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辈子可以支配的资源是有限的，例如时间，所以汉武帝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例如体力，60岁以后的体力不会比壮年时候的体力要好到哪里，例如财力，中国有超过微软财力的公司吗？没有，微软仍然以操作系统和周边软件为主，少见它参与房地产什么的，中国的公司动则涵盖房地产、饮食、娱乐等等各行各业，所以少有做大的。
为什么现在提倡“一生只做一件事”，这正体现“集中”的奥妙。
有位圣人人讲，伟大人物和平凡人物的区别很多，但最主要的区别可能就是一点，那就是做事的数量，伟大的人物一生只做一件事，而平凡的人物一生做了许多的事。伟大的人物用自己有限的一生做成了一件成功的事，平凡的人物也用自己有限的一生做了许多没有成功的事。其实，伟大人物和平凡人物一般来讲的能量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伟大的人物把自己的能量集中使用而已，平凡的人物却分散使用了自己的能量。
气功师和一般的人的不同就在于，气功师能够做到把自己的能量集中到一点上，当集中到一点的时候，就能用手指在砖头上钻洞。
唐三藏一生只做一件事，所以他取了真经，修得金身。袁隆平一生只做一件事，所以他成了杂交水稻之父。爱迪生一生只做一件事，所以成就了一位闻名世界的伟大发明家。华佗一生只做一件事，所以演义了一代神医，为世人代代传颂。毛泽东在指挥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能够打败蒋介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实行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策略。美国的比尔·盖茨在谈到他的成功经验时说：我不比别人聪明多少，我之所以能够走到其他人的前面，不过是我认准了一生只做一件事，而且把这件事做得更完美而已。
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只要认定一个目标坚持下去，腐朽也会变神奇。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世界上事物是无限的，用有限的生命去做无限的事，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只能是选择适合自己做的一件事，这样，才有可能把是做成功。
从20多岁入数学之门直到93岁去世，脑子像一架机器一样，一直为数学运算了70多年，在数学的王国里构建了瑰丽的大厦。正好如他自己所说，自己一生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数学。天下美妙的事件不多，数学就是这样美妙的事之一。他，就是数学大师陈省身。
陈省身对于数学具有天然的痴情，读中学时对于理化充满恐惧，每考数学则“必是王牌”的他似乎正是为数学而准备的。当然，这基于一个少年的天性，同样也基于一个数学天才的选择。当美国退还了庚子赔款的余额，用此款捐助的学子争相到美国读书时，陈省身却坚持认为读数学必须去德国。在汉堡开设嘉当·凯勒定理讨论班时，一开始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但因艰涩难懂，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就在那里他懂得了嘉当的魅力。甚至1937爆发的****战争都没有影响陈省身的数学方向。直到老年，陈省身依然痴迷于数学的王国，始终如一，孜孜一求，从无旁顾。他说，一个人一生中的时间是一个常数，应该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中国人浪费时间的事太多。我已经老了，本来数学是年轻人的事业，但我还想在前沿做数学，多做一点。直到他离开至纯至美的数学，手头的论文仍然是4个数学难题。
不错，中国人浪费时间的事太多。比如名呀利呀，还有更多的身份之物，还有更多的红红绿绿的诱惑，轰轰烈烈的作秀场。陈省身早在1943年，32岁的他因完成了高斯－博内公式的简单内蕴证明这一被誉为数学史上划时代的论文，后来被国际数学界尊为“微分几何之父”，可谓一鸣惊人。可是，名对他来说却仅仅是好玩儿的事情。2004年11月2日，国际小行星联合会小行星中心向世界公布，将中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1998CS2号小行星命名为“陈省身星”，以表彰他对全人类的卓越贡献。面对电视台的采访，老人只是说“得了荣誉，这个热闹热闹，看见几个有名的人也有意思，好玩。”并进一步解释说，“好玩就是，不怎么要紧”。老人甚至认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是一件幸事”。因为“这是一片安静的天地，没有大奖，也是一个平等的世界。”
老人认为，人生也是一样，你越是一个单纯的人，越容易成功。陈省身先生甚至一再说，人要简单。他谦逊地坦承，我不像别人那么多才多艺，所以选择问题时也就十分简单，不用过多分心。为了那份安静，他把自己的住所称为宁园，一般不参加别的活动，“只做我的数学”。他的客厅里没有一只沙发，只有很硬的椅子，是因为“坐在很软的沙发上，容易在一些无用的话题上聊很久”。这与居里夫人的客厅里，竟然没有多余的椅子一样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老人一生之所以能够摆脱名缠利索，能够在滚滚红尘中独避一方宁园，不仅保持了一个独立之身，更是恪守了一颗自由的灵性。陈省身说过，这个世界上，最要紧的就是自由。有了自由，你才能痴迷于自己的事业，你才能执著于自己的热爱，并在这种热爱中找到快乐，最终找到真理的大美。
