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政策主导不改变，货币供应的速度就难以真正降下来。
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2011年的经济定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很多研究者将“稳健的货币政策”视为货币政策收紧的信号。但我认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车子和发动机的关系，只要财政政策积极，货币政策只能跟着积极，而很难稳健下来。事实上，2011年元旦过后的前7天，各类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就已达5000亿以上。
众所周知，现在主要以GDP来考核干部政绩，地方官员为了获得更高的GDP增速，就必然会加大投资，最终为获得更多、更好的升迁机会创造条件。
在这种机制之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是难以遏制的。
2011年1月6日，在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指出：“迄今为止，只有五六个省份将今年经济增速目标定为8%~9%，其余大部分省份都定在10%以上，更有甚者希望在未来5年实现GDP翻番。”
GDP只是量化经济活动的一个指标，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追求民众幸福指数的提高而非GDP数据本身，但在我国，GDP的重要性无可比拟。许多官员本末倒置，在畸形的考核制度下，把GDP当成了唯一的追求目标。在这种考核标准下，投资的盲目上马是必然的。
而且，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根据经验，每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都是投资增速最快的。由此，必然造成越来越多的债务和更多的隐性债务。政府投资的扩大，必然挤压社会资本的投资空间，影响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投资不仅造成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还造成财富更大范围内的浪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素有“国家智库”之称）常务理事、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张祥领导的团队经过一年调研发现，在国家启动4万亿投资刺激经济、抗击金融风暴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大项目、大工程匆匆上马。张祥表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地方急功近利、缺乏调研便盲目开工、评估专家业务素质不高等。①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投资失误导致的银行坏账，很大程度上通过发钞解决，实际上，最终还是由纳税人承担。在2002年为了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历史遗留坏账，动用央行再贷款，由资产管理公司与银行置换，从金融学角度看，究其实质，其实类似于美联储今天的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区别在于，我们是明知国有商业银行可能面临资不抵债困境的情况下，向其执行宽松货币政策，而美联储则是购买了美国国债。②
在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不考虑M3）已经超过美国的情况下，如果不遏制货币增速过快的势头，由此埋下的通货膨胀隐患将如影随形。而要做到这一点，设法留住我们的财富，而不是无休无止地做短命的投资和无休止地损耗我们的财富，更是当务之急。
经济应由谁主导？
在中国，我们习以为常的是，各级政府都在为发展经济而忙忙碌碌，政府成了一个有明显逐利倾向的经济体，而非单纯的服务机构。前面已经讲过，这是当下对干部政绩的考核机制所决定的。凡是在经济发展方面成绩突出，GDP增长迅速的地方，官员就会赢得更高的评分和更多、更好的升迁机会。而且，自己主导投资，有大量机会可以搞权力寻租，牟取私利。这才是造就投资领域为腐败高发地的根源。
于是，把GDP拉上去，就成为各级政府努力的核心目标。
发展经济是需要成本的，而政府的职能虽然定位于发展经济为主，具有企业的一些功能，但它并不像一般意义上的企业那样具有成本核算概念，因而，也没有降低成本的动力。比如，企业的生产成本，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各种资源利用情况的货币表示，是衡量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企业的生产成本对应着具体的支出项目，可以说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而这些成本要素对于政府显然没有约束力。
于是，就陷入了一种悖论当中。政府在履行企业职能，成为市场中一个强烈追逐利润的主体，而它本身不擅长于此，这种职能的扭曲必然造成巨大的浪费——不仅是行政开支的巨大浪费，更是对纳税人税收的巨大浪费。问题是，不管有多浪费，只要能够推高GDP，相关官员就可能成为受益者。何况，伴随着庞大的投资，更容易通过权力寻租获取私利。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毛昭晖教授曾指出，从国际的视角看，我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河南中原制药厂，这家国内医药行业“七五”、“八五”期间投资规模最大的重点企业（总投资18亿元），还没有生产运行即停产关门。该项目竟然是从瑞士一家没有专利技术、仅20多人的皮包公司引进的。由于决策失误导致的这些巨大损失，同样要转化成“行政成本”，由纳税人来承担。③
假设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那么，这种服务的成本是非常容易核算的，也是非常容易监督的。但是，在政府以经济主导者的角色出现的时候，其权力对应的就是一个难以制约和衡量的领域。哈佛大学教授费斯坦（曾任里根总统首席经济顾问）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会带来惊人的资源浪费”，导致行政成本上升而素质下降。费斯坦所指的仅仅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当政府就是市场中的一个重要主体时，就意味着更为惊人的资源浪费。④
