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潜 故 里
陶渊明纪念馆建馆二十年，主事者为纪念活动征集墨迹，我写了“归真”二字。这两个字放在一块做一个词用，见于《正法眼藏》。禅宗的所谓“正法眼藏”是指全体佛法（正法）而言的。但我用这个词，根据的是《国策齐策》里的“归真返朴”的意思，也就是去其外饰，还其本真。
二十年前，我有幸在陶渊明故里参与过文物的挖掘、搜集、整理工作，由此开始了对这位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同乡大诗人的神往。
因为不学无术，我对陶渊明的认识更多的只是凭印象。在我的印象中，因为贫穷，因为没有社会地位，有关陶渊明的生平，除了他自己不算太多的传世文字，见诸其他社会历史文献的记载很少。
陶渊明死后十四年出生的沈约在《宋书列传隐逸》里列上了陶渊明，说他“曾祖侃，晋大司马”。除此，关于他的家世再无一言，真是惜墨如金。在这里，陶渊明显然是沾了做过大司马的曾祖陶侃的光。
陶渊明生前诗友颜延之写过《靖节徵士诔》，自然是感慨多于史料。
昭明太子肖统的《陶渊明传》，所依据的材料主要仍是陶渊明本人的夫子自道：
“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
但那“实录”录的其实是精神情状，关于他本人的履历，仍是语焉不详。别人除了从中知道他的“宅边有五柳树”，并“因以为号焉”；知道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知道他“好读书，不求甚解”；知道他“性嗜酒”，“期在必醉”；知道他的家“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知道他总是“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知道他“常著文章自娱”，“以此自终”，之外，则不知他是“何许人也”，闹不好是上古时候的老百姓：“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陶渊明显然不指望有谁会给他写悼词，也就不必留下写悼词的材料。
陶渊明是清高了，却给要靠他吃饭的后人留下了许多不便和麻烦。
我在一条很深长的山垄里看到的陶渊明“故里”，有一幢很破旧的据说是清朝末年的建筑，格式同当地的大户民居无异。前后两进，两进之间有一条窄巷，因为是“陶靖节祠”，故名“柳巷”。从屋后向山上走几十步，便是陶渊明墓。它的形制和所用的砖石都自觉地表明着那不过是后人的寄托。仅凭这些，显然无法为生前的陶渊明提供任何有意义的佐证。
正因此，关于陶渊明故里，学者们歧义颇多，一直争论不休。就我所见，至少有江西九江、星子、宜丰三说，其中九江、星子二说中又至少有六种说法。
类似的官司还有的是。比如陶渊明的生年，我就在正式出版物看到不同的三种说法。
至于“桃花源”就更多。
毛泽东的庐山诗里有“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的句子，显然指桃花源的出处就在庐山一带。这在情理上是符合的。以陶渊明那样贫困的一个有文化的老农民，即便有雅兴旅游，能走多远？喝醉了酒，兴之所至，跌跌撞撞地在附近山垄转悠，所谓“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忽发奇想，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近年，庐山下面的星子县有关部门居然真的在县境内找到一处“先世避秦世乱”的“康王谷”，其中的山林溪流村舍，酷似《桃花源记》的描写。因而在交通要道俨然矗起高大的桃花源牌坊，两边的楹联用的就是毛泽东的那两句诗。
而江西的邻省湖南，不仅有桃园县，还真有像模像样的“桃花源”。某年，参加湖南文艺出版社办的笔会路过那儿，不由一愣。
之后又听说，安徽与江西接壤的什么地方又发现了一个“桃花源”。想想，一过彭泽就是安徽地界，当年的彭泽令在不得意的公务之余散心逾出了现今的省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类似的公案自然永远不会有了断的时候。“桃花源”本来就是一个乌托邦，后人也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甚至也不在山水，而在山水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认真了，就不免迂阔。
但陶渊明只有一个，其本来的生存状况也只有一种。遗憾的是人们却不得不靠想象来臆测。
这就难得确凿。
我在鲁迅关于陶渊明的文字里，就看到两种不同的描绘。
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鲁迅写道：
“……他非常之穷……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脚穿上了……”
在后来的《隐士》里，鲁迅写道：
