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书中使用的“逻辑”，指的是小说的推动力量，这原是不错的。但借此提出中国的艺术缺乏逻辑观念，则是有偏颇的。常听人叹息的中国没有史诗，而荷马如何如何，而现代人又如何的极力要写出史诗云云，如果没有写出，非将什么标上“史诗”的商标，这其实是毫无必要的。中国人的审美中并不需要所谓史诗意识，其对历史的把握也不需要史诗方式，艺术就更是如此。一曲羌笛，二十八个字唱尽了多少战争的严酷，人生的苍凉，而置成千累万的历史情节于不顾，这其实并不是懒惰，而是一种智慧。近代小说中《三国演义》是颇有史诗规模的，却不是“诗”，整个的美学情致依然是十分中国化的，即注重外部的总体的写意传神，而不是求形似。你对《水浒》的评论是有道理的，但却并不能证明其缺乏有力的内在逻辑动力。它们同样受制于一个强大的动机，即中国人对天人感应，对阴阳衍变的哲学信念以及社会学、历史学上的天道观或者说正统观。中国传统美学始终笼罩着神秘主义的烟云。这正是你在论《红楼梦》时所揭示的。这种不可捉摸的了悟，使得东方神秘主义文化也许成为科学的障碍，却给美学带来了优越性。至少，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同西方文化、西方美学观相异而相存，从而具有同等的人类文化学意义。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小说人物的思想生成，性格发展，心理意识（即便深入至潜意识）的变化等等作逻辑化分析，事实上是不具备真正的意义的，即便是大师，也难逃人物理念化，类型化的败笔。许多作为中国现代新小说蓝本的西方名著，其实是存在这缺陷的，只是因为它的比这远为重要的辉煌遮住了人们的眼光罢了。这缺陷也同时给中国“五四”以来的新小说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大概不需举更多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两种小说的源流是各自奔走，是否有可能合流，这怕只有让时间来回答了。它所要取决的，怕是比小说本身远为广大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另外，逻辑作为一种思维的方法，即工具，可以推动思维的进行，却不能保证思维的相对真理性，假使出发点一开始就不对头，则逻辑的力量也同样将有力地推演出谬误的结果，这是逻辑可怕的地方。这自然是另外的论题了。
二、小说的意义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要写小说？当摆脱了最初的纯世俗性的物质化原因之后，当写作成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的时候，这个问题便日益变得迫切。而同时，它又日益明白地显示出：提出这个问题和打算的回答（穷尽）这个问题，是怎样的可笑。
问题在于，它却如此的不可回避。这是一个很可悲的悖论。
还是要问，小说的意义是什么？
随着思想解放的运动，人们逐渐意识到个体独立性的存在，进而意识到小说乃至一切艺术自身独立性的存在。小说在被作为文化专制的狭隘功利的工具的时候，其独立品格是无足轻重的，像娼妓一样丧失了尊严。现在这尊严觉醒了。对于小说的解放这无疑是极大的进步。然而在很短的时间里，这独立性却走向了极端，文学将自己置于社会的对立面。大家叫喊着“逃离”，避世俗及世俗的审美如避瘟疫。人们把形式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以至把形式看做艺术的唯一特性。形式在特定的情境下是可以成为内容的，一度对形式的极端强调所显示出来的对社会功利主义的反叛，不能说是毫无意义的，但这不等于说这反叛就具有了真理的意义。相反，将形式绝对化，将艺术纯粹化，或者将艺术同非艺术割裂和对立，结果只能是扼杀了艺术自身。艺术的全部美好恰在同人的生命过程，同人类的生存活动息息相关，艺术家的全部工作无非是艰辛地，当然有时也是很孤单地寻找沟通世界的道路。无论是亲善还是敌对，无论是热情还是冷漠，也无论是庸俗还是清高，他所构筑的一切都仍然是以社会为对象的。尽管有许多骄傲的小公鸡一再声明自己的不从众和不媚俗，但他们毕竟没有把自己本应孤芳自赏的杰作锁在自己的抽屉里。我从来不相信不理解也未曾见过有所谓纯而又纯的艺术。有提纯出来的蒸馏水，但没有提纯的艺术。所有的艺术作品，只要人们不是故意装聋作哑，绝不会追寻不到它的社会原因的。××先生的作品一度被认作是纯粹的小说（其所师承的沈从文亦然），但从那些近代乡村、小镇、寺庙、边城的纯净描绘中，谁能看不出作家的社会理想和对其所处现实的不满意来呢？
