留下的空缺，从而得到更多订单。
而位居日本下游的行业，则会受到冲击。比如，日本大地震后，苹果公司主打产品的一些关键部件在日本停产，导致苹果的主要代工厂商富士康的生产明显减速。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重视：作为中国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日本的未来对中国至关重要。而中国最紧迫要做的，就是评估日本地震后的消费状况，以避免中国因对日出口下降而发生相关产品大量积压现象。作为中国产能的一个消化之地，中国必须正视日本的经济状况与中国过剩产能之间的联系，否则，后患无穷。
灾后重建带给中国机会
最关键的影响是日本的灾后重建。
除了灾后的生活需求之外，日本在大地震后，存在着巨大的重建需求，而身为全世界最大建材、钢铁生产国，全球建筑市场最大的国家和名列前茅的建筑工程服务输出国，中国相关企业可望从中获得一定份额。
而此前，由于市场准入等方面障碍重重，无论按新签合同额还是按完成营业额衡量，中国工程承包行业在日本市场都所得甚少。2009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12620961亿美元，日本市场仅15009亿美元，仅占1‰。同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7770611亿美元，日本市场近18349亿美元，仅占总额2‰。而新签合同额少于当年完成营业额，新签合同额排名低于当年完成营业额排名，表明我国在日本工程承包市场地位还在进一步下降。
为了便利我国企业最大限度利用这一需求，充分发挥我国相关产业质优价廉高效等优势为日本灾后重建服务，除了在物流、通关等方面加快推进实施贸易便利化之外，我国政府尤需在推动日方扩大工程建筑市场准入方面多下工夫。从日本自身利益出发，在生死攸关之际，适度扩大工程建筑等市场的准入，以此争取时间，降低重建成本，也是合理的。
加剧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通货膨胀
地震发生后，日本要应对灾难，接下来还要重建，如此一来，日本企业会从海外抽回资金来弥补流动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对日元的需求量，促使日元在短期内升值，而从长远来看，日元升值显然会损害到日本经济的复苏。
日本经济要想复苏，就必须依靠它的强项出口，而要扩大出口，确保经济复苏，就必须让日元贬值。
因此，日本走弱势日元政策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日本为了应对地震危机，狂发货币，将可能改变中国现行的货币政策。
事实上，日本已经开始快速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
为防止金融市场动荡，3月14日，日本央行采取大胆扩张货币政策，当日立即向金融系统注资15万亿日元。3月15日，日本央行再次向货币市场注入8万亿日元资金，两天时间累计向市场注入23万亿日元资金。3月16日，日本央行通过同日操作向货币市场注入35万亿日元资金，中午又追加了15万亿日元。3月17日上午，日本银行再向金融系统注资5万亿日元，下午，又追加注资1万亿日元。3月18日，日本央行再次向市场投放3万亿日元资金，中午又追加了1万亿日元。日本央行连续5天向金融系统注入紧急资金，以安抚震后市场，并保障市场结算需求。至此，日本央行向市场累计注资38万亿日元，连续创历史最大规模。
2010年10—11月，日本开始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日本央行为市场提供30万亿日元流动性。
加上这次的天量资金注入，等于为全球通货膨胀火上浇油——而这何尝不是新周期内应该发生的事情呢？新周期的特征就是吹大泡沫，而日本央行的疯狂举动，正在让全球失去理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必然受到影响，至少，央行对加息等政策工具会更加慎重和小心，甚至，中国可能对货币政策作出重大的逆转性的调整。或者说得再直白一点，如果日本疯狂注入流动性而中国不做调整，很容易把自己逼入困境——很多正在饱受资金短缺困扰的中小企业，可能重演2008年上半年惨痛的一幕（当时6万家规模以上企业倒闭）。
在政府主导经济的前提下，货币政策的效果本来就非常有限——它对政府主导下的庞大投资项目的信贷投放不能产生根本性的抑制，却能对远离权力的民营经济构成重创。
日本令人瞠目结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而言，可谓雪上加霜。
