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还写下了许多政治抒情诗。大都是谴责法西斯侵略、支持各国人民正义斗争的作品，它充分体现了诗人的政治观点和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精神。著名的有《礼佛》（1937）、《非洲》（1937）、《忏侮》（1938）等。这类诗歌分别收录在《非洲集》（1937）、《边沿集》（1938）、《天灯集》（1939）、《新生集》（1940）和《生辰集》（1941）等诗集中。泰戈尔在周游列国过程中，眼界大开，胸怀更加宽广。
他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那就是“全球国家的创造”。在他看来，西方物质文明比较发达，东方精神文明博大精深，二者如能取长补短、完美结合，就会出现一个和谐统一的“大同世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就是加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为了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泰戈尔于1921年在和平之乡创办了国际大学。他选用古老的梵文诗句，作为学校的办学宗旨：“整个世界相会在一个鸟巢里。”也就是说，要让世界成为一家。也许是偶然的巧合，诗人的名字本身，就含有东西方结缘的象征意义。在孟加拉语中，泰戈尔是太阳的意思。太阳每天出自东方，落入西方，连结着东西两个世界。它驱走黑暗与严寒，给人间带来光明和温暖。所以，诗人在晚年曾自豪地说：“在我这里，东方和西方结下了友谊。我在生命中实现了我的名字的涵义。”
国际大学招收不同国家、民族和肤色的学生来校学习，并邀请东西方各国的学者和艺术家来这里讲学、研究和创作，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的汇合点和交流中心。秦戈尔十分热爱中国文化，1937年在国际大学里设立了中国学院，专门研究中国的文化艺术，先后邀请了中国学者兼作家许地山、诗人徐志摩、画家徐悲鸿、教育家陶行知等人来校讲学。学校还为中国留学生设立了奖学金。中国留学生魏风江到达国际大学时，泰戈尔亲自接见，他说：“你是从中国飞到国际大学的第一只小燕子，欢迎你在这里筑巢。”
国际大学为泰戈尔带来了崇高的荣誉，也给他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诗人不仅把自己在和平之乡的土地、房屋和其他财产全部捐献出来，而且将孟加拉文著作的版权也赠给了学校，但仍不能维持学校的开支。为拯救这所大学，泰戈尔落到了四处乞讨的狼狈境地。但只得到少得可怜的施舍，有时甚至一无所获。为了筹措经费，只得把学生训练成演员，组成演出团体，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他创作的各种节目。
晚年的泰戈尔，是在众多的社会活动、不间断的旅行访问和繁重的教育工作中度过的，是他一生中过得最充实的一段时间。但在百忙之中，始终笔耕不辍。在20多年间，他总共写出各类作品和论著72部。由于诗人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他的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学视野更加宽广，思想倾向越来越鲜明，而且充满了政治激情。为了反映这个数变的时代，泰戈尔广泛采用了散文诗、自由体诗的形式，散文和政论文也急剧增加。
戏剧创作取得了显著成就。泰戈尔堪称印度的戏剧大师。从童年到老年，他经常粉墨登场，演出自己的剧本。他的剧作几乎涉及到所有的戏剧门类，并创造了音乐、舞蹈、诗歌浑然一体的戏剧形式。在他众多的剧作中，有一半是在后期创作的。其中最优秀的剧作是《自由的瀑布》（1922）和《红色夹竹桃》（1926）。
暮云上绽开霞光的花蕊
