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情感表达的进化
动物的情感表达方式有悠久的进化历史。
20世纪70年代，两位情感科学家，Paul Eklman和Carroll Izard经过分别的研究，证实了达尔文关于情感的进化理论：在人类的不同种族中，面部 表情都是相同的。所有的人在高兴时，都会使嘴巴的两角上翘；所有人在吃惊时都会睁大眼睛。
Eklman观察了在新几内亚获得的关于原始部落人的10万英尺的电影胶卷，他证明，新几内亚的原始人与美国现代人的面部表情完全相同。他也证明，原始人对于他人面部表情的认识，也与现代美国人相同，他们同样能辨认别人的高兴、愤怒、恐惧等表情。
Eklman的工作表明，面部表情构成人类的一个复杂而精致的交流系统。人类通过面部表情获知他人的内在心理。
人类的面部表情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也就是说，它是系统发育的产物。Eklman绘制出猴子的面部表情：愤怒、恐惧与喜欢。它们与人类的表情十分相似。
动物有表情，是否说明动物有感情呢？当代一些情感科学家承认：动物是有感情的。
人们对于家中的狗或猫，以及它们对主人的感情表达一般是熟悉的。从现代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来看，情感主要是中LB（边缘系统脑）所控制，而LB是从哺乳动物就开始形成的。因此，哺乳动物具有初级的情感生活是可以理解的。
四、脑的构成与情感
从人脑的组成方面来认识情感的形成，已经在科学研究中有较多的进步。
前一章已经介绍，人脑是三位一体的，由三个亚脑组成，即：爬行动物脑（RB）、边缘系统脑（LB）与新皮层系统脑（NB）。
人的各种情感活动（高兴、愤怒、恐惧、相爱等），主要是由边缘系统脑（LB）所控制。而新皮层系统脑（NB）对于情感的交流是有重要作用的。
新皮层系统脑，控制着人的抽象思维，因此而产生语言。语言就是由一连串的抽象信号所组成。虽然情感由边缘系统脑（LB）所控制，但情感如果要通过语言来表达，又需要有新皮层系统脑（NB）的控制。
现代神经科学已经阐明，新皮层系统脑（NB）有左叶与右叶的分工。
新皮层系统脑（NB）的左叶，管辖着语言功能。在新皮层系统脑的左叶，存在两个语目中心，一是韦尼克区（Wennick’s area），一是布洛卡区（Broca’s area）。
韦尼克区将内在的含糊心思翻译成有一定意义的思想；而布洛卡区将思想翻译成一串字或词。韦尼克区受损后，听不懂别人对他说什么，但他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相反，布洛卡区受损者，不能够讲话，但他能理解他人的话。
新皮层系统脑的右叶，具有上述两个区的镜像区（mirror-image areas），而它们执行的是语言的情感内容。这两个区如果受损，就成为语言沟通障碍症（aprosodia）。人们就不能感受别人语言中的情感成分。
语言的语句是相同的，而其语调（prosody）不同，可能导致它的意思往往会很不相同。在语言中表达或辨认情感，是新皮层系统脑的右叶的功能。
从人脑的组成中，也可以理解，虽然人的情感主要受边缘系统脑（LB）所控制，但是情感的表达与感受都受新皮层系统脑（NB）的控制。
人类有高度发达的新皮层系统脑，这样的生理结构，使人类不仅有高度的理智与认知能力，并且是人类有比其他哺乳动物高得多的情感交流能力。
五、关于边缘系统共鸣（Limbic resonance）与调节（Limbic regulation）
婴儿是世界上最值得研究的无认知能力的哺乳动物。婴儿虽然没有认知能力，却有丰富的情感表达与辨认能力。婴儿对于母亲的面部表情能清楚地识别。婴儿对不熟悉的面孔或物件，往往会用更长时间来注视。婴儿对他母亲容貌与表情的感受是非常细致的，如果母亲的形象是在录像中，而不是真实的，会使他失望。
人的边缘系统脑（LB）是一种社会性的感受系统。人与人之间都会形成边缘系统的共鸣与调节。边缘系统共鸣使人类乐意与家人相处，乐意与朋友相处，使人类非常乐意与所爱的人相处。边缘系统的调节使人与人之间善于相处，缓解彼此的不和谐，促进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
边缘系统的共鸣与调节是人类之爱在神经系统中的生理基础。我们在人类生活的许多场合，如在节日时，人群的群体歌舞、朋友间的聚会、家庭的欢聚、情人的拥抱中，都会感受到这一人类的本性——边缘系统的共鸣与调节。
亲密关系的生理基础
人类的爱是人与人（或物）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在高等哺乳动物中就存在，而在人类，表现得更突出。
究竟这种亲密关系对于动物与人有什么意义？它们的生理基础是什么？它们在人脑的神经机能上有什么依托？这是本章要讨论的问题。
一、并非所有动物都有亲密关系
