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们大都有些矫情，心里特别想要的，口里却不说出来。别人真要给了，还往往忸怩作态一番，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有说出来的，却总要找一个借口，仿佛是不经意的，是好奇，是换活法，是为了体验什么，
总之，玩儿似的。
比如文人的从政做官，或者下海经商，就常常出现这情形。实惠是要的，清高的架势也是万万不能放下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不可得兼也要得兼。
我非圣贤，也不免其俗。好几年前，因为我原在的单位不再愿管文学的事，我只有寻到省里的作家协会混饭。不意却以要坐班做组织行政工作为先决条件。后来又承蒙错爱，被调到省文联（作协是它的下属单位）担任负责人之一。虽然一再提醒自己要保持清醒──社会团体的“官”并非是什么真的官。除了多些责任多些麻烦，并没有什么实惠。相反没有了爬格子的心情和时间，也就没有了稿费，个人的收入也就少了一个合法来源。而非法的来源且不论敢不敢接受，谁给你？大家都是一潭清水，又一个个自负得可以，谁尿谁呢。做一个这样的“官”，充其量是得到了一种待遇而已。从物质利益上讲，不过是徒有虚名。当然这也是足以让我这种崇尚精神胜利法的人满足的，千金难买是一笑呀。我因此有段时间心里还是暗自有些志满意得的。
只不过底气有些不足。
那一年一个协会在一个县里开一个全省性的创作会。我作为上级主管负责人参与其事。那地方是我先前插队地方的邻县，属同一个专区，也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了，那个县里也有几个晓得我名字的人。且我这次去，身上是有些“官职”的──好歹算“地厅级”吧。即便如此，我仍怕遇到尴尬事──我对彼处的文化传统总有些疑虑，陶渊明当初就是从那里给气跑的（说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临行前又拉了省文联的两位老主席（都是地厅级）做伴，以壮行色。
结果很幽默。我的担心竟成事实，我们谁也没有吓唬住。三位“地厅级”在这个江边小城住了三天，除了县文联几个寒儒，地方官员谁也没有空闲来叨扰我们。两位老同志口里虽说“这样也好，清静”，但心里是颇酸楚的。其中的一个当过地委领导，先前走到哪个县都是前呼后拥的。会议结束前夕，县里一位很为我们抱屈的同行悄悄对我们说：县宣传部开始听说地委宣传部一位分管文联工作的副部长要莅临指导，原准备了让你们跟着吃一顿螃蟹的（该县是螃蟹放养区，又正遇出蟹的时令）。但那副部长临时又说不来了，县宣传部也就把已经煮熟的螃蟹端到县长陪客的桌上去了。县长陪的是省里来的几个人，级别比你们低好几档，只是在干部提拔时能说上话。该同行义愤填膺，切齿道：“一帮狗眼睛！”
我们听了，只有苦笑。三个文艺团体的“地厅级”，当不得顶头上司的副处级，当不得几只王八螃蟹。
自然这样精细的算计，只有这种老少边穷的地方才做得出了。其实他们原不必这样费心的：没公事谁会为了吃几只螃蟹特地跑上百公里呢。况且吃公款宴请也是违犯党规的。纵然这廉洁仅限于文艺团体的“官”员，也总是多少有了一点干净的地方。
我曾经很仰慕苏东坡的人生态度，极赞赏他“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的超脱。但这名言先前我只读懂了一半，如今才读懂了另一半：皇帝有权有钱，故不乏礼贤下士的闲心；卑田院乞儿穷酸委琐，眼里除了权和钱，别无长物。你愿陪他，他愿陪你么？按苏东坡的意思，即便如此，他们也未必“不好人”。那么“不好人”便是我辈自己了：要人尊重，却又没有那尊重必须赖以生存的本钱。中国自来讲究无功不受禄。文艺团体的“官”既无益于人的升迁发财，人家自没有恭敬你的道理，只能让人厌恶。纵使人家恭敬你了，你也是要问心有愧的。中国文化中的势利传统，原也是根深蒂固的。尊重文化固是一种美德。倘没有这美德，也未必就该厚非。谁能不为稻粱谋呢。
如果说我曾一度自以为清醒而实则沾沾自喜，几被“地厅级”陶醉过的话，现在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清醒了。自此，我再不敢以所谓的“地厅级”为意。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非出门不可，也对各类渴望有权有钱的官员恭敬如也，避之唯恐不远。到地区到县乡办事，若不是有会议伙食，便在路边店狼吞虎咽一顿了事，免得麻烦人家把螃蟹一类端来端去。
从时兴的理论讲，做“官”是为人民服务，不应该计较类似的是非得失。但服务环境若此，你的服务又能有何作为呢？何况好几年过去，回首检阅，上级交代的工作做得无声无色，迄无成绩。反而因为自己做人行事的简单无方，闹得上怒下怨。实在是惭愧有加。再看看笔下，一部稿子开了个头，三年不得结尾。真正是文不文，武不武，高不成，低不就，扁担挑水两头塌，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东西。只落得一声落荒者式的长叹：胡为乎遑遑欲何之！
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也因此顺便给善良的同行一声忠告：今后凡有为文思官，春心蠢动而脸皮却又没有足够的厚度者，不妨以此为戒！
至于我自己，则随时做好了准备，卷起铺盖回我的坐忘轩。巨额的诺贝尔奖金得不到，但温饱之外，赚几文吃螃蟹的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吧。一个人只要安了心不揩油，不图意外之禄，总还是可以自得其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