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他撰文指出：“曾经有国内学者指出，2003年中国内地公务员人数是65367万人，官民比例为1∶198。而美国的政府公务员人数为310万，官民比例为1∶94。因此他们认为，同美国相比，中国的官民比例还比较低。实际上，这是一种口径不同的错误比较。美国的公务员不仅包括联邦和地方政府中的所有公职人员，还包括公共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甚至为政府工作的医生、工程师、清洁员等都包括在内，工种达数百种之多。如果按照美国的公务员范围界定，中国的公务员人数远不止653万人。根据我的估算，中国财政供养的人员，包括党政机关的公务员，行业协会、学校、医院和科研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国有企业中有公务员性质的官员，工商管理、派出所、城管等机构的执法人员，县、乡、村基层中靠收费和罚款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享受机关离退休干部待遇的人员等，总共近7000万人。按照这样的计算，中国的官民比例不是1∶198，也不是今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议论的1∶26，而是高达1∶18。”
这必然导致我国行政成本高昂。据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第326期报道：2004年我国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1999年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达3000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三者相加总数高达9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万亿元计算，几乎接近于财政收入的1/3。加之干部队伍的贪污腐化，成为造成社会财富被少数人攫取，加剧贫富差距拉大，民众负担加重的又一重要原因。试想一下，一个贪污上亿元的腐败分子，相当于侵占了多少普通家庭的财富？又可以解决多少家庭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
腐败吞噬财富
我在主编《上海证券报》评论版时，刊发过一篇题为“腐败吞噬了多少财富”的评论：腐败分子祝均一，原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挪用小城镇保险基金达15856亿元，结案时尚有124亿元未能追回。我这里不讨论124亿元揣没揣进腰包，我只说给国家造成的损失。2007年，国家财政的教育支出为107635亿元，医疗卫生支出66431亿元。而祝均一这个腐败分子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超过了国家财政全年教育支出的1/10，超过了国家财政全年医疗卫生支出的1/5。如果说，祝均一腐败案是属于个例，那么，类似曾锦春这种地级干部腐败案有点多不胜举。曾锦春被控受贿3000余万，另有近千万的财产来源不明。假如有10个“曾锦春”，他们吞噬的钱财将在四五个亿这个程度；100个“曾锦春”，就可能是四五十个亿的水平。这里仅仅举出了腐败分子自己揣进腰包或挪用的那部分，还没有计算因行贿受贿中的“投桃报李规则”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比如，贵州省镇远县原县委书记黄保勤，仅一笔受贿46万元，就给国家造成了近亿元的经济损失。那么，全国有多少个“黄保勤”，这些腐败分子除了把钱揣进自己腰包外，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将是多少呢？确切的数字虽然不知道，但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腐败对民众财富的吞噬，对公共福利的蚕食作用，令人痛心疾首。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迟迟不能建立起来，与腐败的关系密不可分。因为腐败的实质就是把公众的财富纳入自己腰包。
国外对中国的这一软肋非常了解。
原美国商务部部长罗伯特?夏皮罗在《下一轮全球趋势》一书中写道：“按照中国现行法律制度，并没有失业补偿金帮助失业人员渡过难关，而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也是十分有限……尽管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现代化的成就光彩夺目，尽管中国30年来全面增长的经济记录令人称奇，尽管许多西方评论人士对中国经济走势热情赞扬，但是，未来10年中国的经济优势绝不能说安然无忧。很多中国人依然比亚洲其他地区、拉美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部分非洲地区人民更加贫穷，因为缺乏基本的制度安排，中国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运行良好的现代经济体系所必需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财政金融制度粗放落后，没有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抵押贷款和法人证券市场；《物权法》、《破产法》等法律条文随意性很强；除了沿海城市，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不容乐观；能源生产技术和运输方式也良莠不齐；大批劳工无法享受退休保险和医疗保险。即使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具备了全球最强的制造能力，这种能力大多也是国外直接转移过来的。”
财产性收入