日本的做法损人而未必利己。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破灭，步入衰退，原因之一就源于日本疯狂地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有研究者指出：“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就是日本长期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结果，而这一决策又是因为日本初入国际市场在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特别是对美经济关系协调上出现失误所致。”今天，当日本重新举起更疯狂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它是在救自己还是在焚烧自己？尽管，从短期来看日本的疯狂做法对它自己是有益的，是在焚烧别人，但从长远来看，它很难摆脱被烈焰灼伤之痛。
警惕金融动荡
为满足地震救灾和受灾地区公共建设工程融资的需求，将促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承受更大的财政压力。而从现实情况看，无论是债务总额与GDP之比、财政赤字与GDP之比，还是国债依存度，目前日本都是世界发达国家中最差的国家，财政与债务已经岌岌可危，政府没有充足的财力用于规模重建。再加上地震灾区企业大量停产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全球又正处于脆弱的危机修复期，总需求低迷，同样饱受高债务、高失业率困扰的美国、欧洲经济体很难拿出资金来支持日本。这样的话，在2011财政年度，日本政府在收入方面势必更加依赖新债券发行（而非税收），这将是连续第三年出现这种局面。
一旦日本政府发行巨额国债，日本财政状况将更加恶化，日本的信用等级可能进一步下降，中国此前曾大量买入的日本国债存在一定的风险。
与此同时，由于未来日本可能调整投资策略，如通过大量抛售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的方式来实现海外资本回流，用于支撑本国国债和本土灾后重建。日本海外资本流向的改变将使美国和欧洲债市出现新的动荡，全球可能步入一个高风险的债务动荡期。
而这种债务动荡显然会对中国持有的海外资产尤其国债资产，造成巨大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常年增持相关国家国债的一大弊端。关键是，即使面对这种问题，中国也没有任何好办法能够规避风险。
中国须警惕产能因日本大地震进一步过剩
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产能过剩。日本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将加大对钢铁、水泥等中国过剩严重品种的需求，这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而我最担心的是，中国企业不能正确评估日本灾后重建需求的暂时性，而进一步加大产能。倘如此，中国在未来将面临更严重的产能危机。
这意味着，日本大地震，对于中国经济这个意外的拉动，同样是一把双刃剑。
以钢铁为例。
日本虽然是全球第二大钢铁生产大国，却是全球第一大钢铁出口大国。其主要出口地为韩国、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中国2010年钢材进口1643万吨，其中从日本进口778万吨，而出口日本的仅81万吨。
日本是全球第一大钢材出口国，2010年累计出口钢材约4340万吨。据报道，在“3?11”大地震中，日本主要钢铁厂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涉及产能占日本的大约1/3，累计影响钢材供给量1500万吨左右。这意味着，钢铁价格尤其是高端钢材的价格会上涨，中国的钢铁产业尤其是高端板材等品种，在这种诱惑之下，会加大生产量。
但是，一旦粗钢生产量能加大，将导致严重后果。1996年，中国粗钢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与美国和日本大体相当。7年后的2003年，中国粗钢产量首次突破2亿吨，2005年首破3亿吨，2006年首破4亿吨，2008年首破5亿吨，2010年首破6亿吨，达626亿吨。根据中钢协的调研结果，不考虑淘汰落后减少的产能，预计2011年中国粗钢产能将达到80亿吨。
因此，即使满足日本大地震后重建的需要，中国钢铁产能整体过剩的状况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诸如水泥这样的品种也一样，是严重过剩的。
假如中国企业不能正确认识地震后的重建对相关建材等的需求，等中国完成产能扩张，日本的生产就会渐渐恢复。最重要之处恰在于此，这又意味着，中国的产能会有更大量的过剩，因为，中国在相关产品方面，不具备与日本竞争的优势。因此，中国必须冷静、理性地评估，尽快调整结构，化解过剩的产能和房地产领域累积数年的巨大泡沫，而不是进一步火上浇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