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交往中，周巍峙被总理的人格力量征服了，最终形成一种无言的、超越时空的心灵默契，当周巍峙一听到他谱写的歌曲在向阳湖响起，一下子就能想到总理。
1942年，当听说臧克家老家只有一个继母，一个妹妹，还带着他的两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的时候，周恩来专门让当地政府给臧家里送去优待粮，而这件事情直到解放后臧克家回到老家才知道。
不仅对解放前就跟随他的周巍峙，不仅对解放前就在党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的臧克家如此关心，对从国外回来的冰心和萧乾，对党外人士沈从文，他都一视同仁地尊重和爱护。1958年，冰心的丈夫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冰心感到十分委屈和沉闷，这时，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她接到西花厅，冰心如同见了亲人一样，把一腔冤愤都倾吐了出来！总理夫妇安慰她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及时的接见和贴心的安慰，让冰心终身难忘。建国后，在沈从文十处低调的情况下，总理多次接见他，与他亲切交谈，不断鼓励他，让沈从文感念不已。当萧乾被打为“右派”的时候，总理却有意在他人面前抬高萧乾的地位，给了萧乾莫大的精神抚慰。
除去对个体的关注，总理更是把眼光投向更大的文化人群体。1956年，他提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普遍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待遇。1962年，当了解到知识分子们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称号不满的时候，专门作了《知识分子问题》工作报告，承认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第一次正式为知识分子们“脱帽加冕”。
可是，一场针对文化的浩劫，把知识分子们打入了精神的最底层，总理心急如焚，直到文化部六千人集体下放到了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总理能做的，只是尽己所能。人在北京，情系向阳湖，是总理当时真实的心理写照。
1970年冬，总理对人谈起电影《打击侵略者》，又问及其中插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作曲者周巍峙的近况，他通过这种方式侧面保护周巍峙。1970年，为了《黄河大合唱》歌词被修改一事，总理生气地说：“就是要改，也应该由光年自己来改！”下面的人立刻汇报，张正在向阳湖干校劳动，周总理马上说：“可以让他回来嘛！”一次，总理对文化部的当权者突然问起：“李琦（原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还在咸宁劳动？他现在的血压是多少？” 他更不止一次态度坚决地问：“周巍峙有什么问题？他写的《志愿军战歌》很有影响嘛！”
咸宁向阳湖，这个本名不见经传的地名，多少次被总理问及，多少次随总理出现在各种场合。
1987年，司徒慧敏去世前，最后见的一个人就是周总理当年的秘书。因为在司徒的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总是总理在帮助着他，在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刻，他心中想起的是敬爱的周总理。而人们在分析司徒慧敏缘的高尚人格时，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司徒一直在以周恩来为做人的榜样！
更有人在采访周巍峙后写道：“我们发现，在他的身上，似乎发生过潜移默化的精神传承，这种传承是靠高尚的人格影响之力完成的，这样我们就不会诧异，为什么许多人在某些方面评价周巍峙的语言与周巍峙评价周恩来总理的语言那么相似。”
而据邓颖超回忆，在“文革”中，每当总理感到十分痛苦的时候，他就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王昆、郭兰英等歌唱家的唱片。
而总理本人一直还有个梦想，就是在晚年写一部长篇小说，上台演一演戏。
敬爱的总理，他其实就是个走上政坛的文化人，他与文化人交流的那种默契，已经超越了语言的表白，超越了眼神的传递，形成了心灵的交融与共鸣，哪怕远隔千里，也可以感受得到。哪怕他已不在人世，我们也可以从其他文化人的言而行中找到他的影子。
蔚为壮观的画卷
有人分析，在“文革”中，周恩来有多种道路可以选择。如唯命是从、公开抗争、随波逐流、少做工作、退避三舍、舍身忘我。
纵观中国历史，不少人选择了前5种，其中以退避三舍著书立说者最多。伟大的《资治通鉴》不就是司马光退出政治漩涡中完成的吗？对本身就有着著书理想的周恩来而言，如果他选择这条路，他也会留下一笔保贵的精神财富。可是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最难走的最后一条路，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自己也承认：“文革”至少让他少活了十年！
他的付出是有价值的！
他没有写成一部书，可是，由他解放的文化人写成了百部书、千部书；他没能演一场戏，可是，受他保护的文化人演了百部戏、千部戏！祖国文化事业的山花烂漫里，总理是功不可没的护花人。他放弃的是一枝独秀，收获的却是满园春色。