你说到了凡·高的颜色。但颜色在凡·高那里并不是艺术的唯一目的，只是凡·高之成为凡·高的艺术特征。鲜明疯狂的线条和色彩所呈现的强烈的主观性，实源于其对上流趣味的对抗。你对凡·高的那一段议论是非常精彩的（尤其关于“调子”，这是许多平庸的作家永远领略不到的），但只能看做你对艺术的某一种理解，却不能说明凡·高艺术的本身。相比起来，同××的对话则很没有意思（××的悲天悯人更让人觉得作呕），两个并不深谙女权主义或者并不真正关心社会革命运动的局外人很隔膜地大谈所谓妇女问题，并且多少显出一种贵族的悠闲，给我的感觉实在不舒服。还是回到文学问题的时候显示了你的本色。但是很可惜，你关于性主题的意见却是我不能接受的。
性的原始本质无疑是繁殖。如果人类不是一开始就把性活动看成是一种文化行为的话，那么，当人类把性当作一种快乐追求和欣赏（所谓“性美说”）的时候，就肯定超出了本能而进入了文化的范畴。两个完全同社会隔绝的男女的性活动，既无人知晓也自然就无从进入审美（审美恐怕不能只认作是个人行为，因为有了主体和客体）。《××》不用说了，纵使到了《××》，还是将性同严重的社会氛围作了尖锐的对立。毫无疑问，性本身除了参与者的生理快感并无审美可言，倘没有情感、文化和社会现实的观照，便仅只是两个异性的生殖器的摩擦。如同陆文夫的《美食家》，如果不是将那位老饕作为一个社会形象来描述，那就只不过是写了一只舌头。很显然的，性及人的一切本欲只能是一块基石，而创作者们则只能是在这一块基石上构造起理性的建筑物（可能是宫殿也可能是茅屋）。
这“理性”是双重的，即包括了写作的主体与客体的理性。而理性，则纯粹是社会性的。“社会性”这个词被许多人所不以为然，因为它被使用得太滥太歪曲太糟蹋了，但它本身并没有过错。你在书中谈到的××的例子并不足以成为否定的论据。××写了政治与性的对立，将政治对人性的戕害归结于对性的压抑，这使他成功，也使他局限。使他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性解放主义者，而不能成为崇高的社会良心。使他的创作不可能有更广大更宏伟的历史内容。只要将××对人性自由的渴望与表达置于维克多雨果的人道精神面前，就立刻会显出泥丸在大山面前的渺小了。还有米兰昆德拉。我们目前看到的他的译本是再政治化不过的，但他本人却最憎恶别人提起他小说的政治部分，这也很可以作为我们理解政治与小说关系的佐证。
“诗言志”和“文以载道”正是中国文学的物质之一。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并不是要把“志”与“道”当作包袱从文学身上抛弃掉。相反，应该抛弃的只是传统的“志”与“道”的狭隘本质，而使之具有更广大更深刻的意义。我们所表现的社会， 应该是由我们自己所领悟所认识的——整个的人文生态。 我们所“为”的人生，应该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而不是由别人规定的人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作为个人同社会的分离。独立个性（包括个人品格与艺术特征）与科学理性最终同社会进步达成的默契和一致，我以为这正是小说的“大道”。离开这样的大道，则必然是小道。尽管“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孔子语），但在孔子的时代，文学不过是对民间传闻，市井轶事的搜集，是一种类似情报工作的活动，而我们对当代乃至未来文学的期望，则是思想与艺术的巨人。
似乎是××的（我弄得不太清楚）一位评论家一直在鼓吹所谓的“消去意义”、“零度情感”之类，此论除了标新立异以引起注意之外，本身并无任何革命性或建设性意义。其所引为论据的作家作品其实并不能坐实他的观点。不客气地说，倘那些被他标榜的作家真的以此沾沾自喜，并真的想循了他的“启示”走下去，结果我看是很悲惨的。事实上，已出现的这一类作品中思想和情感的冷漠，已不仅造成了阅读的乏闷，也使人怀疑作者本人为冷血动物而难以亲近。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自不无存在的价值，但寿命的不长，怕也不是武断之论。
最后我还想以你的《××》来强调一下小说的意义。这小说是受了许多赞赏的，你在书里也颇多得意之态。各种的评论我没有认真看过。我之所以喜欢这小说，是因为我觉得它很充分地体现了我上面所说的“小说的意义”的意思。记得发表之初，江西的几位作者谈论这小说，我的意见是“高度的具体同高度的抽象的统一”。还记得当时我给你写过信，把这意思说给了你的。作为故事即具体的描述，它是极形下的，却因此有了极广大丰富的形上内容。前此在××，你说到××先生关于许多人的小说写得太实，缺乏形上的丰富，其对小说形上内容的强调我以为是非常正确的，这即是我所说的“小说的意义”。我唯一有些不同的看法是他对“实”的看法。其实在小说中“形上”不是能用语言文字直接表达的。恰恰应该经过“形下”来传递。小说或者说故事就是写吃、喝、拉、撒、睡、性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社会生活史的，但是传递的是这些行为发生的意义。类似佛教的“苦”与“谛”：“形下”是“苦”，“形上”是“谛”。
三、典型性、艺术特征及其他
