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的一天， 我带着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外省乡镇人的胆怯和拘谨，走进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来领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确有一种做梦的感觉。这是我第二次到北京来。第一次是在1967年深冬。我所在的农场两派斗得厉害。我因为是逍遥派，有了中立的色彩，就被派出来外调。路过北京，没有足够的钱住旅舍，就在不供暖的北京车站的水泥地上睡了一晚上，身子下面只垫了一张报纸。早上醒来，脚背像发酵的面团似的冻出了鞋口。那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会像现在这样再来北京。
我没有所谓踩着“红地毯”的志满意得，更多的倒是疑惧惶恐。建筑物空旷如苍穹。我尽力保持镇定，找到自己的座位呆呆地坐下。身边有一个人忽然微微倾过身体，轻轻地问我：
“你从江西来？”
我“嗯”了一声，瞥见了桌上她的名字：“茹志鹃”。立刻一阵从头到脚的紧张。我是在中学的课本上读到这个名字的，那么神圣！但茹志鹃的样子，却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见到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年妇女的样子。她马上就谈到她的一个爱好文学的女儿：“你们要上文讲所的，是吗？我女儿也去，她叫王安忆。”
因为慌张，我不能确信我当时听清了或是记住了这个名字。
二
见到王安忆，是大约一个月后的事情。
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作协为培养写作人，开办了文学讲习所，据说负责人是丁玲。办了几期，出来了“丁陈反党集团”。丁玲倒了霉，文讲所也完了。“文革”结束，许多人呼吁恢复文讲所，以免文坛青黄不接。这呼吁得到了接受。许多当时的文坛新星由此从四面八方聚到了一起。其中的大多数人在读者中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也有几个像我这样刚发了一个或两个短篇的人。其中我想应该有王安忆。她填的个人格表里，发表作品一栏只填了一篇“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儿童文学。她自己也是做儿童文学编辑的。散步的时候，我偶然听到议论，王安忆是受了照顾的，因为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而且巴金也为她说了话。似乎有一点不入流的意思。这倒使我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我当时只是很艰难地发了一个短篇，就这样挤到了一群声名显赫的人中间，心虚得很，像是混进来的。分了组，又分座位的时候，我走到王安忆早已端坐的那张桌子边，在她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来。她选的那个位置很靠前（第二排），显见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我选择跟她同位，则主要是因为那可以使我多一些自信。
我向来刻板，又大约有些洁癖，走到什么地方都希望那里整整齐齐，一尘不染。这是我缺少灵气的一个突出证明，却也许给了王安忆一个好的印象，以至淡化了因为生疏和性别差异难免形成的隔膜。这使我们上课的时候很轻松。
尽管已经虚弱得可以，但在骨子里，我却是个有卖弄的劣根性的人。又没有什么可以卖弄，便弄些老掉牙的古诗词去扰乱王安忆的听课。因为懒，我自己是从不做日记、笔记的。而王安忆的笔记却记得很仔细，使我想起略萨的小说里的一句话：恨不得把教师的喷嚏也记下来。这更使我觉得自己有资格做她的教师。我常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告诉她这一段那一段“值得记”，目的只在否定她什么都记的认真，同时表现自己的高她一筹。但诗词我却背她不过。她晓得的比我多得多，且都滚瓜烂熟。我却是捉襟见肘的。便改了教她写字。我觉得她写的字不如我，这是可以肯定的。
王安忆很快就让我知道，字写得怎样，跟一个作家是否成功，完全没有关系。
开学不久，省里开文代会，我回了一趟家。在单位的资料室，我读到王安忆的《雨，沙沙沙》。读完之后，我实实在在地呆了（事隔了将近廿年，今天回忆起来，仍像是昨天读过：一个女孩，在下雨的深夜，错过了末班车，正踌躇着，有一把雨伞无声地移来，然后在橙色的路灯光茫照耀的雨中被护送回家，然后那个人和那把伞又无声地走了。那么悠长的温暖和惆怅）。我这才发现，我在对王安忆的认识上，犯了一个怎样的错误。王安忆早已达到和将要达到的高度，是我永远不可企及的。我的浅薄和轻率，使我显得怎样的可笑（好几年之后，我在江西的一个边远小城的书摊上，读到王安忆在写我的文章中有关文讲所种种的文字，脸也不由得腾地烧得厉害。仿佛是一桩私下的丑行被公开检举出来。在王安忆，自然是满怀善意的。而在我，却是羞愧有加、无地自容）。