并不是所有动物都存在着个体间的亲密关系，事实上，大多数动物并没有这种关系。
同类相食动物（cannibalism），亲代吃食子代，从中得到营养。热带鱼往往吞食幼鱼。幼小鳄鱼的90%，都被成年鳄鱼捕食。
从大多数动物这种同类相食的习性来看，人类（包括某些高等动物），在亲子之间的细心关爱，是值得我们惊奇的。这与它们脑中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的发育有关。
二、亲密关系对于婴儿生存的重要性
关于婴儿需要母亲关爱的问题，历史上有过几个著名的实验。
13世纪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想知道人类天生的语言是什么。他养育了一群儿童，不让他们的母亲与护士与他们说话，目的是想知道他们究竟会说什么语言，是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还是阿拉伯语？然而，孩子们在开口说任何语言之前，就死亡了。皇帝的实验表明：如果没有人对他们拍手、亲热、鼓励，孩子们就不能够活下来。
800年后即1940年，一个精神分析学家，Rene Spitz，描述了一群孤儿的遭遇。他们离开了母亲，生活在孤儿院中，饮食与衣着都很好，保持着温暖与清洁。但为防止病菌感染，没有人与他们玩耍和接近。Spize发现，孩子们普遍地体重减轻，变得退缩与病态。当时麻症流行，孤儿院外的儿童死亡率是0.5%，而孤儿院内的儿童死亡率高于75%。Spize又一次证明了：缺乏关爱、说话、玩耍等，对婴儿是致命的。
1950年，英国精神分析学家John Bowley，提出了关爱理论（attachment theory）。该理论指出，婴儿天生具有一种大脑系统，该系统依靠与母亲建立情感联系而感到安全。依靠这种联系，当婴儿受惊吓或受痛苦时，婴儿会寻找母亲的保护。
Bowley的学说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弗洛伊德学说与行为主义学说是不相容的，因此受到攻击。
但是后来的许多观察与实验证明，Bowley的学说是正确的。Bowley的学说，对于理解母爱是重要的。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可以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各方面的亲密关系（伴侣间的、家庭间的，朋友间的，社会间的）对于人类生活都有重要意义。
三、不同母爱对于儿童成长的影响
母亲的关爱不仅影响婴儿的生存率，并且对儿童成长后的个性也有明显影响。
20世纪80年代，发育心理学家Mary Ainsworth证明，不同的母爱培养出的孩子具有不同的个性。
她将母亲分为三类：一类母亲对孩子十分负责、关怀、温柔；二类母亲对待孩子冷淡、严厉；三类母亲对待孩子不专心，态度多变。
她观察的结果是：一类母亲的孩子将母亲看成是探索世界的安全港。当母亲离开他时，他就烦恼；而当母亲回到他身边时，他表现得特别高兴。
二类母亲的孩子，在母亲离开时，他并不在意；母亲回来时，他也不太留意。他偏向一种回避危险的性格。
三类母亲的孩子，表现出一种意志不定的性格。母亲在时，他依附母亲；母亲离开时，他会恸哭。
当他们长大后，不同的母爱养育的孩子会有不同的个性。
一类母亲的孩子，往往是乐观快乐的，欢喜社交活动，有竞争性；对他人有同情心，有较强的自主性。
二类母亲的孩子，往往变成难与人接近、沟通，对权威者有抗拒心；受到伤害时，不要求别人的安慰；喜欢侵扰其他孩子。
三类母亲的孩子往往比较胆小怕事，缺乏信心；渴望别人的关注与帮助。Ainsworth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母亲与孩子的相处关系的重要性。在婴儿时期的热忱而温柔的母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
四、爱与情感的生理学基础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会对人体的许多生理指标产生影响。
20世纪60—8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发育心理生物学系的系主任和教授Myron Hofer，通过对动物（如鼠）与人的研究，指出人（与哺乳动物）的情感会直接影响许多生理指标的变化。
人的情感变化会直接导致一系列生理指标的变化。因此可以理解，人类的爱，不仅是心理或精神性的活动，也会伴随许多生理活动。
理性的人类之爱有利于身体健康，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当然，偏激的爱，如男女青年之间的过分迷恋，或沉浸于失恋情绪，也会有害于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