典型、风格、特征等等被用得很俗气、很滥、很脏，就像一块旧抹布。但抹布是不能少的，抛弃了一块，还得找一块来代替。代替旧抹布的抹布还是抹布，本质没有任何变化。应当承认，这些年文论界做了许多引进的工作，移植和借用了若干自然科学的概念或者直接抄袭若干西方“文本”（这里也时髦地抄袭一个新词。其实据我所知，对西方来说，这类“文本”也并不是唯一的“文本”）。问题并不在西方“文本”的本身（有很多新论是很有价值的，最近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最新西方文论选》你看了没有），而在于我们这些才子的生吞活剥。用一些新的语汇来代替陈词滥调，应该不是坏事。问题在于，真的革新，当在于扩大和深化原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倘做不到，则此革新只能是失败的。这是题外话，还是回到小说上来。
有一个事实我想谁也不会否认的，即古往今来，真正说得上伟大的作品，都无不具有典型，风格、特征上的优越性。离开理论的繁琐演绎，完全站在小说作者的立场看典型性，我想无不具备以下三方面的条件：重大事件，重大人物，包含重大历史内容。三个条件至少具备一个以上，也有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的（当然前两个条件不能用于反证）。三个条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条件。很多名著写的是普通人，普通事，但反映了一整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或一整代人的主导情绪。阿Q身上背负了一个民族的几千年的精神传承；堂吉诃德就是整个欧洲一个时代的挽歌；《巴黎圣母院》、《海上劳工》、《悲惨世界》写的都是下层人，却表现了人类对命运无可逃脱的宗教、自然、社会这终极牢笼的叩问。《××》正是在这意义上得到广泛肯定。其中人物说不上深刻，但一代知青的失落情绪却是被你鲜明地把握并非常深刻自然，因而非常艺术化地表现出来了。相形之下，我则很为《××》、《××》惋惜。写得很流畅，也很有“调子”，但其中包含的历史内容却是太单薄了。
作为作家，你真挚而执著，但对自己创作倾向的肯定和强调，却常常使你难免陷入绝对化，或者用一句套话说是“形而上学”。在你的这本书中，这类例子比比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作家的可爱之处，却并不等于这就是正确的）。比如关于“风格”，“特征”。一个人的任何风格与特征是自然形成的，你追求与不追求，它都将形成，它是自在的。的确有侵略者，但被侵略并不意味着被侵略者的没有价值。你认识到《红楼梦》“不可期望有第二部”，但你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红》之后对它的狗尾续貂之作和模仿之作以及语言、人物、结构的抄袭之作等等种种侵略，简直浩若烟海。（最近读了××的《××》我简直觉得是读了一篇“文革”时的作品）。此外关于幸运光明的代代微弱，关于“城市无故事”，关于大陆台湾语言相异等等，见解很独到，思路也很新鲜，很能启发人，但我却很难全部的接受。信已经写得很长了，这些留待以后再讨论吧。这里就台湾语言讲几句。你在文中所举的那位台湾作家的小说语言，我以为其实是一种死亡的语言，毫无语言活力可言。语言的发展如果只是从语言本身来演绎，结果必然是语言的死亡，至少是文学语言的死亡。语言是用嘴说的，而不是用字典说的。这一点大陆作家其实是很优越的，不知你为何反而有相形见绌之感。那位先生小说同你的小说其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也可能我偏激了些。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我觉得一些港台作家——即便是暴发户，总也摆脱不了殖民地和小岛意识。到目前为止，我最欣赏的一位台湾作家是白先勇。他写的辉煌人生的末路苍凉、宿命感是这样的真切而深刻，唯他才有这样毫不做作的手笔。
最后还要说一句，你这本书我最喜欢的一篇是《××》。作家之间的差异，其实只在“见性”与“不见性”之间，我稀里哗啦地写了这么一通，其实都是神秀之举，想要廓清迷妄，本身也就是迷妄。
不知不觉写了这么多，一定让你生烦了。有些地方也许有些苛刻，更多的也许是理解不准确发生的错误，反正是把我想到的话一股脑都交给你了，我想你都可以理解的，至于苛刻，我想在你更不会成为问题，望之过殷，求之才切吧。平时在这边，除了看书，也就是独自瞎想。算是宣泄一回了吧。得谢谢你有耐心看完。
附注：这是我多年前给一位同行朋友的信，匆忙写来，随意性很大。手边没有资料，错讹颇多。加之识见有限，浅陋及贻笑大方更是在所难免。这些年写作及学习亦迄无长进，做学问只能是一句空话，也就任其保持原貌吧。因未征求友人意见，姑将其中涉及的部分当代作家姓名及作品题目隐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