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方面就是写作上的学习。首先是接受大师的熏陶和教育，这就需要阅读大量的名著。我本人读的名著很少，很多伟大的作品我都没有认真地读过。在这方面，我特别佩服那些书看得特别多，看得也特别深的作家。再就是和我同一时代的许多作家，他们的思维方式、创作思想、表达方式，也是我必须学习的。在这些作家里，有几位的作品是我必读的。一旦觉得写不下去了，或者我对某段生活的开掘感到茫然了，就会去读他们的作品，看看他们对这个时代出现的一些现象是怎么理解的，怎么解释的，怎么表达的。在这些作家当中，张炜是我特别推崇和喜爱的几位之一。张炜的书，我都会认真去读。他的道德感和理想主义是有强烈震撼力的。还有韩少功。我觉得韩少功是一位特别有思想的作家，他被称为“寻根小说”的“开山祖师”。但“寻根小说”的意义我认为不仅在于从文学上提出了“反思”的命题，最重要的是强调了一种思辨性的创作。韩少功的作品特别有思辨性。还有王安忆，她是天生的作家，无论什么材料到了她手上，都能写成精彩的小说，精彩的文章。她的小说以及她谈论小说的文章都是那么精彩。还有王小波的作品，张承志的作品，余华的有些作品比如《活着》也给过我很强烈的冲击。还有黑龙江的迟子建，山西的葛水平，她们的作品生活基础深厚，表达朴实而优雅，深沉而充满诗意，都是我打心里极为钦佩的作家。所有这些作家的作品出来，我都一定认真拜读。
网：您曾说过：“语言其实是人内心的一种外化”，这就不能不提到作品与人格的关系，过去讲“文如其人”，“五四”时期又呼唤“真诚的人格”，您对此是怎么理解的？您认为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
陈：我们读文学史，常常会看到人格与创作分离的作家。但我敬重的是那样一类作家，就是他们创作的表达与他们的人格，与他们所表达出的价值观和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好恶、爱憎是一致的。我喜欢的作家，他的人格是刚直不阿的，他的创作表达带有宏伟的气魄。但一般地说，这种情况并不尽然，人们接触作品的时候，往往忽略作者。就像钱钟书说的，鸡蛋好就行了，不必管鸡是什么样的。但是如果我明明知道这个人是坏东西，大家却又认定这个人了不起，我心里总是会不舒服，这是我个人的局限性。别人当然未必一定要这样去想，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取舍。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但事实上，有德者也未必一定有言，作者的人格很高尚，作品就一定好？这也不一定。你可能人品挺好的，但作品的成就有限。所以，不如这样说吧，如果人格很高尚，作品成就也很大，这是第一流的作家，也是我最敬仰的。
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我觉得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就是老生常谈吧，一方面，作品应该具有强大的思想性。这样的作品给一代人，给一整个时代提供了一种至高的思想视野，把我们整个眼界和心胸展开到一个非常广阔的程度。另一方面，作品有非常好的艺术表达，作家所描绘的人物和这些人物的活动，都是非常生动的，他把文学的手段调动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如果文字很艰涩，不好读，人物也很表面化、概念化，结构又很松散，这都不好。很大程度上，作家的形象的表达最终是要传达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最好的作家肯定是有开创性的，他会达到甚至超过整个时代思想艺术层面所达到的高度，我认为伟大的作家都是这样的。说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是两座高峰，不只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有很多读者，而是他们的思维能力、思想能力所达到的高度是他们同时代的人所不能达到的。他们的表达也给后世的文化人提供了最好的文学和艺术的范本，供我们来参照。这当然就很伟大。伟大的纪念碑式的人物的产生决不是随意的，是时代和历史选择的结果。我们可能永远达不到他们的高度，但我们可以崇尚他们，景仰他们，努力去接近他们，使自己的写作变得多少有些意义。
网：目前，中国正面临着“商业文化”和“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的作家们该如何应对这种挑战？
陈：我这次到万松浦书院来，最突出的一个感觉就是“静”。就是那种“小径容我静，大地任人忙”的“静”；那种“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的“静”。我觉得“静”是一种境界，能不能“静”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命运。我们现在有些作家，像我这样，老是静不下来。伟大的作家首先是有“静心”的作家， 因为他是生活的思考者，生活的评判者，当然也是生活的参与者，思考和评判就是他对生活的参与，面对着一个纷繁复杂的变化的世界没有“静心”，那就只能随波逐流。“静”不是一切静止，是指内心的“静”，内心没有躁动，没有过分的欲望，唯一所做的就是静静地观察，静静地思考，静静地表达。
