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因斯坦看来，开普勒、牛顿和普朗克都属于这类人物。这些人受宗教感情的驱使，终生不渝地探索自然界和思维领域的和谐秩序。我们认真地分析一下爱因斯坦的下面的自白，便可进一步理解他的宗教感情的真谛：
“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感情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的上帝，也无法想象它会有像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意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
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在我看来，人类精神愈是向前进化，就愈可以肯定地说，通向真正宗教感情的道路，不是对生和死的恐惧，也不是盲目信仰，而是对理性知识的追求。”
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首先来源于对宇宙的奥秘的向往和它的神奇规律的敬畏。他觉得科学家无论得到多么优美和谐的图像，都绝不会超出蕴藏在宇宙中的奇妙的秩序。其次，他的宇宙宗教感情还来源于对各种自然之谜的宗教式的狂热地追求。
爱因斯坦正是这样一个理性至上的宗教信徒，他说：
“我没有找到一个比‘宗教的’这个词更好的词汇来表达（我们）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信赖；实在的这种理性本质至少在一定程度是人的理性可以接近的。在这种（信赖的）感情不存在的地方，科学就退化为毫无生气的经验。”
一般潜心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人易走极端，他们往往躲进象牙之塔，回避尘世中的矛盾，沉溺于自己的狭窄的专业问题。爱因斯坦则不是这样，他既对自然有一种宗教式的感情，又对社会有一种普通人的负责感；他既要做一个献身科学的学者，又要做一个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关心人类命运的普通公民。作为科学家他要呕心沥血地去揭示宇宙的奥秘；作为普通公民他要关心并尽可参与旨在改善社会、造福人类的各项活动。虽然他痛感两者兼顾之艰难，但他仍坚持做到这一点，力求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现实生活一再告戒爱因斯坦，严酷的政治斗争，绝不会给科学家留下一块可以偏安一隅的净土，象牙之塔没有奠基之地。在纳粹党对犹太人横加迫害时期，爱因斯坦被赶出理学院，被抄家，被剥夺德国公民权，财产被没收，著作被焚毁，人身受攻击。
然而，爱因斯坦并没有向恶势力低头。当他的物理学界的好朋友劝他应对政治问题保持沉默的时候，他却明确地表示：
“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
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家所以要关心政治，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工作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科学家通过自己的劳动，可以将其精神成果转化为净化人类灵魂的清洗剂；荡涤社会****、愚昧、落后和偏见的消毒剂；激发人们勇敢地迎接未来的兴奋剂；同时，也是使人类社会从资源和环境的危机中起死回生的强心剂。一句话，科学对于提高人类社会的文明度以及使人类社会从危机中解脱出来具有重大的意义，科学家应该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这就是科学家们所应该关心的政治。
爱因斯坦一向认为，追求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为改善人类状况所做的贡献，远远胜过那些狂热的政治鼓噪和阴沉的权谋数术。但这不等于说，爱因斯坦是一个脱离现实政治生活，以科学家自居的狂妄的学者。事实上，他对社会上的专横统治和压迫，对摧残人性的野蛮行径，出于人类的良知，他大声疾呼，表示反对和愤慨。同时，他也不无遗憾地说：
“我所做的仅仅是这一点：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其实，作为一个全身心地献身于科学事业的学者，他能对社会的“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表示正当的意见和愤慨，这就很难能可贵的了，我们还强求他什么呢？要知道爱因斯坦是以科学家的身分关心政治，而不是作为政治家来关心政治。尽管如此，他本人并没有宽容自己，他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全心全意为人类解放事业而献身的革命家的马克思和列宁深表敬意，而对自己所做的“仅仅是一点”抱有歉意。
爱因斯坦对人生的评价有着独特的标准。他认为，专业知识可以使人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且还告诫青年学生：一个人如果缺乏辨别是非和善恶的能力，那么，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听别人摆弄。
最令爱因斯坦不安的是，他洞悉一切的犀利的目光看出，在科学先进而政治落后、道德沦丧的社会和时代，科学竟对人类具有悲剧的作用，而科学家也因而沦为祸及社会的悲剧角色。他惊讶地发现，科学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的四肢得以延长，将大部分体力劳动外化给机器，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和富裕；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又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伴随着工业文明的演进而险象繁生的资源匮乏和环境危机，大规模的杀伤武器的问世以及生物科学的潜在危险，使科学变成了令人担忧的邪物。
这是科学的悲剧，也是科学家的悲剧。然而，更为可悲是，一些曾在科学领域取得过辉煌成就的学者，却沦为政治狂人的鹰犬。对此，爱因斯坦是深恶痛绝的，他明确地表示，对于违背人民意志和社会公德的倒行逆施的政府，要奉行自己良心上的法律，对它的态度是不合作或罢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爱因斯坦曾向美国科学界呼吁，一定要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知识分子所犯的错误，绝不能变成屈从于反动政府意志的统治工具。
爱因斯坦是一个“言必信，信必行，行必果”的人。
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他是一个不屈从于反动势力，按“自己良心上的法律”和他的为人的法则行事的人。
在20世纪30年代，当德国国家社会党为争夺政权而进行决斗的时候，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约翰内斯·施塔克，关上了物理实验室的门，参加追随阿道夫·希特勒的“斗士”们的行列。而就在这时，爱因斯坦却庄重地声明：
“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
为了表明自己反对纳粹极权统治的政治态度，他毅然抛弃在德国的一切（也包括名利和地位），移居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