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夫子起先并不走运，《史记》上说：“孔子明王道，于七十余君，莫能用。”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夫子才神气起来。历经各代封建王朝的提倡尊崇，孔子被封为“道冠古今”的“大成至圣”和“德配天地”的“万世师表”。儒学作为官方哲学而经久不衰。孔夫子作为人间楷模和神圣偶像而备受崇拜。孔子之后，儒家学说历代相传，硕学大儒，绳绳相继。以孔门弟子自命，对儒学经典的阐发者、宏扬者林林总总。
孔夫子趾高气扬了差不多两千年，到了近代，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终于动摇。西学东来，首先冲击的就是这尊法定圣人偶像。“五四”运动更是凌厉明白地提出“打倒孔家店”，视孔夫子为千年封建思想文化荼毒的罪魁祸首。此后，尽管尊孔复古仍不乏其人，且不乏有权力有权威的人，但孔夫子的八面威风却断难恢复。
时至今日，中国的革新大潮涌起，中国进入文化转变期。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革不断向深层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兴起了“文化热”。一个文化运动或重视研究文化的思潮的兴起，必然包含有对自我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再估价的内容。于是，孔夫子很自然地又成为一个瞩目的讨论对象。
本文的意图，是立足于当代文学创作及其批评的实际，对孔子文艺观做一些肤浅的探讨。当代文学中那些长期以来被视为“正统”、“主流”的部分，又一次面临西方文化和国内新批评思潮的严重挑战，它迫使人们不能不对传统艺术及其观念进行认真的历史反思。
二
孔子处于“春秋乱世”。奴隶制趋于解体，封建制开始形成，新旧交替，方生未死，孔子的文艺思想，是在这个社会变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孔子有伤于民若陷泥堕火的现实，希望凤鸟至，河图出（《论语〈下略〉子罕》），出现唐尧虞舜夏禹那样的大同世界，为此他周游列国，奔走呼号。
孔子疾恨世间无道，感叹：“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在他理想的有“道”的世界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治长》）。
孔子提倡诚信好学，与天下为善，反对与世俗同流合污。“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邦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
孔子不满夏末、殷商、周朝以及诸侯列国的“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世袭制度、攻击那些无德无才无术的世袭执政者的荒淫暴虐，说他们的“苛政猛于虎”。针对这种弊害，提出“学而优则仕”，主张有学问、有识见、有才能的正直之士管理天下。孔子之后很多年，自隋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尽管有无穷弊害，但在最初却反映了某种公正。以至黑格尔称赞中国的科举制优于西方的贵族世袭制。
孔子的学生阳货主张“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弑之”。这个思想，孔子也是同意的。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公山弗扰跟阳货在费邑反叛季氏，召孔子去，老夫子也打算去，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颇有“乱党”的嫌疑。
孔子的人生哲学和政治主张，决定了他对文艺的见解。在他那个时代，无论是诗歌理论或是诗歌创作，都在继承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赋诗言志”早在春秋中期亦即孔子出生前百余年就见于记载了。诗歌创作，特别是民众编唱的歌谣，到周代更是盛况空前。《诗经》以其创作实践处处体现“诗言志”，立于道德，辅拂时政，怨刺积弊，男女相爱等到处可见。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孔子，不可能不受到这种“诗教”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一些重要的理论主张。
三
应当说，孔子的思想不是哲学，而是伦理道德学说。如果一定要称作哲学，那也不是古代西方哲学那种对自然的抽象思辨为中心的“智者哲学”，而是从伦理道德问题上来探讨研究治理社会的“贤人哲学”。孔子建立的是“仁学”，即以人的道德概念为中心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他所注意的头等问题是道德问题。倡导从“仁”出发培养道德情感。使人的思想行为符合“礼”的要求，以适应社会的规范。“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形成对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是说，以“道”为志向，“德”为基准，“仁”为依据，“诗艺”为宣传工具，以《诗》激发志气，按照《礼》的规范树立德操，以音乐陶冶性情。这些，便是孔子文艺思想的核心。
孔子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由家而至国，由“亲亲”而至“尊尊”，由家内之化而至社会纲常，在孔子那里是联成一体的。居首位的政治同居次位的“文”是不可以分开的。这里的“文”当是指六艺而言。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精通反映和论述政治的六艺，由此精通和掌握先王典法，也就有了为政的雅正之言了。诗、礼、乐之于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即乐章，乐随礼行，既学诗礼，乐以成性，融和一统，完成政治事业。孔子在对学生讲述“为政”的问题时着重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这代表了孔子对《诗》的全部内容的看法和概括。诗可以帮助政治纳入“正”轨，杜绝“邪”，这是孔子诗艺的总的观点。
“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孔子此说，对诗要反映现实，要为政治服务，诗有社会功能等问题，阐述得非常明确。《诗》反映了社会生活，可以使人受到启发，感发意志；《诗》是诸国风俗盛衰的反映，可以使人考见得失，观古知今；《诗》有如切如磋的内容，可以使人善于群居相处；《诗》有君政不善的讽喻，可以使人明怨刺，知政事；学诗可以用来“事父”和“事君”；学诗还有增加动植物学知识的作用。由此，相戒之道，父母之理，君臣之法，诸般政治内容和人生事理，都在其中，可说是无所不能了。
孔子曾经这样教训他的儿子：“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二南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被称作正国风，居十五国风之始。它们首论夫妇之道：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既是颂扬文王及后妃夫人之德，也就能教育国人助其君子，至于嘉瑞，故为“五教之端也”、“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学诗若不能为现实政治服务，也就一无用处。从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出发，孔子全面地强烈地提出了修身立人的主张，反复地备极其详地阐述了对“仁人”、“有德者”的要求和标准，甚至非常极端地提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把一个人的思想品德对其言行的影响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以人为中心的运思趋向，一切思想理论都以政治伦理为始点的思维方式，形成中国文学对封建政治紧密联系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文艺家们一开始就把眼睛盯着现实的人生，重点放在人情上，重视伦理道德，重视世道人心。孔子正是在这里作了开创性的建树，奠定了中国文艺理论现实主义的传统。
四
“仁”是孔子全部思想的基础。“仁”就是“相人偶”，“二人” 为 “仁”，“仁”是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孔子的文艺批评标准也同样是以“仁”为道德核心的价值观念。他说：“里仁为美”（《里仁》）。这是他美学思想的核心。
善与美相区别。“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这里，孔子一方面把美学批评同道德观念的价值评价紧密结合，同时又明确地把艺术形式美与艺术内容的善加以了区别。
孔子是最早强调艺术的善的。他听到《韶》乐以后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而《武》乐因为歌颂了周武王暴力夺取政权的武功，与“仁”相悖，就只能说它是“尽美”而“未尽善”了。他非常严厉地说要“放郑声”，因为“郑声淫”，也就是不善。他以思想内容的善作为艺术评价的首要标准。而与此同时，又是他最早指出了艺术形式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在分析《韶》乐和《武》乐时，他将其中的一个方面归之为“善”或“尽善”（思想内容），另一个方面归之为“美”或“尽美”（声音、音调、节奏等）。这就把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分成了两部分，然后给以不同的评价。他已经感觉到了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差异性。在他之前，美与善往往是不加区别的。《国语晋语》中说“彼将恶始而美终”，“美”与“恶”对比，“美”等于“善”，属于道德范畴。孔子将这两个属于道德范畴的概念分开，赋予不同的内涵，用它们表示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不同造诣，创造性地将善与美的概念引进艺术领域，提出了“尽善尽美”的最高艺术标准。成为后世“真、善、美”观念的滥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