对于整天谈论所谓产业化、赚钱、市场化运作，或是整天躁动不安、费尽心机不拿诺奖誓不罢休的一些作家来说，我总是很怀疑他作为作家的结果究竟如何。说是“体验”，是什么“体验”呢？有外在的“体验”吗？一个作家写得好好的，突然说自己要体验当老板，体验完了回来之后就成了大作家了，究竟有多大可能？有的人认为应该投入到这个那个“海”中去，但我看到的是很多投入到种种“海”中去的人再也没有回来。腰里也许缠了万贯，笔下却没有了文学。我并不是说作家当官、当老板、掌权、发财不好，但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网：现在也流行着这样的观点，目前文学已不再是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所以更需要到社会上去呼吁，让大众把目光重新投回到文学的身上。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陈：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人家不注意你，你就去涂脂抹粉，搔首弄姿，这是徒劳。如果真正要献身文坛，为文学生，为文学死，我觉得大可不必每天在媒体上保持自己的新闻性，让自己成为一个明星。说到底，作家是一个思想者，他要避开很多世俗的纷繁。当然，没有必要去当新闻人物，并不是说拒绝媒体，通过媒体可以影响很多人，这是必要的。但还是要有古人的那份心思，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何况实际情况还不是这样。许多好作品出版后不是照样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吗？实际上并不是没有人注意文学。但是如果想要人们像追星一样捧你，走到哪里都万众欢呼，作家需要这样吗？真正的好作品，真正有价值的文学文本不会被忽视，只是被大家所重视得不像以前那样普遍。正因为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考验作家是否能沉得住气。沉得住气，我觉得就会有好作品。而且一个时代大约也出不了那么多伟大作家，真正能够不朽的作家在一个时代里面有三个五个就够了，多数的则是一个队伍的必要的组成。而像我这样的，最多也就是个在文字生涯中讨生活的过客，人去声息，了无痕迹。这也许有点残酷，有点一将功成万骨枯。明清小说写了那么多，我们今天熟知的不就“五大才子书”吗？现在有人说没有《三国演义》了，没有《红楼梦》了。《三国演义》、《红楼梦》是种萝卜白菜种出来的吗？它需要积累。不是哪一个作家去积累，而是无数的作家在积累，一种价值观，一种审美标准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最终形成。《三国演义》的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了多少年？《水浒传》的故事在宋代就开始流传了，直到元末明初才成书。《红楼梦》也一样，中国的医药学，中国的建筑学，中国的饮食学，中国的美学，等等，经过了多么漫长的积累？中国的市民社会在宋代的时候开始产生，无数的传奇，无数的话本在为它铺垫。我们现在也一样，不需要太多，中国如果一百年、两百年产生一个曹雪芹，也了不得。
网：您对目前正大行其道的“八○后写作”、“网络写作”怎么看？
陈：我还是坚持我一贯的看法。很难为文学给出一个界限，哪些是文学，哪些不是文学。如果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它存在着，就有它的道理。但是世界永远在大浪淘沙。这种大浪淘沙当然不是开个会，说谁是精英，谁是沙就行了。最无情的裁判我认为是时间，是历史。冠以各种各样的名目来引起大家的注意，这当然是一种功利。但无所谓。一个时代一定有一个时代的作家，一个时代一定有一个时代的作品，一个时代一定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表达。一种表达出现了，大可不必过早地去贬低它，或者过早地为它欢呼。我看到有些“八○后写作”，思想很尖锐，有很多颠覆性的东西，我觉得很受启发。大家都来表达，然后由历史来做出裁决，这是最好、也最公平的。
网：近期您有哪些创作计划？
陈：（笑）我创作从来没有计划，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特没出息。我知道我不会是一个有作为的作家，只是一个有点偏执的文学爱好者，我会很认真地关注所有优秀作家的写作。至于让我制订一个计划，五年内写出什么，十年内要成什么样，我没那样的雄心。我的写作随意性很大，这是我终不成器的一个主要原因。
网：能谈一下您对书院的感受吗？对于书院的未来您有些什么希望和建议？请您对我们的网友说几句话？
陈：我上午刚到书院，待的时间不长。书院给我的直接感受我刚才已经说了。全国类似书院这样的设施，比如湖南的毛泽东文学院，四川的巴金文学院，我都去过。从外部环境、硬件到软件，到目前为止，万松浦书院是我在国内看到最好的。上午进入书院，我的第一感觉是很震惊的，书院达到的水准，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文化形象。
今天我听到张炜谈到书院发展的一些想法，我觉得他的这些想法很宏大，如果他的想法都能一一实现，那么书院的前景将是非常广阔的。走在书院里，看到书院里挂的画和照片，很真切地感到有一种灵魂在起作用。不光是房子好，不光有大片松林，书院是有生命有思想的。张炜题写的“这里人人是诗人”，还有“和蔼”、“安静”就是书院的灵魂。
如果说让我提建议的话，就是觉得你们的宣传还不够。通过书院网站，书院可能在文学青年中的影响很大。但整个中国文坛，各地的文联和作协对万松浦书院的了解好像并不太多。我觉得可不可以有选择的同外地作协组织一些学习研讨活动，让文坛对书院有更多的了解。书院有这么好的条件，可以多组织一些国际性的文学交流，这个张炜和你们已经想到了。
我希望万松浦书院的网友们热爱书院，和我一样热爱，因为这是一座文学的圣殿。希望大家多多关心和支持书院的发展，大家因为文学走到了一起，文学会使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清洁高尚。希望大家更多的关心文学，将来能够成为很好的作家。这是我衷 心的祝愿。
网：好的，陈先生，打扰您这么长时间了，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