为了解决民穷问题，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在中国迅速增长的财富总额中，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目前，中国可估算价值的财富已接近800万亿人民币，财产性收入所形成的财富约占865%。从财产性收入的分布看，绝大多数的财产类财富，主要被国家垄断和少部分人占有，与城市居民大多程度不同地拥有一定数额的财产类财富相比，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及财产类财富几乎为零。在某种意义上，财产性收入的不公平比劳动收入的不公平要高一千倍甚至一万倍。从大多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的经验教训看，财产性收入是导致贫富悬殊过大及严重两极分化的重要根源。
中国未来10年，如果不改变财产性收入的分配方法，仅仅是在劳动收入的分配方法上下大工夫，既不会改变目前贫富分化的现状，也不会抑制贫富收入差距的继续拉大。改革上市发行制度与土地产权制度而实现财产性收入的相对公平，不仅可以缩小贫富收入差距，而且可以奠定消费需求拉动的财产性基础。美国在1998~2008年的10年间，其家庭的储蓄存款增加了约15万亿美元，但同期美国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增加了约35万亿美元（其中85%为土地产权溢价收益与股票股权投资收益），美国强大的消费增长是以美国绝大多数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增长为基础的。中国今后10年拉动消费需求，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奠定社会公众财产性收入稳步增长的基础，强化社会公众的“消费底气”。
由于中国的资源绝大部分控制在政府手中，政府有本能地提高财政性收入的动力，故显然难以通过增加财产性收入来提高民众的收入。加之股市等投资领域，不仅不能给民众带来稳定的回报，反而会因剧烈的波动使近七成的普通投资者处于亏损状态（即人们常说的一成盈、两成平、七成亏），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变得遥遥无期。
我国的内需不足，与过剩的产能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口，那么，这个缺口怎么填补呢？
由外国的消费者填补。
中国的产能相对于民众的实际购买力而言是过剩的，这种过剩的状况是引发经济危机的最大隐患。但是，中国的过剩产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过度消费形成了对接。换句话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因产能过剩发生经济危机的概率。
但是，隐患并没有就此消除。一旦外部需求下降，中国拿什么填补这个空白？对于中国经济的大局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要害。
隐患
在次贷危机发生后，中国通过进一步透支存量财富的方式，刺激消费，为庞大的投资提供支持。尽管这种做法以更快的速度避免了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但其留下来的隐患和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
当很多人为中国的率先复苏沾沾自喜的时候，却忘了，中国此举曾经面临的巨大风险。而且，中国的冒险成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2009年9月，我应美国投资家协会和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的邀请，去美国演讲，为上海交通大学募捐。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巴里?诺顿教授、美国前助理副国务卿SusanShirk等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有过对话。
最大的感受是，他们认为，中国在应对次贷危机中的处境比美国要好。
比如，美国在次贷危机后，首先要投入大量资金强化社会保障，而中国在次贷危机后，一些工厂倒闭，工人离开，政府意外得到了一个好处：那就是工人离开后，大量保障性资金的沉淀，让政府“发”了一笔意外之财。
按相关规定，农民工解除劳动合同时，可保留保险关系，重新就业时再接续（俗称“停保”）；也可将其个人缴费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重新就业重新参保（俗称“退保”）。但一些地方的社保局却更愿意让农民工退保，有的甚至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必须退保”。
猫腻在哪里？
原来，目前，社会养老保险缴费由个人和企业双方共同承担，社保局会给工厂下达参保人数指标，企业必须缴足，如果个人退保，只能退还他自己所缴费部分，而企业缴的费则沉淀在了有关部门的账户上。工人离厂就退保，“以农民工参保名义向企业征缴保险金，已变相成为地方政府的增收行为”。
根据广东省公布的2005年缴费工资下限，有记者算了笔账：深圳市的平均工资下限是1591元/人/月，单位缴费费率是8%，即1名参保1年的农民工退保，单位就向市养老保险基金“贡献”了1527元。东莞是1261元/人/月，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是10%，每名退保农民工向市养老基金“贡献”1513元。广州是1551元/人/月，单位缴费费率是20%（私营企业12%），每名退保农民工向市养老统筹基金“贡献”3722元。
以东莞寮步镇社保分局为例，2007年1~10月该镇养老退保237万人次，退保金额达3180万元，按照企业上缴比例推算，该镇分局2007年沉淀进本地账户的社保资金在3200万元以上。
问题在于，当农民退保之后，他重新面临着社会保障缺位、遇到风险独自扛的尴尬处境。在下一次危机到来时，抗风险能力将变得更加脆弱。
中国应该好好沉下来，反思自身的问题，及时加以修复。因为，距离中国可能遭受狙击的时间，并不遥远了。退一步说，即使没有来自外部的狙击，中国也应该有起码的居安思危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