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纳德在英国结识了一些进步作家，如福克斯、考德威尔、林德塞、汤普逊等，他们对他的政治和文艺观点起了良好的影响。三十年代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的时代。安纳德虽然定居在英国，但他与印度人民血肉相连，密切注视祖国发生的一切事件。他以文学为武器声援同胞们的正义斗争，接连写出了长篇小说《苦力》（1933）、《不可接触的贱民》（1935）和《两叶一芽》（1937），并且与国内进步作家普列姆昌德等一起组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的“印度进步作家协会”。
安纳德的小说创作开拓了印度文学的一个新天地。在他之前的印度大作家中，般吉姆的小说主要是写司各特式的历史传奇，泰戈尔的小说主要是写农村上层地主和城市中产阶级，萨拉特的小说主要是写小资产阶级，普列姆昌德的小说主要是写农民，现在轮到了安纳德，他的小说主要是写压在印度社会最低层的苦力和贱民。安纳德说：“这些主人公对我来说是亲切的，因为他们是我童年和青年时期所熟悉的真人的反映。……他们给过我许多启示和鼓舞，使我日益成熟，长大成人。”“他们是我的肉中之肉，血中之血。……我所做的，不过是一个作家在试图用他自身经历的生活现实去阐释真理时所做的事情罢了。”《苦力》是描写苦力孟奴的悲惨一生。孟奴是一个孤儿，十四岁就离开农村，在印度大小城市里流浪，当过仆人、搬运工、泡菜作坊和大纱厂的工人，还当过人力车夫，最后害肺痨病吐血死去。他从小就受到宿命论的毒害，以为自己的卑贱地位是“前生注定”的，但通过亲身的经历，并在先进人物的影响下，逐渐认识到“命运”是可以用斗争来改变的。《不可接触的贱民》通过一个清扫夫巴克哈一天的生活，反映了印度整个贱民阶层被奴役被迫害的非人生活，以及印度广大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为铲除不合理的种姓制度而展开的风起云涌的斗争。《两叶一芽》描写一个破产农民甘鼓听信苦力贩子的谎言，被骗到英国殖民者开设的茶园里做工。茶园里暗无天日，英国老板对茶工进行超经济的剥削，对茶工的反抗进行血腥镇压。甘鼓来到这里后，先是妻子患疟疾死去，然后是借钱过活，债台高筑。最后，英国副经理强奸甘鼓的女儿未遂，将甘鼓本人枪杀。安纳德的这三部长篇小说触犯了英帝国主义。当然，《苦力》和《不可接触的贱民》还只是委婉曲折地控诉英帝国主义，因为这两部小说中还没有英国人物登场，只是让读者感觉到英国殖民统治犹如一片恐怖的阴影笼罩在印度大地上。可是，在《两叶一芽》里，安纳德直接描写了英国庄园主，揭露了英国殖民者贪婪、淫荡、凶残的真面目。正如安纳德自己所说：“这本书非写不可，因为我要说的话，是从我在阿萨姆的一个种植园附近住了一个时候和访问了锡兰的那些日子起，就深深地藏在我的心里的。我见到了盛行于当地的灭绝人性的野蛮行为，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产生的殖民地人民的人性的沦丧。”结果，《苦力》和《不可接触的贱民》在印度被英国殖民当局禁止，而《两叶一芽》在英国和印度两地同时被禁。安纳德也因此成为“危险人物”，他每次回印度，都有特务在背后盯梢。
在安纳德写作《两叶一芽》的时候，他对西班牙正在发展的反法西斯斗争非常关切。一九三七年，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到西班牙去，写了许多充满激情的反法西斯政论。他在西班牙跟国际纵队的战士们结下了深厚情谊，而福克斯和考德威尔当时也在国际纵队作战。福克斯牺牲后，安纳德沉痛地写了一篇回忆录：《福克斯壮丽的一生和他在西班牙前线的英勇牺牲》。
此后，安纳德写了一组长篇三部曲：《村庄》（1939）、《越过黑水》（1940）和《剑与镰》（1942），叙述旁遮普一个青年农民勒鲁·辛格的故事，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印度农民的政治觉醒。另外，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伟大的心》（1945），反映了传统手工艺匠在资本主义工业排挤下的遭遇。
安纳德在二次大战后回到印度，定居在盂买。战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进入了高潮。在独立问题上，保守派准备接受自治领的地位，而民主派要求完全独立。安纳德坚决支持民主派，并指出印度从英国统治下获得解放之后，应该建立一个民主政权，改变现存的土地所有制，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他说：“我相信，印度独立的实现会把印度带上向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道路。”印度独立后，安纳德积极参加世界和平运动，曾于一九五三年荣获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国际和平奖金。
作为一个小说家，安纳德给人的总的印象是他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和强烈的现实感。他敢于正视现实，揭露社会最黑暗的一面。他的小说生动逼真，泥土气息浓厚。对于被压迫者的真挚同情和对于压迫者的切齿痛恨，都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富有感染力。他的小说不仅在印度国内拥有广大读者，而且在西方也很有影响。西方读者过去大都是通过到东方来猎奇的一些作家的作品了解印度的，而现在安纳德使他们看到了真正的印度。
安纳德的其他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七个夏天》（1951）、《一个印度王子的私生活》（1953）、《道路》（1960）、《晨容》（1969），短篇小说集《理发匠工会》（1944）、《拖拉机和谷物女神》（1947）、《金床上的沉思》（1953），儿童文学作品《印度的故事》、《人的故事》、《印度童话集》，论文集《为英雄主义辩护》、《向泰戈尔致敬》、《帝王的英语》等等。