“……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伺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边饿死了。”
这两段话，哪一段更可信呢？
我倾向于相信前一段。
要尽可能接近真实地想象一个古人，我觉得还是以他本人的记录为依据比较可靠。
我在陶渊明的诗文里看到的“他有奴子”的依据，是《归去来辞》里“童仆欢迎”一句。这“童仆”是否就是“奴子”，不知有没有确切的考证。但陶渊明诗文里其他关于他的生存状态的描写应该是无须考证的。
他明明白白地写过自己的劳动：“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很难说这是个坐享其成的人；
他明明白白地写过自己的乡居生活：“……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活脱脱一个老村夫；
他明明白白地写过自己的《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不过是比乞丐多一点羞惭；
就是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陶渊明对自己的贫穷困窘的陈述也原是再明白不过的：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万不得已，才去做了一个小官：“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没有几天，就觉得为了混口饭吃逼着自己做违背意志的事，实在太痛苦了（“违己交病”）。便找了个理由，一走了之。从上任到“自免去职”，前后才“八十余日”。
显然，这样讨论下去，是不会有什么公认的结果的。大家不过是在猜一个没有人会给出谜底的谜。不过有一点我想是可以肯定的，陶老先生的日子就是好，也决好不到哪里去。一个“质性自然”，不肯“矫励”、也就是常说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跟主流社会离得那么远的倔老头，没有挨整就是万幸了，当然也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恩宠。死了，只有朋友给一个私谥。
对于陶渊明，这样一个结果似乎不太公平。但对于中国文学，却是一种幸事。
陶渊明先生如果不亦乐乎地当代表，当委员，当评委，当客座教授，当不上就上蹿下跳，死乞白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社会也不亦乐乎地请他上报、上广播、上电视、上主席台，任其眉飞色舞、唾沫四溅地从经国谋略说到厕所装修，以至于面目可憎到让人连媒体也一并嫌恶起来，我们也许就读不到那些“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诗文，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认识的陶渊明。金元时期的大诗人元好问甚至为此感谢晋朝社会对陶渊明的无知或冷遇，说是“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后人来说，尤其是对步了陶渊明的后尘也操了文学营生的后人来说，弄清陶渊明吃喝拉撒睡的光景如何是无所谓的事，有所谓的事是怎样看待陶渊明的精神遗产。
在陶渊明故里，像所有名人故里一样，很自然地有许多关于他的故事流传。在那些故事里，陶渊明是一个成天昏昏然的酒徒，人们甚至还记得他每次都会在哪块石头上醉卧——人们将那块荣幸的石头名之曰“渊明醉石”，并以它为主题建了“醉石度假村”。稍稍清醒的时候，陶渊明便在几十里外的东林寺跟慧远老和尚谈佛论诗。说是两个人好得不得了，每次陶渊明离去，慧远都要送出重重山门——东林寺是当时南国唯一佛教圣地，僧众有数千之多，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寺庙群，夜里小沙弥是要骑着马关山门的——还不尽意，还要送过山溪。以至山上护法的老虎不得不叫起来加以制止。于是有了今天的虎溪桥。
所有这些，无疑都是民间杜撰。既是杜撰，就未必必须合乎情理。我也曾是酒徒。一旦大醉，眼一黑，脚一软，泥里水里倒头便睡，哪里还有功夫认准一块石头高卧。至于慧远和尚，他四十七岁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才十六岁；陶渊明四十一岁辞官回家的时候，慧远已七十二岁。附近有如此一座名重朝野的寺庙，有如此一位德劭望重的高僧，陶渊明去寻访是很自然的。但陶渊明的炒热是唐宋时候的事，当时的一代宗教领袖跟一个不入世流也并没有被捧成明星的穷诗人会不会有那样的忘年交，恐怕更大的可能是后人的一种愿望。
这类故事不管说得怎样神乎其神，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突出了陶渊明作为一个隐士的隐逸特征：逍遥自在，落拓不拘，超凡脱俗，无牵无挂。
这跟认真严肃的学者的看法不无差距。