美国的《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说过，“一个人的生活其实所需甚少，而按照所需向这个世界索取，不仅对我们置身的大自然有好处，而且对于我们的心灵有最大的好处。一切的症结都出于人类自身的愚蠢和贪婪上。人的一切最美好的创造无不来自简单和淳朴。”
人们只有渗透一切苦厄，把身外之物看淡，豁达潇洒，了无牵挂，无忧而有乐，才能战胜人生的弱点。一生咬定一个目标不放松，一生只挖一口井，一生只做一件事，黾勉苦辛，朝乾夕惕，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陈省身是如此，许多大师莫非如此。
处于一个世纪之交的变革时代，青年人要做什么样的准备？著名的经济学家樊纲在一本书中提到过一个名词叫“业余的中国”。大意是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浮躁，做事不叫“做”，叫“玩”，今天玩玩这个，明天玩玩那个，法律热门就都去考律师，会计好找工作就纷纷去学会计，日语吃香了就到处都能听到“沙由娜拉”什么的。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一切都是业余的。当然这些人也是很用功很好学的，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什么都想做的结果是什么都做不好，到头来就是一事无成。樊纲建议读书的时候选择一个好的专业认认真真地学点东西，打好基础，多学点安身立命的资本，不要着急去做什么事。毕业后可以有几年的选择期，可以赏试着做几份不同的工作，看看哪个最适合自己，然后选择其一沉下心来持之以恒地做下去。西方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的，他们经常是大学毕业后先去社会工作几年，在摸索和实践中再确立自己今后的方向，然后再上学读研究生主攻一个专业。但是这个选择过程不能太长，最好不要超过28岁。有些年轻人快到30岁了还频繁地跳槽，这山望着那山高，看起来似乎很潇洒，其实对自己的发展很不利。你必须有自己的“一技之长”，有别人无法取代你的地位，才会有安身立命的资本，才会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你都可以游刃有余地生活。
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一个团队，如果聚精会神集中只做一件事，做好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东也想做，西也想做，不能做到专一、专注、专心、专业，那么到头来，每个领域都可能只是个二流角色，弄不好还会沦入三流、末流。
当你总是在为自己没有成就找借口的同时，也好好想想，你是否把时间都分散到了很多无谓的事情上了！要记得，箭能穿靶，是因为它把力量都集中在了箭尖上！
6、学会“无为法”做事
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按照自然界的“无为”的规律办事。老子非常重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他的这一见解，恰好是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具体运用。他幻想着有所谓“圣人”能够依照客观规律，以无为的方式去化解矛盾，促进自然的改造和社会的发展。在这里，老子并非夸大了人的被动性，而是主张发挥人的创造性，像“圣人”那样，用无为的手段达到有为的目的。显然，在老子哲学中有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贡献自己的力量，去成就大众的事业的积极进取的因素。
“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顺应自然，不轻举妄动，在未认清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时，暂时不轻易去做。“无为之事”指“无事”状态，“不言之教”指无言的教益。
“无为”是老子思想中的重要命题，它对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既深且远，从皇帝到平民，从武夫到文士，从治国到用兵，从入仕到隐遁，从学富五车的骚人墨客到目不识丁的小贩村夫，或直接或间接都受它的影响。有人用它治国，有人用它治兵，现在又有人用它来治企业，人们在运用它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丰富它。因而，“无为”现在具有无数个层面的含意，这又造成了人们对它的误解和滥用，它不仅为政治家、外交家、企业家们提供了智慧；也为懒汉、游手好闲之徒和无所作为的可怜虫，提供了“无所事事”的借口。