回文讲所，一见到王安忆，我就说了读《雨，沙沙沙》的心得。说完头两句，我马上就意识到我的口气仍没有改过来──我的话听起来像是居高临下的赏识。赶紧又明白无误地说：这样的小说我写不出来。这样说话有些唐突，不自然。但王安忆则平淡地笑笑。
王安忆的性格中最可贵的就是不做作──这本来是许多女性、尤其是成功女性竭力想摆脱却怎么也摆脱不掉的天性。她已经洞察了我的窘迫，相信我说的是实话。但是我现有的认识对她而言是远不充分的。《雨，沙沙沙》仅仅是显露了她的才华的一点点端倪，那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这件事给了我极其深刻的教训。从此我真正明白什么叫做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真正明白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自以为是，不可以成为一个怎样了不得的人物，却也至少不要成为一个小丑。
但同时我忽然觉得孤单，有了恐慌。很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写不出。我开始考虑该不该在这地方混下去。王安忆后来打趣我吃瓜子把灵感吃没了。而其实我却是因为没有灵感才穷极无聊地去嚼那些谁也不要嚼的东西的。
王安忆开始为我担心。她在文讲所资料室看了我新发的一、二个短篇，对我说，你还是该写《小镇上的将军》那样的；哪张报上登了一则关于我的评论，都是好话，她问我：你觉得好吗？
她是认真的。我一点值得得意的地方都没有。
所幸的是我的惰性。每遇困厄，我总能找到躲避的地方。妻子寄了刚满周岁的儿子的照片来。我想，这应该是我无可争议的一个成功。就向最接近的几个朋友展示。此后好几天的散步，我都沉浸在关于儿子的话题里。儿子出生的时候，外公给他起了个单名“炀”，就是火很旺。外公是读书人，起名字总归有讲究的，我没有异议。而且，“炀”是隋炀帝的“炀”，此人是风流天子，我也希望儿子能有快乐的一生。而我母亲却不放心，悄悄地去找了算命先生。然后又赶紧写了信到我住的小镇来，说儿子命中缺水，火旺了更不得了了。我父亲又接着来信，说他想了个名，叫“洛川”，就是洛水，暗喻了鲤鱼跳龙门在里面。同时也就把火旺改成了水旺。且陈氏的祖脉也在河南。但我嫌那传说太俗气，便留了“川”字。“川”者，三水并行，还不大么。就定了。
王安忆却断然说：川字不好。一个人把眉头皱起来，就成了“川”，那是苦相。
我当晚就给妻子去信，让她赶紧去派出所把“川”字改掉。（十几年后儿子要上大学了，我首先想到的是给王安忆去个电话，问她在上海的大学有没有熟人，招生的时候不要忽略了我的儿子。王安忆真的去找了人，又来电话，很急切。儿子后来却考进了别的城市，辜负王安忆白忙了一场）。因为家事，我们想起王安忆还没有结婚。就有朋友建议她到文讲所举行婚礼。届时有如许著名作家参加，蔚为大观，堪称盛典。
当时我们几个人是站在北京前三门的大街上，大都市华灯初放，车流如涌。我在心里是反对这个建议的。我觉得，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跟有没有人，有什么人到场一点没有关系。实不必沾什么贵人、大典之类的光。我自己就是在小镇说到省城的家里去办事、到了省城又说在小镇办了事、两头蒙过完事的。当然，我同我的妻子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小人物也总有小人物的自足。我静静地看着王安忆，想象着她可能的反应。
王安忆说：“不会的，我要回去结婚，还要去他的老家。”
色彩斑斓的灯光在王安忆脸上闪烁，照出她一脸的严肃。我很想叫一声好。我想，只要这样一句话，一个女人就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人。
三
文讲所不到半年的日子很快就到头了。散的时候似乎有些兵荒马乱。我同屋的北京作家瞿小伟每天领着我抓紧时间逛皇城。在北京住了将近半年，我连故宫还没有去过。王安忆什么时候走的，怎样走的，我一点不知道。这使我事后很难过。看看鸟兽散后已显空荡的屋子，心里起了一种类似悲伤的惆怅。此后，我要回到没有可以信赖、可以求教的挚友的寂寞中去了。这寂寞由于一度的短暂的不寂寞而更显难于忍受。
从文讲所出来，许多人如日中天。一部一部的作品让文坛一阵一阵激动不已。王安忆更是用一次又一次轰然的爆炸，让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目瞪口呆。一些人先前对她的疑虑，转成嫉妒，终至于不服气不行。那正是文学如火如荼的年头。我也正好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地卷在这潮流里，跟着得了便宜。回到小镇不久，就被错爱调到省城，交代我的是“专写小说”。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灾难性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