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文学种种低调的议论最近日见多起来。比起前几年的一味热闹喝彩，文学界确要冷静得多了。这种不以某种具体的政治因素为背景，且行政干预色彩不鲜明的、由文学界自身发生的讨论，无疑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以说，这乃是新时期文学的一种新的自觉。
低调议论的总的看法是，当代文学似乎正在进入低谷期。这种现象使读者失望，也使文学界自身焦躁不安。然而，情绪只是问题的反映，不是问题的解决。批评和自审的目标，应该是找到现象发生的原因并对现象发生作出客观的、合理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纵观中国文学史，小说由神话发端，而至汉魏六朝的志人志怪，而至唐代变文传奇，而至宋元话本，而至明清各种体制的成熟发达，登峰造极，而至衰落，而至奄奄一息。此时出现了一种比魏晋隋唐时代进入中国的印度影响气势宏大得多的外来影响，即西欧影响，排挞直入，给中国小说以一种不可抵御的推动。短时期内，即使中国文学史发生革命性的崭新变化，中国小说面目一新。“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新时期文学得到了足可令人振奋的高扬。尽管有论者认为新时期文学仍然没有摆脱传统价值观的束缚，在对传统的否定上尚没有达到“五四”的高度（我基本同意此说），但是比起这之前的自由度，是大大地焕发起来了。人们开始研究艺术的内部规律，人们开始注意到自我的价值存在，人们开始发现并大胆地揭示内宇宙的奥秘，甚至开始给予唯心主义哲学、美学、文艺观以一席竞争之地，文学开始像一只多角兽一样向遥远的时间和广大的空间伸出自己的触角。而这一切的背景是中国门户的又一次开放，东西文化的又一次撞击、激荡。社会变革带来了人文环境的巨大变动，这种历史的机遇是如此难得。前两次外来影响都曾给予中国文学以巨大的革命性的冲击，这一次良机同样不能放弃也绝不该放弃。
中国文学由是全面嬗变。
应当说，这种嬗变发生了两个方面的效应。
其正效应是新时期文学在力求扩大艺术思维的空间和力求挣脱传统硬壳封闭的阵痛中，找到自己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艺术形式的单纯化发展，必然是走向自身的否定。即如近年来出现的非故事化，非情节化、非人物化的所谓“反小说”以及所谓“现代神话”、“现代寓言”的创作追求，也完全可以看做是小说艺术在形式发展上走向极端，在现代生活的新的层次上，归真返朴，进入一个新的轮回的尝试。也正因为如此，新时期文学陷入了寻找和确立自己发展的新起点必然出现的困惑。而困惑并不是绝望，相反应是希望所在。就此即认新时期文学几近式微，那悲观就难免有杞人忧天之嫌了。
任何艺术形式都无一例外是必须发展变化也必然要发展变化的。在某种程度上，形式即是内容。古陶的纹饰在当时是形式，今天看来则是文化的内容。而形式的变革所造成的对观念的冲击，往往就直接体现为历史内容。以为只要有内容的更新就可以不求形式的变革，只能是一厢情愿。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停滞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其负效应则是对传统的激烈扬弃在客观上带来了表现方法同欣赏习惯的相互脱离。这是近年文学形式探索最易受到攻击的薄弱处。对此似乎更应取审慎的分析态度。
如果要研究趣味问题，就应当到群众的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中去探求。把握审美趣味，必须研究其深层的社会意识，特别是社会心理。审美趣味的深层社会意识充分蕴藏着由于历史、环境以及遗传而贮存起来的心理能量和动力。越到结构的深层，其惰性越显著。作为审美对象最重要对象的艺术作品是历史进程的产物，所有这样的审美对象都是“一个历史的纪念碑”（杜夫海纳）。审美对象在各个时代的文化基本保持一致的过程中，或死亡或再生，或消失或复活。一种新的审美对象也将依赖于历史为其指针的审美知觉。某种艺术形式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相对硬化的审美形态，同时也就使读者形成相对稳定的审美趣味，并且成为一种颇为牢固的心理定势。如同政治、法律、哲学、宗教、艺术一样，一种文学在某一社会某一民族实现和流行的程度，确实取决于它之被接受的程度。而这一切又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恩格斯指出：经济条件像根红线似的贯穿着文学及其他意识形态的整个发展过程，而且只有根据经济条件才能了解它们的发展过程。毫无疑问，人们的社会心理、文化素质以及艺术欣赏趣味也不可能不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当我们研究当代审美趣味的时候，不能不对那个巨大的，我们远未摆脱的农业文明的阴影加以考虑。