1936年2月，泰戈尔在加尔各答作了三次有关教育问题的讲演之后，就着手把自己早年的剧本《齐德拉》改编为歌剧，并亲自指导排练。此剧在加尔各答的上演赢得了赞誉。诗人接着带领剧团访问北印度，作巡回演出。当剧团抵达首都德里时，市政府提出为泰戈尔举行市民欢迎大会，可是英帝国的行政长官竟然驳回了该项建议。恰巧此时也在德里的圣雄甘地，目睹年老体弱的诗人为给自己的大学筹款如此艰辛地巡回演出，感到万分不安，于是他捐款6万卢比给桑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对此泰戈尔非常感激。
从德里归来之后，泰戈尔担任了加尔各答群众大会主席，在10月2日，为庆祝圣雄甘地的诞生日，他组织桑地尼克坦神庙的特别祈祷。这之后，他埋头将以前的一首诗作《报答》改编为歌舞剧《夏玛》，并在当月下旬亲自参加了该剧在加尔各答的演出。
这一年泰戈尔出版了两部散文诗集——《叶状器皿》和《沙摩里》。前者的题名意即以树叶作为杯盘，后者则指对大地的赞颂。值得一提的是前者之中的《非洲》一诗，在这首诗中，诗人愤怒谴责了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
1937年9月10日傍晚，年已75岁的诗人在椅子上休息时，突然不省人事，昏迷了两昼夜才渐渐苏醒。后来，他把这种知觉的中断和恢复的感受，写成一首诗，后把它收入第二年出版的诗集《边沿集》中。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曾经历过一次大战的诗人，看到人类的悲剧再次上演，感到异常的悲痛。这一年圣诞节，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对战争狂人的愤恨和谴责。
1940年2月，圣雄甘地夫妇来到桑地尼克坦拜访诗人，泰戈尔在和平之乡宜人的芒果林里热烈地欢迎他们。诗人在致辞时向甘地表达了崇高的敬意：“我把您作为我们自己的人，属于全人类的人来欢迎您。”这是甘地与泰戈尔的最后一次会晤，双方都感到十分愉快。
这一年的5月，在喜马拉雅山的蒙铺，泰戈尔在梅特丽娜·黛维夫人家里，最后一次参加了自己生日的庆祝会。
泰戈尔很高兴，当天下午写了三首题为《生命》的诗。其中的最后一首诗说，“下午，山民来了被邀请参加诞辰宴乐。一个接一个他们献给我花束带着自己的祝贺。……这是我的生日的圆满实现在这一天星星遮蔽了辽阔的天空在日月星辰的财富中难道这无与伦比的光荣在别处出现过？”这在泰戈尔可以说是新的思想境界。可惜第二天他又接到侄儿苏伦去世的消息，当天晚上他又写了一首题为《死亡》的诗，与三首生日诗一起送给杂志。
同年8月7日，英国牛津大学授予泰戈尔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在桑地尼克坦举行。9月，泰戈尔在喜马拉雅山的噶林堡休养时，突然爆发前列腺炎，到加尔各答治疗近两个月才返回桑地尼克坦，但已经不能再自由走动。泰戈尔躺在病床上回忆、思考和想象，然后奋笔疾书。这一年，他出版了《新生》集、《唢呐》集和《病榻》集三部诗集。
在《新生》集里面出现了一些颇为独物质的意象，不过借此表现的还是泰戈尔自己的心绪。如1939年3月10日写成的一首诗，描写一只歇在书架上的蝴蝶，默默地注视着书架上的诗集，“诗集中蕴含的真理在它的眼里并非颠扑不破，而是一片螟色”，因为“欲望之外的它不知不晓”。其实诗人描写这只蝴蝶只为引出自己。所以诗歌接着说：“心灵在我的宅第自觉地筛选着真理。不能认识的暂且更变为它周遭的虚幻。它时时在探索世间究竟有些什么。那知其不知的人，此刻，也许是它的里邻，也许栖于我悟性疆界之外的内心世界的形象殿宇。只是我迄今未看见照耀他华屋的光焰。”由此可见，泰戈尔毕生创作的诗歌，都是探索真理和追求真理的。而1940年3月28日写成的一首诗，则直写“生命是一列夜车，向彼岸行进，风驰电掣——车内装满酣睡”，“夜车隆隆行进天穹下片刻不停。昏睡的愚蒙期待着昏睡心灵的黎明”。泰戈尔念念不忘的，始终是人民的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