尤若夫
尤若夫·阿蒂拉（1905～1937），匈牙利无产阶级诗歌奠基人。他出生在布达佩斯郊区的工人家庭。三岁时，在制皂厂当工人的父亲因家境穷困，被迫流浪海外，一去杳无音讯。姐弟三人的生活重担落在做洗衣工的母亲身上。悲惨的童年生活给诗人幼小的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只是在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一百三十三天期间，才给他带来短暂的欢乐，刚满十四岁的尤若夫满腔热情积极参加各种集会活动，还从不知姓名的一位同志手中接收过一件珍贵的礼物：列宁著的《国家与革命》。
尤若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勉强读完中学后，一九二四年考上塞格德大学文学系，因发表《以纯洁的心》一诗，遭到一位教授反对而很快被迫辍学。一九二五年秋，他先去维也纳，后到巴黎就学。一九二七年回国，又在布达佩斯大学读了一年，终因经济困窘而停学。
在国外学习时，他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回国后又参加了实际工人运动，使他的思想认识有了飞跃的发展。一九二八年底，诗人成了当时匈牙利共产党的成员。从此，他积极投身党领导的、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行列，用诗歌作为匕首，猛烈抨击统治者、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他以火一般的热诚，通过诗歌这一形式，讴歌无产阶级的未来和人类的解放。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贫病交迫的诗人死于铁轨之下。
尤若夫的诗歌创作是在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的二十年代开始的。以一九三○年前后为界限，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他是一位早熟的诗人，十七岁时出版了第一个诗集《美丽的乞丐》，一九二五年出版第二个诗集《不是我叫喊》，一九二九年出版第三个诗集《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这些前期诗歌的主要特点是具有极为鲜明的反抗性，表现出诗人的大无畏叛逆精神，形象地反映出广大工农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受到敲骨吸髓的盘剥和压榨的苦难生活。他在《穷人就是世界上最穷苦的人》一诗中写道：“即使上帝是一位文书，日日夜夜抄写不停，他的笔尖还是写不尽穷人要遭受多少苦难！”寥寥数语，描绘出资本主义世界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的真貌。
由于诗歌中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诗人同社会当局发生过多次正面冲突。他的诗《以纯洁的心》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叛逆者克里斯托什》被以亵渎上帝为理由上告法院，甚至他的诗集刚出版就为反动当局所没收。
三十年代起，尤若夫的诗歌创作进入一个崭新时期。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他先后出版《打倒资本》（1931）、《外城之夜》（1932）、《熊舞》（1934）、《剧痛》（1936）等四个诗集。他不是一个关在“艺术之宫”里进行构思的诗人，对他来说，诗歌不是自我欣赏的艺术膺品，而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在《社会主义者》一诗中，他写道：“诗歌呵！你去吧！作为一个阶级战士，你要和群众一起飞去！”诗如其人，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诗人积极参加工人集会和各种实际斗争。在同一诗中，他明确提出：“打倒资本主义！权力和肉归劳动者！……”这不仅反映出广大劳动者的要求和希望，同时也给他们的斗争指明正确方向。
这时期他的诗歌题材更为广泛，同现实斗争的结合更为紧密了。他是第一个把产业工人生活作为诗歌题材的匈牙利诗人。他的著名诗篇如《外城之夜》《冬夜》、《情歌》、《城市的边缘》等，不仅把现代工人的生活环境、思想活动细腻地予以形象的描写，而且通篇活跃着工人阶级的爱憎感情，从而增添了诗歌的艺术力量。他的另外一些诗如《群众》、《跌倒的人》在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同时，直接作为宣传鼓动诗去催促工人阶级团结奋斗，争取自身彻底解放。
尤若夫继承匈牙利进步诗歌接近人民、反映时代的优秀传统，结合当时工人运动的形势和斗争需要，为诗歌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他的诗歌一方面逼真地描写二、三十年代匈牙利人民受压迫被剥削的黑暗图景，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和高涨的工人运动推动下，他在诗歌中明确指出劳动人民的斗争目标和达到自由的必经之路。他的一些爱情诗和描绘自然景物的诗歌，都能把个人的情思和对景物的叹咏，同时代、阶级斗争很好地结合起来，既没有给读者生硬的感觉，又排除了那种无病呻吟和陷于个人小天地的庸俗气息。总之，他的诗歌在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方面，都达到了匈牙利二十世纪诗歌发展的高峰。
