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陪得白血病的同事到北京复查，向其他患者展示移植效果，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精神鼓舞，增强了他们做干细胞移植的信心。
但我知道，其他人做这个手术效果就不一定会这么好。当我们拿到诊断书，知道所患白血病是最严重的一种，就没抱丝毫侥幸心理，仅仅做了一个疗程的化疗，就进入干细胞移植阶段，捐款和移植手术同步进行，持续整个医疗过程。这与其他病人反复做化疗，在体能几乎消耗殆尽时做移植，效果怎能一样呢？所以医生称我们是最好的病人。
我不因为自己谈中医就自认是保守派，我究竟是一个保守派还是一个激进派不完全由我的生物性存在决定，还要由我的社会存在决定。如果早生100年，我也会像胡适他们一样为西医鼓与呼。当事物偏差到某个临界点时，总会有人适时地挺身而出发出呐喊，我称这是人类的自我纠偏能力。
每当我不得不把自己交给西医朋友时，我也能做到像梁启超那样即便出了医疗事故也无怨无悔。我的西医朋友对我用他们不疑的态度大为赞赏。因为我知道，中医也好，西医也罢，往前走的路也多是摸索的，谈不上什么对错。治标也好，治本也好，哪头急就先治那，中医也不排斥治标，锅要是沸溢了，先浇点凉水再去抽薪也是通常做法。既然我选用西医就是去治标的，怎可以指责人家不治本？有人嘲笑中医也上西医院看病，却不知在医闹和打医疗官司的人中找不到中医人。
母亲到西医院看病也是一个好病人。在瘫痪的三年中，她采用的就是标本兼治的方法。母亲订有中西医杂志，有西医朋友，她和西医朋友商量治疗办法，也听任他们用西医方法医治。母亲吃着中药，静脉注射着“葡萄糖酸钙”等西药，还曾经和我研究怎么能补点铁，我说铁的成分像熬药那样肯定是熬不出来的。
自始至终我对科学技术像我父亲一样热衷，态度比西方人还激进。
比如，对许多国家通过立法限制克隆人的研究我就不赞成，科学发展是谁能阻挡得了的么？限制克隆人研究对生命科学的整体发展都有影响，在与社会发展和谐的前提下我希望科学发展得快些。
我向朋友的儿子描述我少年时组装“矿石收音机”时说：“那是一块真矿石啊！”朋友是教语文的，说我有语病：“你前面已经说是矿石收音机，再说真矿石就多余了。”我说我想强调科学发展的速度之快，如今的孩子见惯了集成块，怎么能想象电子“产品”里会有偌大一块矿石呢？看着现在的孩子组装电脑只需把插件像积木似的一顿插就成，羡慕得我什么似的。想当年在组装了五管、七管收音机后，我野心勃勃地要自己装电视，腋下夹一块“万能表”去找物理老师，请他帮我测试挑选一个显像管。老师跳着脚说手工缠绕的偏转线圈根本不能用。我说，我可以缠得和机器缠的一样好。老师说手工进行电视微调是不可想象的，几个月也调不下来。我说我已做好了调一年的准备……老师看劝阻不了我，干脆半路逃跑了。我想，科学之所以有今天的大好局面不正是因为早年有像我这样一批热血青年全偏到科学一边去了吗？通过奶奶和母亲的描述，我知道中国早期的西医是一批品学兼优的人。西医对中医造成冲击的不仅仅是医术，更是充满朝气具有热情的人。正是青年人矫枉过正的热情投入形成了历史摇摆式前进。
按中医的观点这药有偏性，人有偏性，社会发展也有偏性。“五运六气”所展现的物候就是在不足和太过之间偏摆的。如果说五四时期社会发展需要中国向西方文明偏摆的话，那么现在恰恰需要向东方文明回偏一下才好向前发展。
科学的偏性如今在一位科学家那里表现得很典型，他给中西医打分，西医打90分，中医打10分。这种打分的方式很明晰，符合人的求真愿望。可当我试着把这种分组打分的方法扩展开来，给牛刀和鸡刀打分，给飞机和火车打分，给美国和中国打分，给科学家和我打分时，“分”的明晰性不仅消失了，还引发了我思维上的混乱和情绪上的不满。试想如果我是被打十分的火车，我会不会提出让飞机运载煤炭和钢铁的要求？我会不会产生恨火车无翅，看飞机眼红，不安心工作，消极怠工等不良情绪？本来我可以做个快乐火车，只因这一评分方式就把我的积极性全弄没了。
认为可以像打分那样对事物进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严格确认，不承认有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不给人的主观能动性留有余地，一旦形成这样的“科学态度”后，拿到癌症诊断书时就会问医生还剩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们相信科学的准确性。可量子力学发现：由于总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不可能完全精确地预言事件。这就是说，科学也如算命先生一样不可能料事如神。就像看上去败局已定的一局围棋，在靠一小块不确定苟延残喘；就像红军被赶进草地，革命进入死亡倒计时；就像中医被一再宣布灭亡，排除在主流医学之外。而人们所说的百分之一的希望正是这一点点不确定，而这也正是四两拨千斤的支点，对这百分之一的不确定做百分之百的努力，正是人的能动性这一价值所在。一旦我们能用好这一点点不确定，就如同红军走出草地、死棋变活、扭转乾坤的情况也就出现了。如果抱定确定的科学态度，放弃对百分之一希望的努力，那人生还有什么色彩，这样的人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在有不确定情况存在的时候我们的确认怎么会是科学态度呢？
没有西医的冲击我们不会深入思考“中医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这个问题。而对西医的反思也得是在科学发展一段时间之后才有可能。中西医相互为试金石，中西医都不可能绕过自己的“劫数”。“劫数”在中国思维中不一定是走向灭亡，多是取真经时必须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
小时候受到惊吓时，母亲会把手插入我头发中抚弄说：“摸摸毛，不吓，不吓……”我往往就定下神来。这种安慰小孩子的方法被一代代地沿用下来。我是这样哄女儿的，将来也这么哄外孙子。这种用在孩子身上的“哄”法，人们认为对成人不适用，更不会承认这也是一种医疗方法。
一个年轻人最近睡眠不好，我让他母亲“哄哄”
他，因为他刚刚参与了一次死刑执行，我认为他内在受了惊吓，为此，年轻人笑我缺乏理性。首先，他不承认自己受了惊吓，这有他的沉着、镇静为证。再者，便是受了惊吓，他又不是小孩子，妈妈哄哄就能哄好？不管这个年轻人怎么认为，他母亲完全接受我的建议。
一位朋友，四十多岁了，路遇一起交通事故，他很有效率地报警、救人，表现得十分出色。事后，他病了，厌食、无力、失眠……到医院检查没有查出问题，吃药、打针也不见效。看他一脸倦容、打不起精神的样子他妻子很着急，认定他得了大病没有被检查出来，领着他到各医院查来查去，弄得他很有精神压力。一天，他乡下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来看他。母亲一见他就问：“你鼻梁发青，受什么惊吓了？”他和妻子都觉得好笑，一个成年人，便是遇到和处理一些非常事件也是很正常的事，有理性的支撑，怎么可能受到惊吓呢？可他母亲坚持说他受了惊吓，得叫叫魂。于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屋外像他小时候喊他回来吃饭那样呼唤他的名子，又像对待小孩子一样捋着他的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