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困境
中国现在的困境是，外币贬值，在国内也加速人民币的贬值，而两者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美元、欧元等国际性货币的贬值，可以向外转嫁危机和问题，而人民币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不具备成为国际货币的资格，这就意味着，人民币贬值的风险只能由国民承担。人民币的贬值不仅不能化解外部的压力，反而在内部滋生出了新的问题，使民众因为货币的贬值购买力进一步下降，使产能过剩的状况变得更加危险。
一旦中国大量企业不堪人民币升值压力或外部需求下降压力而倒闭，美元就会突然升值。到时候，此轮周期内的“资源为王”的趋势就彻底终结，因为，只有资源跌至谷底，外资才能以更低廉的价格展开大收购！等收购完成，新一轮更强的“资源为王”的大牛市拉开，但已经和中国没有关系。
美元指数在1985年2月曾经创下过16472的历史最高点，截至目前的历史最低点为7068，是2008年3月17日创出的。对比之下不难看出，现在的美元指数已是处于低点位置，且已在低点位置“蜗居”三年有余！
中国人，能读懂K线图里面的巨大内涵吗？
当美元突然拔地而起，带给中国的将是什么？
是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危机，来自于外围的攻击，对准的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累积的财富……
这不是神话，也不是小说，它是经济趋势可能演变的结果——姑且将这当成一种可能性吧。即使不会发生，居安思危永远是不会错的。
因为，中国自身的缺陷已经越来越彻底地暴露。
这个缺陷就是日益增大的债务。
中国负债几何？
在接下来的国际大棋局中，谁的债务最沉重，谁向外转嫁债务危机的能力最弱，谁就输得最惨。
那么，中国的债务到底有多少呢？以下摘自中国媒体在2011年两会时的公开报道。
中国政府公布的新数据显示，相比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的债务负担仍偏低且可控。但如果把地方政府和很多国有银行部门的负债也计算在内，中国的债务负担是目前普遍认可的总债务水平的三倍还多——355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59%。
根据财政部的报告，2010年年底中央政府的债务是103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占中国GDP17%左右，远远低于美国、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其债务占GDP的比重。
但这一数据并不包括很多大型国企、地方政府甚至中央部委所持有的债务。
截至2010年年底，由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债券中，未偿还的债务总额达到7850亿美元。承接银行不良贷款的资产管理公司未消化的债务达2280亿美元，这增加了政府的或有负债。
另外，官方公布的债务数据还不包括地方政府和除财政部以外的中央部委的债务。中国铁路负债也没有被算在其中。根据铁道部发布的数据，光是铁路公司的债务总额就超过2700亿美元。
中国债务拼图的关键一块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值得警惕的是，没有人甚至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确切知道这一债务规模有多大。中央政府已承诺对此进行全面审计。
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估计，在2009年和2010年上半年间，地方政府担保支持的各类投资共计借入117万亿美元。《新世纪》周刊则估计，截至2010年年底，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达到152万亿美元。
渣打银行中国经济学家王志浩估计，若包括或有负债在内，中国总负债占GDP的比例高达77%。北京经济研究公司龙洲经讯董事总经理葛艺豪则认为，中国总负债占GDP的比例为75%。
审计署2010年对地方债问题审计调查的结果显示，仅2009年一年，被审计地方的政府性债务就新增104万亿元。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对地方债务做出的评价是：“部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较大，存在一定的债务风险。”
盘点负债
现实情况可能更为严峻。
中国目前的债务状况，很可能是被严重低估的。
很多人在看中国债务的时候，往往只是停留在表面，认为中国的债务尚且有限，未来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当下不足忧。
如果这就是事实，那么，对于中国的债务问题，有关部门为什么又常常感到紧张呢？这仅仅是居安思危的正常反应吗？
很多人在看中国债务的时候，忽略了一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判断。而我们需要还原这些因素，以更清晰地正视自身的问题，唯有此，才能尽快采取措施加以修正。
其一，数目不明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在我国，地方政府融资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只是在建国初期曾经发行过地方债券，后来被叫停。地方政府融资渠道阻塞。众所周知的是，地方政府喜欢做大工程，上大项目，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庞大的资金作为支撑。怎么办？地方政府巧妙地设计了一个地方融资平台，通过划拨土地、股权、规费、国债等资产，“包装”出一个能够达到融资标准的公司，向银行等机构贷款。
而银行也乐意贷款给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手中拥有巨大的资源，与地方政府结合在一起，银行就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即使存在风险，由于欠债的是政府，银行也不用过于担心，至少相关负责人不用过于担心自己会因此受到严厉问责。
由此，地方政府平台贷款迅速攀升。截至2009年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738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70%，占一般贷款余额的约20%；全年新增贷款超过3万亿元，占全部新增一般贷款的345%。这比年初统计的数据整整多出了1万亿元。同时，地方政府债务率由94%上调至接近98%，部分城市平台公司贷款债务率超过200%。许多县级平台公司的融资来源中，银行贷款占90%以上。一些已经解包的平台公司贷款中，有土地抵押的仅占3成左右，6成是违规违法的担保。
很多人确信，由于地方财政无法透明化，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以及潜在坏账，比银监会披露的数字要高。花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花旗银行中国经济学家彭程在2010年5月份撰文指出：“我们估计，到2011年年末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将会高达1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将达15万亿元，此为保守估计，并未将地方融资平台再次发行债券或中央再次代地方发行债券的可能性考虑在内。”
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大肆举债，在地价连年上涨的情况下，风险并不容易显露出来；但当地方政府可出让的土地越来越少，房价、地价已经“高处不胜寒”的情况下，这种风险也在加大，而且，一旦出现风险，就可能是难以化解的系统性风险。
其二，剥离但未消失的债务。1999年，我国组建了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接管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计高达人民币14万亿元的不良贷款。我国政府组建资产管理公司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国有银行资产的质量，具体计划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保留从资产管理公司手中获得的利息收入来弥补资产管理公司债券未来可能产生的亏损。但很可能出现的结果是，资产管理公司债券的利息事实上不会使债券持有人——四大银行直接受益，而是会让这些债券的发行人——资产管理公司和政府获得更多好处；于是，绕了一圈，起初被认为是已经从银行剥离出去的贷款风险又回到了起点——银行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