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历史的惰力，由于文化素质的现实限制，某些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创造，在当时往往是难于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克罗齐说“要了解但丁，就要把自己提高到但丁的水平。”对于那些包含着自然、社会、人生至深至远的认识的艺术力作，若要真正接受它们的美感信息，没有相当的阅历、知识以及对现实的认识是不可能办到的。
必须进一步指出，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审美效应的深刻性并不总是同审美主体的认识观、价值观等的提高成正比关系。别林斯基曾经谈到过这种非审美化现象：“难道我们这里没有那种才智和教养俱佳，又兼通外国文学，但还是由衷地相信茹科夫斯基比普希金高明，有时甚至对A、B、C之流先生们一文不值的诗和才能赞美不止的人吗？”鲁迅也这样说过：“诗歌不能凭借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
自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艺术可以全然无视历史条件和现实要求而存在、而发展。可以说，艺术发展必然遇到的这种困境，从“五四”新文学以来就没有避免。当时，新文学由于外来的影响，产生了许多新形式。“欧化”事实上带来了许多好处。但因为当时的大多数作家没有能结合民族渊源来批判地吸收外来影响，因而欧化和大众化对立的一般文艺现象在小说创作中确实是存在的。使得新文学虽有很大发展，却不能深入于广大的民众中间。反而是通俗、惊险、曲折、离奇的公案侠义小说充斥市场。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如果不能坚实地扎根于其所生存的大地，则它的发展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然而，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又同样证明，只要既注意到大众化的问题，又在本质上坚持新的美学原则，经过坚韧的努力，读者的审美习惯、审美趣味、审美经验是可以改变的，而艺术的发展也终能站稳脚跟。
这也就是说，造成当代文学的所谓颓势的最致命处不在艺术形式的变革，而在别的什么地方。
新时期文学曾经出现群星灿烂的景象。在一场巨大的民族浩劫之后，文学站在哲学历史的高度，大义凛然，悲愤交加，热血沸腾，概当以慷，表现出崭新的空前广阔的审美表现机制的活动空间，内在而深层次地剖析社会历史所获得的丰富底蕴，以及选择中所透露出的对现代意识执著向往和现实中的种种迷惘。一段时期，作为感性描述的文学表现似乎领先于哲学、社会学，人们对新时期文学充满着极大的期望。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高潮迭起的文学景观开始平静下来。激情奔涌，慷慨悲歌的文学开始变得冷静、机智、飘逸、优雅、精致、有教养了。塞林格式的狂放，海勒式的幽默，马尔克斯式的神秘，博尔赫斯式的迷宫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残酷，海明威式的强悍，已经不再作为内在化和深隐化的客观外在现实在文学中的自由宣泄和表现，而成为力求某种艺术效果的刻意摹拟，刻意雕琢；公众的情绪，哲学的沉思，历史的创伤，现实的沉重，已经不再成为作家同社会忧患与共、休戚与共的呼吸与感叹，而成为一种得志者仁慈怜悯的玩味和咀嚼。
文学冷却了。
读者的热情随之冷却。
当然是对“冷却的文学”冷却。
与此同时，相当多数当代读者的阅读热点大致作了两方面的转移：对社会和时代，对国家和民族命运深怀关注的读者接受了致力表现历史和现实内容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而寻求消遣和娱乐的读者，则接受了追求刺激性、戏剧性、神秘性，且又文句浅近的通俗小说。
不错，我们正在由传统走向现代。作家的人格也正在发生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我们不可能要求当代作家继续接受充满宗法家族色彩的群体至上文化的规范，不可能要求当代作家恢复那种以丧失个体独立性的群体本位为前提的参与意识，以及那种与膜拜圣人权威毫不相悖的实用理性精神，我们不能不承认，自我意识的崛起是一种代际特征。