行政成本过高
中国的行政成本之高，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无出其右者。
以2006年为例，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73%，而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而美国最高，也只有99%。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绝大部分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障，而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如果考察纳税人所享受的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和欧洲一些国家同样的税负，但税负的痛苦指数却远远不同。中国的行政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且长期居高不下。⑤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政府职能的错位。
英国17世纪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认为：“政治权力是每个人交给社会的在自然状态中所有的权力，由社会交给它设置在自身上面的统治者，附以明确的或默许的委托，即规定这种权力应用来为他们谋福利和保护他们的财产。”洛克认为，政府的职能是向公民提供服务，公民需要什么，政府提供什么，而不是政府想提供什么就提供什么。因此，政府必须是节约型政府，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成本，把资源用于为公众服务。⑥
意大利13世纪的著名神学家、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政府的职能在于“殚精竭虑地增进公共利益”，只有增进公共利益的政府才是正义的政府，否则便是非正义的政府。而要增进公共利益，减少行政成本、降低损耗无疑是最重要的前提。⑦
英国18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政府职能做了更明确的划分。他认为，政府的职能是保护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建立基本的法律秩序、保护产权、促进技术创新，建设和维护私人无力做或不愿做的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简而言之，政府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用保护和正义来交换收益，其职能上限由国家设定的目标和政府面临的约束决定。亚当?斯密特别强调，政府应当是节俭的政府，不能让人民感到负担沉重。
尽管在经济危机后，西方如凯恩斯这样的学者，对政府职能的界定有所调整，但对政府职能的最核心内容，即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福利的内容则是坚持的。相应地，政府在履行自身职能和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必须做到行政成本的最小化和行政效率的最优化。
以诸如此类的理论建立起来的政府，自然也是运行成本最小的政府。因此，整个西方世界虽然政府的具体职能有所差异，但在这些方面基本上大同小异。
我国各级政府的职能划分，虽然在理论上也借鉴了西方的基本定义，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大相径庭。如果说西方世界是一个有限政府，而我国的各级政府则是一个全能或者无限的政府，而且，其发展经济的职能远远超过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
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西方国家的官员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分明的上下级关系，官员基本上都服从和讨好本区域的选民。由于隶属关系不紧密，就不容易导致从用人机制到经济活动领域的系统的腐败。
政府职能回归
要实现自我修复，最紧迫的就是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让政府做它最擅长的提供公共服务的工作，而不是成为经济的主导者。
这是符合国际上早已形成共识的基本规律的。
政府的本职工作和特长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搞经济从来都不是政府的强项。官员不是经济专家，也不是企业家，如果政府官员充当做经济的角色，那么，企业家的部分空间将被压缩。也就意味着，最擅长做经济的人被不擅长做经济的官员抢了饭碗。应该让企业家成为投资的主力军，不仅效率更高、浪费更少，提供的就业也更多。
在次贷危机之后，很多人开始痛批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当东西德合并将近20年后，德国东部与西部的生活水平落差仍然达到10年左右。这还是在西部为东部提供了巨额重建援助的基础上达到的。要知道，当年搞中央计划经济的东德“从没有过”经济危机，而搞市场经济的西德是隔三差五闹经济危机的。显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萧条和经济危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那么糟糕，事实上，它们对于经济的长久繁荣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要经历的阶段。⑧
回顾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其实最缺少的是一种系统的管理和法律体系来约束权力，使权力遵从契约的基本精神，让市场因不受太多干预而健康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