三十年代后，德国法西斯在欧洲蹶起，尤若夫还写了一些谴责法西斯的诗篇，号召人们注视和警惕法西斯的活动和危害，不要让它得逞。
拉披帕
阿卡丹庚·拉披帕，1905年11月12日生于曼谷。泰国作家。其父系拉差布里滴列立亲王，因此其名前冠有“蒙昭”二字，意为“王子”。先后在阿萨姆、贴西林学校求学。1924年后赴英、美留学。1928年归国后在公共卫生部任职。中学时代曾创办《贴西林学习论坛》学报，并以“瓦腊沙维”笔名翻译英国小说。1929年创作长篇小说《生活的戏剧》，描写一个泰国留学生在西欧的经历，发表后引起争论。此后又发表中篇小说《明星之恋》，及《生活的戏剧》续篇《黄种人与白种人》。1931～1932年完成4部中篇小说：《世俗之路》、《妙龄时期》，《无庙之神》、《上层社会》。他属于泰国1932年改变政体前夕新文艺运动中涌现的首批浪漫主义作家，在反对封建贵族制度中表明了作者要求自由、民主和对西方文明的向往。
萨特
让一保尔·萨特（1905～1980）是法国现代最著名的存在主义代表人物，他是哲学家、戏剧家、小说家和散文家，也是十分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在今日法国的知识阶层中有一定的影响。
萨特生于巴黎，父亲是海军军官。他一岁丧父，随母亲去同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很有文化修养的外祖父给他以启蒙教育。萨特聪慧早熟，从小学业优良。他从巴斯德中学毕业后，进著名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一九二九年，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通过中学会考。此后便在中学教书。一九三三年，他作为官费生去德国进修，得以接触和钻研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学说。这对日后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回国后，他继续执教，同时从事写作，在五年左右时间里，先后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哲学著作《想象》（1936）、长篇小说《恶心》（1937）和中篇小说集《墙》等。《恶心》的发表为年轻的萨特博得了声誉。主人公罗康坦是个有足够经济收入可以过安逸生活的三十岁的单身汉。为了“证实自身存在的价值”，他埋头撰写十八世纪冒险家罗勒崩侯爵的传记；这工作使他筋疲力尽，终于半途搁笔。为排解烦恼，他去郊游。他发现自己是毫无价值地存在于人世，周围人和事的存在也都缺乏逻辑的必然性，不禁痛苦万分。“一切都毫无道理，这花园，这城市，以及我自己。一旦你认识到这一点，这会使你反胃，晕头转向，这就是‘恶心’。”存在主义哲学是从断言人世荒谬和人生虚无开始的。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由此已见端倪。就政治态度而言，正如萨特自己所说，他在三十年代是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同情法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但避免和这个运动发生具体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萨特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应召入伍，一九四○年被俘，一九四一年获释。获释后他仍然一边教书、一边写作。他一九四一年动笔、一九四三年发表的《存在与虚无》一书，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作。这种哲学认定世界是荒谬的，反对以任何方式掩盖这种情况；认为人生是虚无的，“人的出生没有道理，人的死亡没有道理”；强调“存在先于本质”：人先存在，然后再确定自身的意义；相信人生的课题就是“选择”，而这种选择是“绝对自由”的。以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问世为标志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确立，正当德国法西斯崩溃在即，饱受法西斯蹂躏的欧洲解放在望的时刻，大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传统的知识分子迫切地希望自由，而他们所要求的也只能是抽象的自由。存在主义哲学所提出的被神化了的自由的观念，迎合了他们的渴求，因而在四十年代风靡一时。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所谓个人绝对自由，把个人同社会、阶级截然割裂开来。但它不满于社会现实，这就为萨特在现实生活中向进步方面演化提供了可能性。事实上，从写作《存在与虚无》时起，萨特已经开始靠拢被迫害者的斗争事业。他从俘虏营出来后，立刻建立了一个名叫“社会主义与自由”的抗战小组。该组织解散后，他又于一九四三年参加了全国阵线的派生组织——全国作家委员会，并为法共领导下的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撰稿。一九四四年，他辞去教师职务，开始职业作家的生涯。一九四五年法国从法西斯铁蹄下获得解放后，为积极参与国际国内的社会政治生活，他创办了《现代》杂志。他在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一些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但也有攻击辩证唯物主义和所谓斯大林主义的言论。一九四八年，他又参与组织了中立主义的“民主与革命集团”，这一行动可以说是他四十年代政治演化的一个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