然而，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意识，并没有摒弃科学理性精神，并没有摒弃社会道德责任感。恰恰相反，觉醒的个人理性是对自己的社会行为完全负责的，是有勇气实践个人良知所发现的真理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当代文学队伍发生了某种畸形的变形。
中国古代儒生向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自勉。应该承认，尽管以自我意识和个人理性的丧失作了代价，却确实产生过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物。与此同时，更多的儒生则是假天下以济私，极力攀附钻营，穷则自命清高，牢骚满腹，达则春风得意，丑态毕现。在当代文学队伍中，这类君子并未绝迹。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些历经磨难的人，一旦时来运转，则大发吃尽苦中苦，终踏红地毯的感慨；一旦有人从政，则欢呼“有了热线”，说话做文章总要说明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是御准钦定的作家和杰作，似乎作家的上帝不是广大读者而是个别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月朗星稀，清风徐来的日子，文艺界蛙鼓喧天。忽然一声雷霆，立即噤若寒蝉。京畿风云一动，四海为之色变。方此时也，心怀叵测者便翻筋斗，烙烧饼，自动充当棍子，极力推波助澜；卑劣无耻者便翻脸判若两人，不惜造谣滋事，嫁祸于人，卖友求安，落井下石；机敏睿智者便大发腾挪变化之功，对上级说上级中听的话，对青年说青年中听的话，对国人说国人中听的话，对洋人说洋人中听的话。八方讨好，左右逢源，就是没有一句真心话。个人理性已丧失殆尽，所剩的只是一副二丑嘴脸。
在所有这些文豪那里，文坛即官场，文学则只不过是敲门砖而已。
作为正统秩序的互补，则有另一类游方于外的非正统型的“隐士”，他们在精神层次上或有清醒的自我意识，但在现实层次上却不能对个人行为负起严肃的社会责任。以所谓老庄式的旷达超然掩盖其中国式的个人主义。当代文坛，一度谈玄论道蔚成风气。现代名士们今日围圈子，明日开沙龙，“玩小说”，“玩评论”，游戏文字，发掘自我。或沉湎于灵魂启示，或追溯至原始野性，或徘徊于田园牧歌，或流连于佛老空灵，或卖弄其玩世傲物，以至对民族历史文化，心理性格作出幼稚肤浅，浮泛夸饰，生硬做作的图解敷衍，甚至不惜搜猎把玩腐朽糟粕，以肉麻当有趣，媚外媚俗，哗众取宠。在一片狭隘的民族文化和潜心理的喧嚣中，在图腾般虔诚或没落士大夫式的无聊的怀旧感伤礼赞中，在道德自省的压抑意识的絮叨中，在所谓无目的的、自我宣泄的、追寻主观臆想的主体目标的鼓噪中，在所谓超前性现代崇拜的空泛的纯技巧性的形式美的陶醉中，淹没了深刻的历史悲剧性和推动文明进步的真正现代本质，淡化了直面现实的锐气和现实批判的理性精神。此中却多有以嬉笑怒骂的嵇康，中道哭返的阮籍自况者，实在令人为之瞠乎其目。
正是在所有这些地方，某些自我标榜的“现代意识”露出了传统的尾巴，而否定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可能。
综前所述，无一不说明，当代文学的迷失，并不在所谓坚持现实主义还是尝试现代主义；并不在所谓现代主义的“真”与“伪”；并不在所谓究竟应该“向内转”还是“向外转”。当代文学之被社会冷落，主要在于它正变得自私，在于它未能不断地用自己颤抖的心灵去感知、去体验、去呐喊，从而与社会同甘苦共忧乐；在于它尚不具备真正强烈的直面现实的批判性的现代意识，从而在说明现实的同时，从特定的审美高度对现实作出扬弃性批判。最近一位评界朋友来信指出：不错，我们的文学的确需要补一补“哲学的贫困”的课。但真哲学乃是直面人生的哲学。失了直面人生的勇气，谈玄论道只能是一种麻醉。这其中沉醉了多少善良青年，也为许多的名流装点了门面。实在是切中肯綮之论。当代文学最大的迷失乃是艺术真诚的迷失，社会历史精神的迷失，现实精神——与文学生之俱来的使命的迷失。十分明白，新时期文学的长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学面貌，都无法绕开创造主体的素质问题。没有以鲁迅为首的相当一批具有极大人格力量的真的猛士，就断没有“五四”新文学的辉煌成就。当时如是，当今亦如是。
当然，我不是悲观主义者。现实世界也未必那么悲观。政治生活的日益民主化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开放，将使许多丑恶无以滋生矫饬。即使现在，我们还有的是正直、执著、深邃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们不孤立。许许多多良知未泯、热血尚存的人们同他们在一起。所有这些，正是希望所在——使文学重新牢牢扎根于现实的大地上的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