鲁迅认为真的“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隐君子”“世间是不会知道的”，而有了“隐士”美名的人有时不免被人“当作笑柄”。他的看不起隐士是显见的。但他对陶渊明却高抬贵手。他一面认同“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面又指出“陶潜因为并非浑身都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在那样一种矛盾尖锐、冲突激烈的社会历史环境下面，鲁迅是很不以所谓“静穆”为意的。他为白莽的《孩儿塔》作的序在一连串激情澎湃的形容之后，严正地说：“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而陶渊明的诗显然同样也不属于白莽所属于的那个“别一世界”，“圆熟简练，静穆幽远”恰恰是陶渊明所开创的诗风。好在他“并非浑身都是静穆”，要不，差一点“伟大”不了。
然而，鲁迅在实际上并没有贬低过陶渊明的静穆。他很赞赏地说过：
“……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还是‘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这是何等自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在这篇并非专门研究陶渊明的讲稿里用一再地强调明白而准确地给了陶渊明一个定位：自然。
同时也就在无意中给了陶渊明的崇尚者一个难以达成的人生命题：自然。
当然，“有钱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做‘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很容易，却不合陶渊明的“高致”。与这可笑相比而成为可恶的是，一些恨不得天下风光占尽的利禄之徒，却总喜欢请人书了“岫云”、“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之类挂在客厅里。
所以可笑和可恶，就因为：不自然。
自然是静穆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自然也是激动的：“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自然是健全的生命活力。
自然是一种极度的简朴：“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自然也是一种极度的奢侈：“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
自然是内在精神的富有。
自然是一种选择：“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也是一种随意：“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自然是独立人格，是不在万丈红尘中迷失自己。
在物质主义高涨的生态中间，一个身心疲惫的人果真能复归本真，质朴自然，那不是一种勇气，不是一种牺牲，而实在是一种福气。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缘分”这个词。人与人，今人与古人，也是有缘分的。我少年下乡，恰好去了陶渊明终老所在的县。后来又有机会参与能够向先贤竭尽崇敬的工作。又由此而迷上了他的人格和诗文。因为业务需要偶尔翻一翻他老人家的作品，那些平淡爽朗的句子不必太用心就多少能记个大概。而对同样发生于江西、同样是千古绝唱的《滕王阁序》，多少年来，我无数次咬牙切齿地下决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怎么也念不下来，更莫说背了。念的时候，我总是很惊奇地在想：一个小小年纪的人，怎么会如此懂得阿谀奉承，又怎么会有那么多委屈心酸。多少有了些阅历之后，我才忽然发现，陶渊明和王勃根本就是两种人。倘若天假陶渊明以年，让他活到唐朝滕王阁落成的日子，即便受到“诚邀”，他大约也不会受宠若惊，诚惶诚恐，自然也不会躬逢其盛的。而假使时光能倒退二三百年，别说自愿，就是差人解着王勃到当年的柴桑栗里那样的广阔天地去练红心，那么躁动不宁却又敏感脆弱的一个才子会不会半路自杀都未必不是一个问题。
事情这就明白了：虽然都无疑是天才之作，但因为人不同，所以有了文章格调的不同。两相比较，如果不讲境界高下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这样说：《滕王阁序》对权力和富贵的艳羡和失落所体现的上流气味，造成了跟下层社会的心里距离——起码我是觉得很隔膜的；而平民诗人陶渊明，则首先就让我们感到了亲切。
在无数关于陶渊明的诗中，我很喜欢一位青年诗人的如下诗句：
“……
人人都知道，
那个丽日蓝天的上午，
你悠然面对南山采摘的菊花，
便是性灵和诗歌的本质。
……”
这也是我最想对自己也对同行友好说的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