老子生活在原始氏族社会崩溃不久的奴隶社会，原始氏族社会的习俗、风尚和传统，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还留有清晰的印象。从原始氏族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了极大的发展，但随着这种发展又出现了大量的罪恶、惊人的残酷和无所不在的虚伪，尾随这些东西而来的就是代表人类文明的法律、礼教、典章、制度。于是，一边是对仁义、道德、忠孝、礼义的推崇，一边是阴谋、奸诈、虚伪、凶暴的横行，原始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统一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谐消失了，盗贼四起，人欲横流。老子认为，人类企图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所从事的种种违反自然的人为活动，就是这一切罪恶现象的主要根源。消除罪恶的唯一办法是停止人们的胡作非为，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以“无为”代替“有为”，事事纯任自然，不要进行人为的干预，重新恢复那种自然的和谐统一状态。
自然的境界是老子所推崇的最高境界，而要达到自然之境就必做到他所说的“无为”，因为人为必定破坏了自然。不过，老子的“无为”并不是消极地无所作为，不是叫人们躺在沙发上什么都不干，或者把两手插在裤袋里四处闲荡，“无为”不是主张“不为”，恰恰相反，它反对的只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妄为，要求不以个人主观的欲望来破坏自然的发展，所以人们常把“自然”和“无为”连用，合称为“自然无为”。只有无为才有自然，同时无为本身也就是自然，因而，无为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既是一种生活态度又是一种人生境界。
用“无为”的态度去对待一切，处处顺应自然规律，辅助万物自身的发展，不勉强用人为的力量去干扰它，不背离自然规律去追求个人的目的，这样反而容易实现自己的目的，使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只要不进行人为的干扰、那就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
通过“无为”来实现“无不为”，用取消人的主观努力的办法来实现人的主观目的，这听起来荒唐极了，但正是在这看似荒唐的言辞后面，包含着丰富而又深刻的智慧。自然中一切事物的生长都是无目的无意识的，但结果又合乎某种目的；大自然并不有意识去追求什么，但却无形中达到了一切。水流花开，鹰飞鱼跃，这一切都是无意识的，然而又妙不可言；它们不想实现什么，但又样样都实现了。
“无为”这种消极的外表背后包蕴着积极的品格。中国历史上常被统治者运用的“无为而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以“无为”的领导方式，来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每一次社会的大动乱过后，统治者怕又引起社会的震荡，不敢再胡作非为了，就转而向老子请教，采取“无为而治”的方法治国。汉文帝和汉景帝父子就是以无为的方式，造成“文景之治”的。
春秋时晋国的赵襄子跟着王良学习驾驶车马。王良是当时名扬宇内的御手，他教赵襄子这位贵族大人哪敢不竭心尽力。他们一起先到野外驾马车，王良很快就把驾驶技术和盘倒给他。赵襄子为了逞能，一个人跑出去驾了几天，好像已经掌握了驾驶马车的本领，俨然就是个熟练的御手。
不久，赵襄子与王良举行一次驾驶马车的比赛。比赛一开始，赵襄子就落后了一大截，他以为是王良的马好些，要求与王良换马以后再比。王良笑了笑，把自己的马解下来套在他的马车上，比赛又重新进行。这次赵襄子反而落后得更远。他觉得王良换过来的马还不如自己先前的那匹，于是他又提出要求：把马再换回来。
王良又笑了笑，一声不吭地把刚才换过来的马又换回去。第二次换完马后比赛继续进行。这次赵襄子简直没法与王良比，王良驾着马像风一样奔去，而赵襄子的马时快时慢，时走时停，把他急出了一身汗。这匹马好像存心和他闹别扭，把他气得直喘粗气，报仇似地把马用鞭子狠抽了一顿，又要求与王良换马，他并没有认为是自己的技术有问题。
王良还是笑了笑，答应了他的要求。第四次换马后再赛，赵襄子更是慌了手脚，马越来越不听话，比赛实在无法再进行下去。
赵襄子是晋国的六卿之一，这次比赛中丢尽了面子，他自然十分恼火。问题明显不是出在马身上，而是自己的驾驶技术不到家，说不定是王良还留有几手绝招没有传授给他，想到这儿，他把怒气一古脑儿发在王良身上：“你教我驾驶马车时，还有些技巧没有传给我吧？”
王良连忙解释说：“我岂敢这样呢？技术倒是全部授给您了，在您面前我不敢也不想保留什么，只是您运用这些技术时有些偏差罢了。驾驶马车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使马的身子稳住车子，人的注意力与马的动作相协调，这样马才能跑得快，跑得远。驾车的人万不可老是干扰马的动作，一时要它这样，一时要它那样，马没有办法一个劲儿往前冲。您的问题正是出在这里。比赛时您落在后面就想赶上我，跑在前面又担心被我赶上，而驾着马车赛跑，不是冲在前面就是落在后面，无论是前是后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怎么可能去配合马的动作呢？驾马车比赛跑的是马而不是人，要让马去唱主角，人只能引导它而不可干扰它，您却恰恰相反，这怎么不落后呢？”
一个人应利用适当的时机办事，依靠客观条件立功，掌握万物的特性并从中获利，老子把这称为“不为而成”——自己不盲目去做，却能取得成功。
什么是圣人，圣人就是智者，说通俗点就是聪明人。聪明人的一大特征就是有所不为，知道趋吉避凶，有的事情一定去做，有的事情一定不做，有的事情可做可不做。
对于聪明人来说，做不做某事首先是建立在对该事的认知上，看清这件事的性质，掂量值不值得做，能不能做，能做到什么程度。
7、学会变化中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