即便在向阳湖期间，沈从文也从来不忍心浪费掉一点时间，他千方百计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巨著回忆与撰写资料，因为早在1963年，总理就亲自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他要给总理一个交待。参加完总理遗体告别仪式回来后，沈从文说：“一定要尽力搞好，不然对不住周总理。”尽管这部书问世的时候，总理已不在人世，但是，这部书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沈从文可以长长舒一口气，因为他可以告慰总理的在天之灵了！
王冶秋恢复工作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周总理亲自布置的重新开放故宫任务。“文革”开始后，为保护起见，故宫博物院被迫关闭数年，在国际上引起不少负面影响。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故宫顺利开放，一开放便迎来盛况，每日参观者4万之众，新修改的《故宫简介》日售量达7500册。古老的故宫，让人们在“样板戏”的垄断中，品味出了真正的文化。
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开始了在北京的秘密访问，王冶秋陪着基辛格一起走过故宫金碧辉煌的大殿、玲珑雅致的花园，中华文化的博大深深吸引了客人。第二年，王冶秋再度陪同访华的尼克松总统参观故宫。至此，故宫博物院重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
其后，几乎与小球推大球的“乒乓外交”同步，一场轰轰烈烈的“文物外交”悄然启动。从向阳湖归来的文化人肩负起了这一重大历史使命。1972年7月， 在王冶秋的安排下，从向阳湖回京的耿宝昌独自一人押载着500多件文物，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的光荣历程，历尽千难万险，他成功完成了中国文物在法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出，参观总人数达到657.5万人次。在一批批稀世珍宝面前，国外逐步从“文革”中关于中国负面报道的梦魇中醒来，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和中国的文化。此后，这批文博专家又先后参加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山东银雀山汉墓发掘的科研与保护工作。多少年以后，当年参加马王堆发掘的罗哲文还颇为自豪：“1973年中日恢复邦交，田中角荣访华的时候，周总理送给他的国礼，就是我翻拍的马王堆帛画！”
向阳湖文博人，用他们满腔的热情与卓有成效的工作，回报了总理的厚爱！
从向阳湖回到北京的周巍峙到底有多繁忙我们不可形容，但是，从几本厚厚的文集中，我们读到的是“文革”后他关于戏曲、杂技、文学、革命文化史料、文艺集成志书、舞蹈、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群众文化活动、音乐等方方面面工作的讲话稿、序言、论文，多达333篇。退休之后，为抢救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他又主持开展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戏曲、舞蹈、文学、曲艺等各学科的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统称为“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共计三百卷，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精神文明与文化建设的一大伟业，可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他从向阳湖回京后，主编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几大巨著，在这项功德无量的浩大的文化工程中，我们看到，仅《周恩来传》就达152万字，全书开创了传记体书籍的新文风，邓颖超读了初稿后认为写得很好，特别表示对文风很满意。
离开向阳湖后，陈羽纶先生以61岁的年龄创办《英语世界》杂志，为了把杂志办好，他经常熬夜到凌晨两点。为勉励自己，他给书斋取名“忘年宅”。功夫不负有心人，杂志从开始时的发行2万份一直跃到30万份，成为中国学子和英语爱好者学习英语的首选杂志。
从向阳湖回到北京的作家兼翻译家萧乾，在自家的门上贴着两张字条，一条是“本人工作及健康情况均不宜聊大天”，另一条是“年迈多病，仍赶任务，题词作序，一概谢绝”。其争分夺秒做学问的精神可见一斑。
回到北京后，冰心着手翻译了《六次危机》、《世界史》等作品，其后，又以焕发青春的激情写下《三寄小读者》，翻译诗集《燃灯者》，终因劳累过度突患脑血栓。在骨头里钉上钢钉的情况下，老人发出了“生命从八十岁开始”的豪言壮语，年近九旬时还陆续发表文章。
女出版家杨瑾，从向阳湖回北京办《文物》杂志，在海外发行量巨大。1989年又担任文物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所出图书多次获国内、国际大奖。
史学家史树青回京后则写下《祖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瑰宝》、《楼兰文书残纸》、《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中国文物精华大全》等一系列著作。
总之，在文化出版领域，在书画艺术领域，在北京焕发了青春的活力，在中国大地、在世界领域开放着中国文化之花，光彩夺目。
我想起邓颖超写的一篇《从西花厅的海棠花忆起》，文中说： “当你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了解你。你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藏在你的心里，跟你一起走了……祖国的今天，正在开着改革开放之花，越开越好、越大、越茁壮。”而文化事业，也正是这百花丛中极为夺目的一朵，正在告慰着总理的在天之灵。
